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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
一九三四年，沈从文第一次回到十多年前离别的家乡湘西，这一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续写完成了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
但是，这次返乡经历却使他真切意识到，《边城》的世界已经无法“对应”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凤凰老家给妻子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虽然《边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写出，写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却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而且，使他“很难过的事”未能写出，这就为他以后对家乡的书写留下了延展的空间。
对这一点，他当时就产生了明确的想法，所以在《〈边城〉题记》里，预告似地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长河》最初的酝酿，应该就在此一时期。作品却一直没有写出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下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大哥沈云麓沅陵的新家“芸庐”住了几个月，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启程去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小说《长河》。
《长河》是到昆明两个多月后开始写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还滞留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告诉说：“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戴望舒时任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长河》从八月七日起在该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九日，共六十七次，未完。信里，沈从文向妻子谈起这部刚刚开头的作品，“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隔了一天，三十日又写一信，一开头就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正是在“现代”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悲哀，沈从文再次书写乡土，书写一个不同于《边城》的“现实”的湘西世界。
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可是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中间隔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动手补充修改《长河》第一卷，在五月在给沈云麓的信里说，“《长河》已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长河》有三十万字，用吕家坪作背景。”（“三十万字”指的是预计全部完成后的字数）“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该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到九月八日，又报告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
事实是，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原先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付印”仍然只是设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因此前屡遭删节，出版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竟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沈从文全集》即据文聚社单行本编入，另外增加了新发现的《〈长河〉自注》。
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难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沅水流域上游有一条支流叫辰河，辰河的中部小口岸是吕家坪，吕家坪上住着当地商会的会长，还驻扎着保安队。河下游约四里一个小土坡叫“枫树坳”，坳上有个滕姓祠堂。祠堂前后有十几株老枫木树，祠堂前老枫树下，摆摊子坐坳的，是个弄船老水手。枫木坳对河萝卜溪有一大片桔子园，园主滕长顺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小女儿夭夭最漂亮，外号“黑中俏”。那一年，桔子又丰收了，桔子树上结满了硕大的果子。
