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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7日，康克清同志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少年时期，她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
大革命失败后，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于1928年9月和近百名赤卫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历尽艰辛。长征途中，她与朱德同志一起同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7年，康克清同志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克清同志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在长期的妇女工作领导岗位上，她一贯坚持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她重视妇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强调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她十分关心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1979年亲自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特别关心基层和贫困地区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妇联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强调把妇女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还为增进我国与各国妇女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曾代表我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康克清同志一贯重视儿童工作。她曾发起建立延安第二保育院，为战区难童和革命者后代的成长呕心沥血。建国后，她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儿童健康成长。
康克清同志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她为加强人民政协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六届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康克清同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党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康克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逝世，终年81岁。
朱德的第五位妻子是江西姑娘康克清。
康克清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说：“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着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凡，平凡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个像农民一样的军人最终成了康克清的丈夫，他们携手走过了47年的婚姻历程，坚韧而执著。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没有上过学。上井冈山时，康克清还不识字。参加红军以后，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朱德那里登门求教。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
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1929年3月，43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在长汀辛耕别墅与18岁的女战士
康克清在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时曾说：
“1939年冬天，朱老总五十三岁寿辰。记得我给他写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
新华社记者撰写的《康克清临终时刻》一文片段：
弥留之际，康克清对围在身边的子孙们断断续续地说：“这次，我可能拖不过去了……你们要好好地、太平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
这时，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眶。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住进了医院，病因是感冒、发烧。可是，她坚持不住院，因为她心里惦记着许多工作： 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医生的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只住两天就出院，然而病魔无情，没料到这一住就再没能回来。
3月初，一些领导同志去看她，她还特别提起即将召开的政协常委会和大会。大家劝她静心养病，可她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康克清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想来看她，她对秘书说：“我是个闲人，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可她心里却总是装着别人。
1991年，康克清到广州住了四个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大夫张碧梧一直陪着她。后来，康克清送给她一床被套。这次住院，康克清得知张大夫有两个儿子，又特意请人买来一床被套带到广州，并捎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两个儿子。现在补上一床，请收下。” 康克清对身边的同志说：“张大夫是个好人，该做的工作她都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去做了，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
4月初，清明节快到了，病榻上的康克清更加思念她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朱德同志。从1976年朱德同志病逝至今，每个清明节，她都带领儿孙到八宝山去祭扫，即使在外地，她也要赶回来。这次她实在去不了了，儿孙们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老总的一片深情来到了八宝山。朱老总逝世16年来，她未能亲自去扫墓，
这是第一次，也成了最后一次。
1992年4月10日中午，康克清突然呼吸困难，双唇颤动，血压下降，医生立即进行抢救。她的一个孙子贴着她的耳朵问：“奶奶，我们是不是把您的骨灰和爷爷的放在一起？”她点了点头。“其它的事由组织来安排，是吗？”她又点了点头。
1992年4月22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儿童工作的开拓者康克清同志永远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康克清同志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这正如她的一生——坚定、质朴，而又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