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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在姜氏公室时代大约“刀”、“布”、“圜钱”都在民间流通过，现在还无法确知，与三晋的情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春秋末期，大夫田氏专权，大力推行刀币，为其谋国篡位的手段之一，刀币开始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到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田氏灭姜氏而建立了齐国，其刀币就逐渐成为齐国的法定货币。
齐刀背面文字纪数字的不多，绝大部分纪1个文字或纪两个文字，如土、日、吉、司、正、至、公、化、人、立等单字，齐法化3字刀有纪“法甘”二字的，即墨刀上多见纪“大行”、“法甘”、“安邦”等双字，所有齐刀背面刀身上都有3条横纹和1个十字星纹，还有的刀币背面只有符号，没有文字，对这些背字和符号，让人难以释意。2010年10月15日《收藏拍卖导报》介绍了一枚银质齐六字刀。下面是银质即墨法化，185毫米60克。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币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
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币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一般认为齐国最早的刀币是“齐之法化”，铸行于春秋早期，“节墨之法化”与“安阳之法化”晚于“齐之法化”，为春秋晚期齐灭古莱国、莒国，入其地后所铸。“齐法化”铸造年代战国早中期制造，六字刀为纪念币。
但也有人提出齐国刀币“多为窖藏出土，且出土时多摆放整齐，有的用麻绳捆扎，多数出土时成色较新，是未经流通过的新币”（1991年《中国钱币》杂志），墓葬几乎没有出土，唯两次墓葬出土齐刀还皆为汉墓，齐人墓葬出土的基本上都是贝币（关于“齐刀不殉”的说法，有齐地东夷人有崇鸟习俗，认为殉刀不吉利的观点，认为有些以偏概全，毕竟东夷只是齐国的一部分，那里人们的习惯不能代表所有齐人的习惯）。根据这一特点，判别齐刀发行的年代十分困难，春秋、战国早期的说法并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此外，有人认为燕国及鲜虞为我国刀币的“发源地”，因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多用削刀，削刀可以说是刀币的雏形。
齐国在东周时期主要以贝币为主，他们在战国中期主要的贸易伙伴为北方的燕国。燕国世代行用刀币，齐国亦受其影响曾行用燕刀，齐明刀很有可能是齐国早期仿照燕明刀产物，随着齐国的国力强盛、商品交换趋于大宗，政府才开始发行有支票性质的“大钱”—齐大刀。而且，出土齐刀的窖藏多为战国末年，很可能是当时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国势衰落、内忧外患的形式，迫使大商贾们将其仓促掩埋地下，保存自己的财产，以图东山再起。
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簟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其中“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节墨”即今山东即墨，“安阳”即今山东曹县一带，“齐”指齐国都城临淄。
在齐刀中有“法化”一说。“法”字属于吉语一类，其意思为平，为值，可与釿通意。另外的字，或纪值，或纪地。
“齐法化”通常长17.8-19厘米，宽2.6-3厘米，重40.8-52.4克，被称为“三字刀”，是田齐建国以后通用的法币，有纪地的，如丘、安、方、易、白、公、平等，也有类似吉语的，如吉、行、大等。三字刀流通的时间很久，区域也极广，为齐刀中最多的一种，且无减重现象，是最稳定的货币。
齐刀中的“齐之法化”俗称“四字刀”，长约17厘米，宽2.8厘米，面文瘦劲有力，朴拙秀雅。背文接近刀首部有“≡”，下标“|”、“†”，再往下还有日、上、夻、甘、化及数字等。正面的文字解释也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齐”字为国号，“夻”字被解释为“法”，新的解释为“圜”。也有好多人认为应该解释为“太公”二字。称作“圜”的人说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做过圜法，所以应该读“圜”，称作“太公”的人说应该是纪念姜太公的，却不知道这种钱是田氏所造。当时，田常、田盘等霸据齐城，诛戮姜氏宗室，杀害有势力的官员，凶狠无比。同时发行新钱，控制市场、聚敛财富，所以称这种钱为“法化”。
“安阳之法化”俗称“安阳刀”，也称作“五字刀”，文字比“齐之法化”略显粗壮，断缘，通长18.5厘米左右，宽2.8-2.9厘米，重44.5-50克，也有小型的。安阳为邑名。
“节墨之法化”被称为“五字刀”。节墨也就是即墨，本是地名，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现传世的“即墨刀”有两种，大型的长17厘米，宽2.7-3.0厘米，重51-61克。小型的长14-16厘米，宽2.0-2.3厘米，重33-35.5克，年代较晚。它们的制作都十分精细，断缘，绝不像是减重形成的，显然是同时制作的有系统的钱币，这是春秋时期的作风。