老水手从摊子前来往的过客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临，这种“新生活”在他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情，于是他有了一点“杞忧”。他过河告诉长顺，然而长顺非常坦然并不以为意。吕家坪上的会长也从辰溪县归来的伙计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了。其实，“新生活”并不会这么快就来临，但是，保安队长来了。他在会长那里收下了每年的保安费，同时还带走了会长预先开好的收据。为了答谢各方人情，会长在长顺处买下了一船桔子，长顺家包括夭夭在内开始摘桔子，老水手满满也过来帮忙。保安队长同样看中了长顺的桔子，但是他采取了讹诈的手段，饱经世事的长顺没有中计，队长生气了，幸好会长从中调停，才算平息。这一卷的最后写的是社戏，桔子丰收了，为敬谢神灵长顺请来浦市戏班子来唱了几天戏，人神同乐好不热闹，一切似乎还是和原来一样。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找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找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像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
……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沈从文特别注意到妇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听老年人说《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弹词故事，七仙女下凡尘等神话传说，二八月唱土地戏谢神还愿，戏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声引诱。幻想虽多，多数人还是本本分分嫁人过日子。出了不合规矩的事，性格强的，就会像《边城》里翠翠母亲那样自杀；不幸遇到亲族中有人辈分大，势力强，读了几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就会纠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这里大多数人不读“子曰”，也就不过问这种事。
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所谓抽象的东西也不过是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然而人们用这种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
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仅就“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句话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被“正信”所拒斥而鲁迅认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相联系的“白心”；而这一点，在《长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动、亲切、自然的描述：
当地大多数女子有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对于橘柚，虽从经验上已知接枝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树下问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经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这种不幸。迷信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于行为，如敬神演戏，朝山拜佛，对于大多数女子，更可排泄她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转换一年到头的疲劳，尤其见得重要而必需。
如果把这其中的“迷信”铲除，他们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情感、信仰和精神就会失去正常循环的流通渠道，他们的日常起居、生产劳动和生命状态就会变得“枯燥”，从而引发种种问题。
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保持和维护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意识和行为，就是在因此而生的一些仪式、礼俗、风尚当中，也自有一份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庄严。《长河》第三章写到橘子园主人滕长顺一家的生活，叙述得耐心细致，一年从头到尾，什么时节怎么过，一一道来，娓娓而谈：
