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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顶位于显通寺后的灵鹫峰上，传说为文殊菩萨居住之处，又名文殊寺，也称真容院。寺前一百零八级石阶，向上迎面是一座木牌坊，上书“灵峰胜境”四个大字。佛家认为，人有一百零八（种）烦恼，解脱烦恼之道称为“法门”。寺前的每一级台阶就象征着一个“法门”，踏上一级台阶，就意味着解脱一种烦恼，石阶尽处就是超凡脱俗的佛土。菩萨顶主要殿宇，都用黄、绿、蓝三彩琉璃瓦覆盖。康熙御制碑，立于前院之中。乾隆御碑，矗立在东院，为方形巨石雕成，碑身高达六米，四面各宽一米，碑文分别用汉、蒙、满、藏四种文字镌刻，是五台山最高大的石碑。
全寺建筑大体上可以分为前院、中院、后院三个部分。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文殊殿等。两旁，对称地排列着钟楼、鼓楼、禅院等。主殿居中，高大雄伟；配殿位居两侧，左右对称。全寺建筑的布局不但中心突出，而且壮观恢宏，加之红柱红墙，金色琉璃瓦，更显得金碧辉煌，富贵豪华。其形态，其气魄，一点也不逊于皇家宫室，真是一派佛国仙境的景象。
菩萨顶各主要大殿的布置和雕塑，具有浓烈的藏传佛教色彩。面阔七间的大雄宝殿内，后部供着毗卢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前面则供着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像。文殊殿内的文殊像，与一般佛教寺庙（青庙）内的文殊菩萨像不同，它是按藏传佛教的经典规定制作的；头取旁观势，腰取扭动势，发取散披式，同时身挂璎珞，显得特别活泼、生动。两侧墙壁上，还挂着唐卡——绘在布上的藏画。另外，大雄宝殿、文殊殿的柱头上，还挂着桃形小匾，上写梵文咒语。这些，都是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装饰中所独有的。
到达台怀镇后，步行前往即可。
包含在五台山风景区通票中。
菩萨顶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称“大文殊院”。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僧人法云重建，称“真容院”。宋景德年间，真宗敕建，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明永乐年间，真容院“敕改建大文殊寺”。明朝以后至今，一直沿称“大文殊寺”（又称“菩萨顶”）。菩萨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将其改为喇嘛庙。此後，康熙皇帝又赐菩萨顶大咧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其中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统统向其进贡。这是清廷以黄教怀柔蒙古、西藏的重要政策。清朝皇帝、蒙古诸王公、西藏喇嘛也每每朝礼五台，一般都住菩萨顶，从而树立了菩窿顶在五台黄庙中的统领地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康熙皇帝敕命“改覆本寺大殿琉璃黄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只有皇家建筑才能覆盖黄琉璃瓦。菩萨顶覆盖黄琉璃瓦，反映其地位之崇高，此外，为保护这座具有特殊地位的寺庙，康熙又敕命“於菩萨顶前後山门设官永镇，把总（正七品武官）一员，马兵10名，步兵30名，守护香火供器”。在清朝，五台山的喇嘛教事务，除镇海寺等6所黄庙归章嘉呼图克图管辖外，绝大多数喇嘛寺则归驻节菩萨顶的扎萨克大喇嘛统率。
菩萨顶寺院参照皇制式营造，殿宇上覆盖黄绿蓝三色琉璃瓦，金碧辉煌，雄冠五台。全寺占地9100多平方米，有殿堂楼房110多间，布局结构紧凑而有变化。北宋时重修，并铸铜质文殊像一万尊，供奉在寺内。南宋时改建，并将此寺易名为大文殊寺。明朝永乐初年，始有菩萨顶的称谓。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又对该寺进行了重修。到了清代，由于皇帝崇信藏传佛教，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遂将菩萨顶由青庙（和尚庙）改为黄庙（喇嘛庙），并从北京派去了住持喇嘛。清康熙年间，又敕令重修菩萨顶，并向该寺授“番汉提督印”。从此，按照清王朝的规定，菩萨顶的主要殿宇铺上了表示尊贵的黄色琉璃瓦，山门前的牌楼也修成了四柱七楼的形式。自此以后，菩萨顶成了清朝皇室的庙宇。康熙皇帝先后到菩萨项朝拜了五次，乾隆皇帝朝拜了六次。菩萨顶山门外水牌楼上的“灵峰胜境”，文殊殿前石碑坊上的“五台圣境”，是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菩萨顶东禅院内两座高三米、宽一米的四楞碑上，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碑文，则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菩萨顶的极盛时期是在清代。清顺治十三年将这里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康熙皇帝曾赐菩萨顶大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其中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统统向大喇嘛进贡。其中原因，据说与康熙皇帝在五台山的一段风流韵事有关。康熙皇帝有一次游五台山，路过营坊街，见一名叫梅枝的民女正在碾米，长得象梅花一样俊俏，康熙夜宿皇城（在五台山专为之修建的皇宫），情动于衷，吟咏成诗一首：“骑骏马，过皇庄，遇一女子碾黄梁。玉指杆头托，金莲裙底忙。轻起笤，慢簸扬，回道辄步整容妆。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指娥眉柳带霜。可惜这般风流女，嫁与谁家田舍郎？”康熙诗稿置于书案之上，内侍太监发现，猜知帝意，夜访梅枝，召宿皇城。后来梅枝怀孕生子，被康熙接到他处，抚能长大后送到菩萨顶出了家，敕封大喇嘛，赐予提督印等特权，称“当朝一品”。梅枝亦被封为妃子，住在菩萨顶下的妃子寺。受封的大喇嘛死后，续代的大喇嘛承袭了全部特权，横征暴敛，渔肉乡民僧众，人皆切齿痛恨。