总之，齐国的刀币选材精细，制作优美，其中“邦刀”尤为名贵，很早就被世人当成“吉祥符”，认为收藏这种刀币的人可以四季平安。齐国的刀币在各国“刀币”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齐造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是田氏列为诸侯时的开国纪念币。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承梁惠王求魏侯代请于周，周王立田和为齐侯，正式建立齐国，乃铸造“邦刀”纪盛。所以其文字定为“齐造邦长法化”，背文多一字，通长18.2-18.5厘米，宽28-29厘米。这种刀的范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缘的，一种是断缘修补的。因此有人认为造“邦刀”应该铸过两次，第一次在安王十六年，当时被列为诸侯时，因为出于仓促，便把旧范精加修整，用来灌铸，所以有断缘的痕迹；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年，从新雕刻钱范，大量铸造。这种刀币都出自石范，精美绝伦，一向被认为是刀币中的佳品。
历史地位齐国以刀币为主币，形成了独立的刀币体系，“法化”面文和“齐法化”的大量铸行．说明齐国有着统一的铸币权和较早形成统一货币的思想和举措；而开国纪念币——“齐建邦长法化”的出现，表明齐国货币制度的成熟．尤其叠铸技术运用于“齐法化”，代表了中国铸币工艺的重大进步。齐国刀币在中国货币史乃至金属铸造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地处海滨、富有鱼盐之利的齐国，素以工商业的发达而见长，交易在当时成为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诚如《管子·乘马》所说，“无市则民乏矣”。繁荣的商业贸易促成了发达的货币文化。整个春秋战国，齐以刀币为主币，成为东方刀币流通区的代表。梳理一下齐国的货币文化，有助于理解齐国工商业的发达以及临淄这个文献屡见称述的“海岱间一都会”在当时作为著名商业集散中心的作用，更有助于弄清齐对中国货币制度、铸造技术等方面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刀币体系
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齐国货币主要有贝币和刀币两大类。贝币作为商周货币形态的遗留，在春秋早、中期仍少量发现并在当时流通中发挥一定职能。在贝货的颓势和向装饰品转化的过程中，刀币产生了。齐国是最早铸行刀币的国家，《管子·轻重戊》：“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于庄山。”事在齐桓公期间。出土的较早的齐刀币实物也为春秋中期。可以肯定，至迟在春秋中期，齐国已大量铸行刀币了。刀币一出，至战国末、秦统一货币以前，一直是齐国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然稍晚的燕国地区以及战国时期的赵地也出现了不同形制的刀币，但以下数项构成了齐国货币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立地位。
第一，齐国刀币从早期的“节墨之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到后期的“齐法化”，皆冠以地名，形成固定体例。节墨即即墨，今山东平度境：安阳故地在今曹县，皆齐邑。齐即指都城临淄。燕国、赵国的直背小刀则风格迥异，并且远没有齐刀精；致规整。
第二，齐刀出土数量仅次于北方尖首刀，据粗略统计有3000多枚，在铸行数量上占优势，从而成为刀币流通区的典型代表。
第三，燕赵为刀布并行区，布币是当地重要币种，出土、传世数量甚丰。70年代后期，辽阳下麦窝村太子河冲出4000多枚布币，主要为平肩方是的襄平布。这仅是出土物中一例。赵国的布币更占了绝对优势。齐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推行单一的刀币制度，战国晚期始铸賹化圆钱，但仍以刀币(“齐法化”)为主币。
第四，铸行刀币的三国，燕在早期国力尚弱，经济比较落后，并时常受到戎狄的侵扰，几于亡国，可能未曾铸行刀币，“春秋时期燕国流通的货币，估计除贝币、金属货币(铜、金、银)外，当以实物为主”。春秋中晚期出现于燕地的尖首刀当属白狄诸国的铸币——狄刀。燕国的明刀钱当是受了狄刀影响后出现的。战国时期，出于燕、赵贸易的需要，赵国有了直背式刀币。其间的交流与影响还是比较清楚的。齐国的刀币有着独立的起源和发展道路，只有到乐毅伐齐后，伴随武力的征服。齐地才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圆折式明刀钱，背文多有“齐化”二字。这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为期五年(燕占齐白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79年)。而这个四处征伐、富于开放精神的国家并没有用它的齐大刀去“征服”其他国家，其近邻鲁国仍然一直以海贝、石贝或铜贝为通货，似乎对于齐刀的威力视而不见。《管子·七法》：“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
齐刀在春秋战国货币舞台上——直保持着坚挺的地位，这与其较早地实行了统一货币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法化地位的确立与统一货币政策