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附予农村社会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惊蛰节，必从俗做荞粑吃。寒食清明必上坟，煮腊肉社饭到野外去聚餐。端午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天地里新得包谷新米。
《长河》的最后一章，是《社戏》。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Kinkley）认为，《长河》“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特别是最后一章写得相当轻松，显然是硬凑的一节，把故事匆匆结束，免得别人说他对自己的民族过于悲观。”这个说法，恐怕是有些隔膜的。
按照往年成例，秋收时节，请戏班子来唱戏，既是酬神，向神还原许愿，也是民众娱乐热闹的节日。人神和悦，既是庄严的、虔诚的，也是活泼的、快乐的。乡村生活的完整性，乡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健康循环，是有赖于社戏这一类的形式来维持的。
在一九三六年，萝卜溪，社戏是不是还要照常举行呢？省里向上调兵开拨的事情已经传遍吕家坪，向下游去的船得要担当风险，“时局不好，集众唱戏是不是影响治安？”连这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滕长顺约集本村人商量，“这事既是大家有分，所以要大家商量决定。末了依照多数主张，班子既然接来了，酬神戏还是在伏波宫前空坪中举行。”这一笔，自然而起自然而落，不见波澜，却是实在好，好在并不刻意地透露出，这个地方的民众在危机四伏的情境中，照常生活的能力，照常庄严虔敬和活泼快乐的能力。商会会长拿定主意照原来计划装了五船货物向下游放去，滕长顺也要放两船橘子到下河去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实际事物的打算安排里见出精神来。
沈从文是在切身的现实情境中写社戏，就要把现实的不纯净因素写进来。所以他写戏外的人事和社会情形，具体而复杂。他写到夭夭看戏时感受到保安队长眼光的压迫，于是就到河边去看船，和哥哥说话；哥哥三黑子正对汤汤流水，想起家里被欺压讹诈的事，火气上心。三黑子远远听见伏波宫前锣鼓声，说：“菩萨保佑今年过一个太平年，不要出事情就好，夭夭，你看爹爹这场戏，忙得饭也不能吃，不知他许下有什么愿心！”夭夭依随老水手烟杆所指，望见红紫色的远山野烧，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有所感触，叹了一口气：“夭夭，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沈从文依然写出了社戏带来的庄严与热闹，虔诚和快乐。本村和附近村子的人，都换了浆洗过的新衣服，妇女多戴上满头新洗过的首饰，来一面看戏一面掏钱买各种零食吃；还有人带了香烛纸张顺便敬神还愿。第一天开锣时，首事人磕头焚香，祭杀白羊和雄鸡。第一出戏象征吉祥，对神示敬，对人颂祷；第二出戏与劝忠敬孝有关。到了下午，戏文才趋热闹活泼，村民沉酣其中。
特别是，演戏和看戏，都是在宽阔的环境里，在大的自然空间中，而不是在一个狭小局限的人为空间里，这样也就特别能够感受得到，“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沈从文写戏收锣时的情景，与鲁迅《社戏》里船行水上的文字，真可谓异曲同工：
收锣时已天近黄昏，天上一片霞，照得人特别好看。自作风流的船家子，保安队兵士，都装作有意无心，各在渡船口岔路边逗留不前，等待看看那些穿花围裙扛板凳回家的年青妇女。一切人影子都在地平线上被斜阳拉得长长的，脸庞被夕照炙得红红的。到处是笑语嘈杂，为前一时戏文中的打趣处引起调谑和争论。过吕家坪去的渡头，尤其热闹，人多齐集在那里候船过渡，虽临时加了两只船，还不够用。方头平底大渡船，装满了从戏场回家的人，慢慢在平静河水中移动，两岸小山都成一片紫色，天上云影也逐渐在由黄而变红，由红而变紫，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成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
鲁迅写半夜行船回家，光景的“神奇而动人”，不相上下：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里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喝彩起来。
沈从文还特意强调了人与“光景”的未分离性，他紧接着“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的赞叹之后，又说：
可是，人人都融合在这种光景中，带点快乐和疲倦的心情，等待还家。无一个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这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
不过，这种未分离的状态，迟早会被破坏。
这个小小地方的朴素的欢乐，自然衬托下的抒情诗气氛，其实正处在大的灾难的包围之中，除了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动乱，前头还有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劫已经是步步紧逼上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大灾难的背景上写酬神娱己的社戏，写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欢乐、虔敬和抒情诗气氛，显示出沈从文笔力的非凡强健。