雍正元年，任翰林院检讨的五台县蒋坊村人郑禧，到陕北和晋西北调查灾情，慰问灾民，顺便回家省亲，下访民情后，和五台县知县陆长华一起上疏了大喇嘛的罪恶。雍正皇帝旨令钦差查办，大喇嘛畏罪自杀，遂撤回了提督印。到1918年，十三世达赖派住菩萨顶的大喇嘛罗桑巴桑，爱国爱教，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六年一任中三次连任。罗桑巴桑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常务理事，还是山西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一九五四年圆寂于北京。
从清代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开始，每年农历六月初四至六月十五，都要做道场、办法会，菩萨顶当然是中心，其它青庙也大开庙门，迎接各地的香客游人。六月十四日，全山的喇嘛们头戴各种脸谱面具，身空各种服饰，念着护法经，跳着金刚舞，在菩萨顶“镇魔”；十五日，又在罗侯寺“跳神”，并出来绕街转道。前头驾着弥勒菩萨像，接着大喇嘛坐八抬大轿，二喇嘛骑高头大马，其余僧众，敲锣开道，击鼓鸣号，吹奏庙堂音乐，热闹异常。当地群众和外地游人如潮水般涌着，争相观看。这个古庙会，后世在内容形式上虽有所改变，但一直流传到现在。
在清代，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事务，除镇海寺等六所黄庙归章嘉呼图克图管辖外，绝大多数喇嘛寺则归扎萨克大喇嘛统率。扎萨克大喇嘛住在菩萨顶寺，全称“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扎萨克”是官名，蒙古语的音译，意为“执政”。其来历是：清康熙为给其非婚生子找寻出路，就令出家于菩萨顶，并任命为丹巴扎萨克大喇嘛，随后又将山内十个青庙即：罗侯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等改为黄庙，此十寺的僧人亦随之变为黄衣僧（喇嘛），五台山的汉喇嘛即在此时产生。此后，康熙又请西藏的达赖喇嘛的堪布，去五台山诵经传戒，并拜为皇子师，从此即形成达赖喇嘛往五台山委任大喇嘛的制度。五台山黄教从清康熙以后才逐渐扩展起来，均属于密宗。从清代直至解放前，扎萨克大喇嘛为五台山黄教主要教主，并以教兼政。民国初年，有十九世章嘉活佛住五台山镇海寺。镇海寺是统管北京、西宁、五台山等地黄教的衙门，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大国师的名称，并派精锐部队一营保护，十九世章嘉活佛又先后将文殊寺，广化寺，集福寺，慈福寺，普乐院等五处，变为他的下院，称为佛爷五处。
菩萨顶有另一个名字叫“真容院”，这个称谓还有一段神话故事：相传寺建成时，有一名叫安生的塑工不招而来，请求建寺的高僧讲述文殊菩萨的真容，高僧说：“佛法无边，大圣德像我又怎么说得清呢?”于是他们共同祈求菩萨显身，七天后，忽于云际显现金像，逐图模塑成佛像，因此而称真容院。其实，菩萨顶创建于北魏，以后历代都曾加以重修。明代永乐年间，蒙古、西藏的黄教喇嘛到五台山寺院常住，菩萨顶逐渐成了他们集中活动的场所。在清代，国家以黄教怀柔蒙古，因而五台山的喇嘛教也特别隆盛。菩萨顶寺是五台山黄教首领扎萨克大喇嘛住持的地方，也是皇帝和蒙古诸王朝拜五台山时最主要的圣迹和佛刹，因此，菩萨顶的寺庙建筑是参照皇家的宫廷造型营建的。建筑在灵鹫峰顶的层层殿宇，规模宏伟，十分壮丽，殿宇上覆盖着黄绿蓝三彩琉璃瓦，金碧辉煌，雄冠台山，是五台山最大的黄庙（喇嘛寺）。
在五台山难以数计的石雕狮子当然都有舌头，惟有在“灵峰胜境”牌楼右侧蹲卧的一座石狮却没有舌头，对此还有一个传说故事。
公元1714年，相传在立这座“灵峰胜境”牌楼时，做饭的和尚每天要做50个人的饭。牌楼竣工后，在雕凿石狮那几天，出现了怪现象，每天三顿饭，吃饭的人不变，下锅的米数也不变，惟有早晨这顿饭，总是不够吃，不是差一点，而是差得多，逼着做饭的和尚不得不做第二次。每天早饭都如此。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有一天，做饭的和尚发现锅台上有兽蹄的爪印，他才恍然大悟：“每天早饭不够吃，是你们干的呀!”第二天一早，做饭的和尚把饭煮好后，自己躲在水缸后偷偷观看，工夫不大，只见两只狮子一前一后走进来，走在前面的那只狮子扒拉开锅盖，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走在后面的那只狮子四下望一眼，也就跟着吃起来，一吃就是半锅。事后，做饭的和尚将见到的情况告诉了管事的老僧。
翌日，管事的老僧将一把特制的锐利刀片藏在饭锅里。当狮子将头伸进饭锅里，就听见“嗷”地一声嚎叫，转身就跑，另一只也跟着夺路而逃，可是走在前面的那只狮子的舌头已被刀片割掉了。
当天下午，管事的老僧来到“灵峰胜境”牌楼下，看见右侧蹲卧的石狮的舌头没有了，就哈哈地对它说：“原来偷吃饭的就是你呀!”那只石狮子羞羞答答地点点头，承认了偷吃的错误。可是没有多久，这两只狮子还是照样下来偷吃。后来，在一百零八级石阶前面修建一座照壁，才挡住了它们，而那只没有舌头的石狮子，也就一直“饿着肚子”守候到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