齐刀除燕乱齐期间的少量明刀，无论是早期的四字刀(“齐之法化”)，还是后期的三字刀(“齐法化”)，均以“法化”称之。法，《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化”同“货”，《商君书·农战》：“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管子·侈靡》：“诸侯死(尸)化。”“法化”就是标准货币，也就是50年代郭沫若先生所云“大约就是国币的意思”。国币自然应有统一的标准。齐之法化、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和齐法化通长都在18—18．5厘米间，节墨之法化为齐刀中最早出现的大刀，较为厚重，在60克上下，余二种皆为47克左右。这当是一定标准的反映。传世稀少而弥足珍贵的六字特种刀币——齐建邦长法化亦同此制。即使在燕人入境，兵临城下的非常时期，危城即墨所铸之“节墨法化”刀仍不忘“法化”二字，只是其大小、轻重及制作上略逊于寻常齐刀，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战争年代的印记。
币制的统一取决于铸币权的统一。齐国的统治者较早认识到了控制货币这一治国法宝的意义，《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揆度》又云：“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刀币与五谷、号令并举，以强调其重要性。《七法》记齐桓公使左司马伯公将白徒以莱、莒之柴“铸钱于庄山”一事，正说明齐国的铸币权是掌握在公室的。在诸国货币中，齐刀汜地者地名较为单纯，有“齐”、”节墨”、“安阳”三地及少量尚有争议的“莒”。战国晚期，齐受燕兵之难，新出之齐明刀多在今山东博山一带，表明临淄、节墨、安阳、莒是齐国的铸币重镇，其铸币行为一直为齐国政府所控制。齐威、宣时期(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24年)为进一步统一币制而铸造的“齐法化”是行用日寸间最长、发行数量最多、流通也最广的一种刀币，山东各地均有出土，数量甚丰，至有3000余枚面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齐国境内的货币统一，而使齐法化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中国古代币制大一统的局面，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形成的，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铸造半两钱(u，是年周天子也“贺行钱”(《史记．六国午表》)，在较短的时间内，这种大小适度，便于携带的官铸方孔圆钱很快成为战国晚期秦国的主要货币并流通至今四川一带。秦“半两”的大量铸造和广泛流通已具有统一一国货币的雏形，为统一全国货币打下了基础。而齐法化的出现明显早于秦国半两钱，法化地位的确立和齐法化的出现，都说明齐国货币统一的意识要比秦国早得多，齐刀对于秦统一货币无疑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三、纪念币的开山之作——齐建邦长法化
纪念币是专为某件人事而铸造的货币形态的纪念品，泉界归入压胜钱属，一般不作流通货币使用。但在货币史上，有一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开国钱却是流通中的正常货币，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币，唐武德四年(621)所铸“开元通宝”就是明显的例子。“开元”有开新朝之始(或谓又含开新币之始)的意思。其后，五代后汉有“汉元通宝”，后周有“周元通宝”，宋太祖铸“宋元通宝”，等等，皆仿此制。在年号钱大势下，开国钱独树一帜，成为日才尚。其实，我国的开国纪念钱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国的“齐建邦长法化”。
目前钱币学界一般认为，齐建邦长法化是田齐开国的纪念币。公元前379年，田氏并齐，虽然国仍号齐，但已换了主人。为了纪念代齐(姜姓)开国这一重大事件，田氏添铸了齐建邦长法化。齐建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或“建邦刀”，通长18．5厘米，重45克，大小、轻重之制一如同期“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惟不断缘。田齐开国的纪念刀币大约铸量甚少，最为珍稀，也最享盛誉。
六字刀钱文(主要是第二字)考释迄无定论，从而也影响到该币种铸期的认定。如释造、释通、释徙、释返等。“造邦”、“建邦”意同，而“返邦”则有可能系指襄王由莒返齐(临淄)一事。公元前284年，“燕攻齐，齐破，*（上泯下日）工奔莒”(《战国策·齐策》)。公元前279年，田单退燕，迎襄王(*（上泯下口）王子)于莒，人临淄主持朝政。这在齐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件大事。另外，其不断缘现象也为晚期齐刀的特点，故我们仍不能排除复国铸币为念的可能。至于将“建邦刀”考为太公建齐所铸，则有附会之嫌，释徙、释通，于字形、背景皆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开国、复国都是同一性质的事，其所铸纪念币在中国货币史上都是最早的，它的出现是齐国货币制度发达的具体反映。
“齐建邦长法化”开纪念币之先河，丰富了我国的货币文化，对后世货币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认为，广义上，国号钱、年号钱就带有纪念币的性质，历史上改元铸钱的传统正是这一观点的良好注释。我国最早出现的年号钱是成汉李寿的“汉兴”钱，在五铢钱制时代，年号钱逐成燎原之势，最终取代了铸行739年之久的五铢钱，表明此种打下朝代印记而具有纪念意义的年号钱有其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若不考虑货币的具体形制，沿着齐刀钱文传统发展下去，受齐建邦长法化的直接影响，年号钱的出现很可能会大大提前，抑或汉代即已有年号钱。从这一角度讲，半两、五铢的出现实在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反动。