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抒写其独特人生情绪和美学理想的媒介物。在《长河》人物形象身上，凝聚着沈从文对社会、历史、民族的高层次思考。他们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促人深思，使读者从中获取哲理的启迪。
《长河》人物群像，可以分为三个系列：
地方特权势力的代表
一是地方特权势力的代表，包括驻守吕家坪镇的保安队长，还有师爷、副爷等诸多小官小吏。这一系列人物是那个特定时代里湘西地区反动统治的行动的具体实施者。他们政治上压制群众，横行乡里，野蛮霸道，经济上巧立名目搜刮钱财，欺诈盘剥，逼得老百姓们怨声载道。一个农民收了一个32斤的大萝卜，报到县里省里请赏，金牌久久没有拿到，反被县衙敲去一笔竹杠。这还未了，又有某某委员下乡来看大萝卜，免不得大家凑份子请酒，委员吃饱喝足，临走还满携了菜种和肥鸡。围绕一个萝卜，竟生出如许繁复文章！乡下人的淳朴憧憬、劳动自豪感，与“父母官”的不劳而获、恬不知耻形成鲜明对比。对前者，作家饱含深痛惋惜和同情，对那群地地道道的寄生虫，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其中尤以一位宗姓的保安队长性格刻画最为突出。
自诩为“见过世面”的人物
保安队长这个自诩为“见过世面”的人物，在省里中学念过书，镀上了一层都市时髦的所谓“文明”外衣，骨子里渗出的虚伪和铜臭与乡下人的素朴人格迥然相异、格格不入。他骄傲于同交际花恋爱，用红叶笺写情书，被蛀蚀空了的心灵只余下这点无聊、庸俗的向往。却自视颇高，时时环顾乡下人，摆出一副不足与语的官架子。桔子园丑剧中，他欲谋私利，带着师爷前往，与桔林主人滕长顺“商量”买桔子。趾高气扬，威风八面，偏偏屡屡受挫，心虚胆怯，不打自招地暴露了肮脏龌龊的用心。师爷对滕长顺连哄带吓，对上司则大肆吹捧，使尽浑身解数，活脱脱两个丑角儿唱着滑稽戏。漫画式的笔法更加深了讽刺意味。后来保安队长看中了滕长顺年轻美貌的小女儿夭夭，百般挑逗调戏，企图霸占。镇定自若的姑娘使得他自讨没趣，只有灰溜溜退去。寥寥数语，紧扣人物特征，腐败溃烂的灵魂纤毫毕现。他们既是摧残人性的社会恶势力的走卒，同时又是这一势力的牺牲者，体现着失却了本质中的素朴纯真，被吞噬或是扭曲变形了的人性。作者在揭露他们丑恶的时候，总是不忍运用尖刻残忍的笔触，不忍心看到人性被过多的丑恶戕害。于是，厌恶多于痛恨，讽刺多于批判，流露出一些软弱宽容。
乡镇有产者形象
其二，是以桔子园主人滕长顺和商会会长为代表人物的乡镇有产者形象。这些在当地得人信服、社会地位颇高的“老板”，家道殷实，人丁兴旺，生活美满和睦。滕长顺原也是两手空空，屋徒四壁。大半生辛勤劳作，风里雨里，水陆兼行，“一面由于气运，一面由于才能”，兴起一份不薄的家业。他诚实可靠，勤劳质朴，强健麻利，挑起谷子，行步如飞，小伙子也比不上，且“为人义道公正”，因而人人敬重。村子里碰到什么公共事业，常常被推为领袖，全权代为解决。这样一位煎熬半生，终于挣扎出个“头面”，不愁吃穿的吕家坪当地上等人，怀里也揣着一本难念的经。桔园收成好，一旦为保安队长算计，便逃脱不了被恐吓勒索，甚至自己疼爱的小女夭夭都有被看上抢走的危险。商会会长主要的工作不是为商家谋福利，“倒全是消极的应付”，应付各级小官吏、驻防保安队，“官来如剃”的过路副爷、委员，满足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欲望，处境实在尴尬。他们经受着依权仗势的保安队长的欺压叱骂，满腹愤懑，除了私下几句牢骚，郁结胸中的一股怨气便再无从排遣。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得不曲意奉迎，见机行事，忍气吞声，以求得变动中的暂时安宁。即使怨愤泄露几点在言语上，最终也总是息事宁人，出钱买个平安。解释这一切的只有“气运”。他们把所有命运的不公归为“气运”，来麻痹自己，安慰自己。面对社会的急剧动荡，仅仅要求尽可能少地受伤害，全家还可以饱暖和睦地生活下去。他们仍然葆有素朴正直的人性，但已经不那么纯净了，蒙上了一层妥协消极的灰色调子。
应该指出，作者把滕长顺这样的乡镇小有产者写成受邪恶势力压迫最深重的人，是有他的局限性的。试想，像滕长顺这样家业兴旺、资财丰富的“头面人物”，尚且这样受欺凌、艰难度日，何况一无所有的穷苦百姓呢？作者如此描写，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但其生动鲜明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组人物形象是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有生气的山乡人。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挚爱，以赞美的笔调描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动之时的镇定从容、勇敢无畏，乡村型智慧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老水手贯穿作品始终，着墨最多，刻画最为细致。他的身世“简单而不平凡”，命运多舛，家破人亡，头发花白了才安身枫木坳祠堂，度过余生。然而“人老心不老”，绝不似许多历经人世沧桑的老者那样透着太多的恬淡，没有因为看破红尘而对眼前事情的漠不关心。在旁人看来，当然“稍微有点古怪”，与众不同。湘西山水所给予的养料，60余年经历锻打造就的倔强、旺盛的生命力，使他“对于许多事情，好探索猜想，且居然还有点童心”。“新生活”到来，老水手是第一个热切关注者，他“相当兴奋”，心中激起丰富联想。道听途说得来各种确实的不确实的消息，更助长了他的情绪骚动。
