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宝

中国古代钱币之一。据资料记载：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展迅猛，并在江苏南京建都，此时清政府赖以铸钱之用的滇铜（云南省出产的铜料），因道路阻断而无法运进北京。一方面是镇压起义急需大量的军饷开销，一方面是铸钱的原材料告缺，给清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最终迫使清政府自咸丰三年开始发行纸币和改铸大钱来弥补财政亏空。

种类

咸丰朝宝泉局所铸钱咸丰元宝有“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五百”、“当千”等五种面值。当时采用了铜铁并铸的形式。

区分方法

咸丰元宝种类较多，这里仅举部分稀见品和名誉品，宝泉克勤郡王捐铜所铸当二百、当三百，均为试样，罕见，宝巩当五百、当千较罕见，市场价格在10～20万元，宝河当五百、当千亦较罕见，价格在15～20万元，宝蓟当百为当百中最稀见者，市场价格在8万元左右，宝苏当五百、当千均属仅见，其中当五百目前下落不明，宝伊当五百、当千均罕见，宝迪当八十亦稀见，市场价格在6万元左右。

背景

咸丰初期，清朝政府的税入大约为白银4000万两，支出约需白银3600余万两，收入与支出相互抵销尚有盈余。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急骤恶化。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奏称：“两载以来，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同年六月十六日户部密摺言：“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户部银库，截止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在这种支出日多、财政窘迫、军饷困难、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清政府企图借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进一步对百姓进行搜刮与掠夺。

经过

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十九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向清廷上摺，要求政府铸造大钱，以应付日益困难的财政需要。他在奏摺中说：“……历代大钱之制不一，大约由当五、当十至当千而止。拟请于常行通宝钱外，铸为大钱三品：曰当一百，曰当五百，曰当一千；当千者重不过二两，俾与制钱相剂而行。由部臣议定成式，务期精好，颁发中外，一体鼓铸。凡支给俸、薪、养廉，及河工、兵饷，皆银与大小钱兼放；赋税所入当收银者，皆准以银与大小钱搭配交纳。应归藩库部库者，酌为减节，以免先解后拨之烦。惟关税仍照旧尽数收银而特恩锡赉则给银以示优异。俟大钱畅行之后，民输官赋乃渐不必用银。然非置银于无用也，民间以银易钱及用银交易，听其自如，无庸过问。……”

咸丰皇帝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奏摺上亲自朱笔批示：“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一事必欲复古，试问井田，封建尚可复乎？此摺著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钦此。”

虽然，何绍基铸造大钱的建议未能获得朝廷的批准，但是，出于当时“军饷增多，帑金不足，”的现实情况，在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阶层，已经拉开了铸造大钱的论战。

此后，清朝政府中的有关部门主管，如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户部尚书孙瑞珍、巡防大臣绵愉、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等，均先后向朝廷力陈铸造大钱的利处。然而，以户部左侍郎王茂荫为首的反对派，包括左庶子庞钟璐、御史蔡征藩等一批官吏，竭力反对铸造大钱。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江宁（今南京），并将南京改为天京，革命势力遍及长江流域各省，战局的急剧发展，使得当时市场银贵钱贱，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咸丰三年，军旅数起，饷需支绌，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至，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御史蔡绍洛等先后条陈钱法，请改铸大钱，以充度支。”在这种情况之下咸丰大钱终于应运而生。

定型

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五月，户部首先开铸当十大钱，文曰咸丰元宝，重六钱，与制钱相辅而行。七月乃增铸当五十钱一种，重一两八钱。同年十一月谕令各省推行铸造大钱，并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钱三种；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四钱，铜色黄，皆磨滤精工，光泽如镜，文曰咸丰元宝；而减当五十者为一两二钱，当十者为四钱四分，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宝源局又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接着又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清朝政府开铸的大钱有当四、五、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以及当千等计约十六个等级的咸丰各类大钱。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户部又先后铸造当一、当五、当十等三种铁钱与铅钱。当时户部除了下设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外，清廷又特别准许克勤郡王庆惠、文端设立一个钱局，专门铸造咸丰当百以上的大钱。马定祥先生主编《咸丰泉汇》一书，收录有克勤郡王铸造的当五十至当千型咸丰大钱56种。鲍康《大钱图录》刊载有咸丰当十以上大钱54枚，其中克勤郡王所铸大钱4种。克勤郡王所铸的大钱大都带有星月纹标记，张炯伯《咸丰大钱考》载：“勤郡王意欲另设专局鼓铸大钱未准，故沿用宝泉字样，特加星月标记，以示区别耳。”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广西巡抚梁章钜疏言其利。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钞尝行于顺治八年，岁造十二万八千有奇。十年而罢。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亦以为请。廷议以窒碍难行，却之。是时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原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边文龙。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乾隆间，京局用铜，滇、洋兼资，后专行滇运。时以道梗铜滞，故权宜出此。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阻挠罪以违制，伪造钞票斩监候，私铸加严。通饬京、外设置官钱局。寻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后议于各府置钞局，发大钱于行店，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尾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折勒骫法，商民交易不平价，从严处治。七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寻从户部议，自本年下忙始，直隶照银七票三征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内，交票交钱听便。

“寻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后议于各府置钞局，发大钱于行店，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尾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可能就是直隶、山东一带。

鹿角料咸丰元宝当百

宫中赏玩钱，孤品，现为中国书协会员、著名书法家、钱币收藏大家李桂强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