四、发达的铸造工艺
了解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技术，有助于认识齐国刀币的历史地位。研究货币铸造工艺最直接的材料的是钱范。王献唐先生在论齐刀的铸造时说：“出土周代币范，以齐刀为多，且较完备，先后当分两期，第一期为土范，第二期为铜范母，中间疑有石范一期，今尚未见。”这同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演进正相一致，先有泥质范(陶范)，再后来才有金属范。陶范制作简单，使用灵活．虽不像一次性使用的器范，一器一范，器成范毁，但也不能耐久，“且范范雕刻，事烦且费，多铸即感不便。同时于范内雕形，大小、厚薄，势难齐度，铸出之后，即不划一。”今见四字刀(节墨小刀除外)、五字刀皆出陶范，齐法化笔划位置参差不同者亦多出陶范。石范较陶范持久，可反复使用，确保器形、纹饰划一，是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遗址即发现铸造铜器的石范。齐刀石范未见实物，最早记录的先秦石制钱范是道光年间山东出土的“賹六化”范(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范以滑石制成，浇道两侧各有钱模一行，每行6枚。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也著录一件。可见齐国铸币技术的水平，故王献唐先生疑刀币铸造应有石范一期。
代表齐国铸币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金属范。目前所见先秦金属范最早和最可靠的实物是2件齐三字刀铜范母，一件清道光年间初出临淄，为诸城刘燕庭收藏；——件为同治六年出土，陈介祺所藏。二范形制、面文皆同，唯刘范幕文“化”与陈范幕文书“工”字者迥异。范母“形如长方形低沿铜盘，内列‘齐法化’阳文型模两枚，一面一背，彼此相背，两刀中间有一凸柱，高与沿齐，柱有四枝，左右各二，分别通于左右刀背，较凸柱稍低。刀型外侧，左有钉形，右为凹窍”。根据其币文、环柄、边缘阳文的特点和凸柱、凹窍的布置，知其为铸造泥质子范的范母。所见实物，仅为范母之一扇，翻造时必有文制相同的两扇配套合用，将泥片夹于中间，压印出子范。制出的子范面、背皆有相同刀形，而较普通陶范薄小。“以此版正面，对上版底面，则刀之面幕各各相当”。多副子范层层扣合成一总范，钉、窍犹榫卯使诸子范扣合无间。范母中间的凸柱即形成子范之总浇(流)道，分枝即成通向各刀模的分流道。铜液自总道浇入，又由各层分流道导人钱模，最后破范取币，如此一注可成数十枚、上百枚。这在金属铸造工艺中被称为叠铸技术。采用叠铸，可使钱体形制、大小、文字整齐划一，省时省力，又可大大节省造型材料和金属液，最适于批量生产，有利于货币的标准化和统一。齐法化、节墨法化多由叠铸而生。
先秦时期的金属钱范，就目前所知，尚有秦“半两”阳文铜范2件，楚蚁鼻钱铜范3件，燕“一化”铅范母1件，齐“賹六化”铜子范2件和铜范母1件。“一化”铅范母浇铸孔道留在范上钱模间，有可能是叠铸范，时代在战国末期。“賹六化”铜范母因残缺过甚，浇注方式不明，但据齐国早在威、宣时已熟练运用叠铸法这一史实判断，叠铸镒化钱是很有可能的。齐刀铜范母仍是迄今最早的唯一无争议的叠铸范例，“镒六化”锕范母的发现更进一步说明齐国叠铸技术的应用情况。叠铸法适于小型器件．它出现于先秦，由于其高效特点，在汉代得以推广，五铢钱的铸造多用此法。陕西省博物馆藏有新莽时期翻制子范用的铜范盒(母)，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货布”，“布泉”等。河南温县招贤乡西北冶铁遗址一烘范窑室内发现的500多套待铸的叠铸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叠铸工艺可靠而详实的资料。根据范式，该处叠铸的器类36种，以车马器为主，每套叠子范5—17层，一套最多可铸34件，可谓多快好省。大凡越是省便的工具，制作和使用它时技术要求也就越高。要制子范，须先制样模，而后制作泥模，再浇铸金属模盒即范母，范母上预留合理的浇道，最后用范母翻制叠铸用的子范，子范叠合后还要在外侧糊上草泥，人窑烘烤，趁热取出浇铸。烘范是铸造工艺的配套技术，尤其在范件较大和叠合子范数量多的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其作用是通过预热，减低浇铸过程中金属液在范腔中的冷却速度。使铜(铁)水畅流无阻地注满腔内务个角落，从而确保铸件的质量。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叠铸齐法化是否经过了烘范过程，但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一处铜器作坊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址，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已有效地解决了因范体较大而影响铸造质量的问题。尽管齐法化尚处于叠铸技术的初级阶段，使用预热套范的做法也不是不可能的。使用叠铸法要解决这么多的技术难题，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小视齐法化在中国铸造工艺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