他时时为地方未来及小儿女辈的命运担忧。生活经验的积累沉淀，使他学会了从外部世界的变化中认识与掌握自身出路的朴素人生哲学。他以一颗敏锐多感的心和政治嗅觉判断时事，从身边种种见闻里寻觅“新生活”大势将至的迹象。于是，过坳歇脚玩猴儿戏的外乡人成了“侦探”，成了“新生活”派来的先锋；忙于在吕家坪码头上船主水手们中间穿梭，热心且耐心地打听着外界有关新闻，思考着生活的准确答案。其阴差阳错、自以为然，煞有介事处，确实显得有点过敏唐突，难怪滕长顺笑他“杞人忧天”了。不容忽视的是滑稽之中，他的担忧与判断往往“暗合事物的本质”，擦亮智慧火花。“愚憨和睿智在他身上实现了奇妙的结合”，这在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老水手承袭了湘西民族亘古以来一直具备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热情质朴。老来孤独，应滕长顺一家的善意邀请与他们同住，可是劳动惯了的他总不能心安理得。操劳一生，为生计四处奔波，工作不是束缚，倒是解放他那饱经忧患、热忱跳动的心的灵药。做了枫木坳守祠堂人之后，生活于他才真正变得舒适惬意起来。老水手渴望世道公平合理，渴望一切美好的事物可以永久存在，但多年的人世苦旅告诉他渴望大抵只是渴望而已，他深知美好理想的实现是艰难而遥远的。他叹息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人不会长寿，恶汉活千年，天下事难说！”多么精辟的湘西人民苦难史的总结，血与泪都凝缩其中了。他又绝非性格软弱，听凭命运摆布的懦夫。面对纷杂政治力量引发的时局急剧变化，他喊道：“慢慢的来罢，慢慢的看罢。……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这种愤怒的呼喊，应该说是老水手的反抗，尽管这种抗争并未付诸行动，但它又是那么从容、自信地在老水手的心里存在着，生长着。难怪老水手的忘年交夭夭由衷地赞叹“天下归你管，一定公平得多”。
夭夭和她的哥哥三黑子是乡村新成长起来的小儿女辈的典型。
夭夭俏丽活泼，同沈从文作品中那些从湘西土地上款款走来的美丽的少女们一样，她是沐浴着饱含湿润气息的阳光，迎着清爽山风，汲取天地之精华长大的。大自然是她的又一个母亲，天性中自然流溢着灵秀之气，本质纯洁，犹如深山流出、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一线清泉，容不得一点儿污秽。她天真、聪慧，生活无忧无虑，受着全家人的宠爱，又“乖巧谦虚，不占先逞强”，举动间总是现出那么一种惹人怜爱的柔顺和小小的狡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置身于社会变动、人生忧患漩涡之中的镇定自若，和老水手相比，另具一派自在从容的姿态，还夹杂着些许天真的无畏。面对未来茫然不可知的任何变化，她毫不惧怕，视若无睹。保安队长妄想霸占夭夭，放肆挑逗调笑，一般少女只会陷入惊恐慌乱之中，可夭夭“只觉得面前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抽身出去，微笑着欣赏一出谄媚于己的低劣表演，她很有些哲人的味道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恐慌。她幼稚地坚信：“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夭夭的形象，叫人不由想起《边城》中的翠翠。二者同是作者倾尽笔力赞美的可爱的湘西少女，灵魂纯净透明的自然之子，她们却又有着多么明显的差异！翠翠柔媚中隐含着一丝忧郁，她朦胧地向往着幸福的爱情，可这爱情未有圆满结局使她惆怅。面对爷爷的去世，傩送的出走，她表现出难得的忠贞和坚强。翠翠的坚强体现于沉默地劳作，对美好未来的凝眸遐思。夭夭呢，因生活和婚姻的美满而显得爽朗外向，坦白大方，不知忧愁为何物。
《摘桔子》一节将夭夭的好动娇憨描画得维妙维肖。这个略带野气的女孩，只是在别人开玩笑地提及她“忌讳”的未婚夫时，才会不动声色转身跑去，现出羞涩之态。大多时候“猴儿精”一样窜上跳下，不得安生。跳跃奔走在山坳原野间，工作当作游戏，又做得分好地好。其灵动性情，对世事的镇定，敢于藐视强权的品格，向我们展示了更为坚韧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翠翠是一杆修长挺拔，笼着淡淡轻愁般绿荫的青竹，夭夭就是一丛明快艳丽的枫叶，秋风凛凛，秋雨侵袭，倔强地燃烧着，俯瞰凶险奔流的大河。
三黑子出场不多，这个强健硬朗的青年，“为人心直”。小说开卷不久，通过夭夭之口便侧面叙述了他与水上警察所起的一场冲突。他不甘心忍受这些特权势力的盘剥勒索，执意不肯弯腰妥协，刚硬耿直的个性，敢于抗争、宁折不屈的精神，略见一斑。及至远航营运归来，听说家里遭到保安队长的无理讹诈，终于按捺不住怒火，公开喊出“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的大胆宣言，
抗争精神进一步成长起来。大凡乡下人视为盛大节日的酬神唱戏是萝卜溪难得的娱乐，这个单纯沉静的村庄显得热闹活泼了许多。锣鼓喧嚣并不能带给三黑子快乐和安慰。他独坐河畔，对人神和悦背后的丑恶黑暗心存愤懑，切齿痛恨着“横蛮强霸的就占上风”的不平之事。这时的三黑子，头脑中已经萌生了“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的与现实强加于人的巨大外力相抗衡相抵触的政治参与意识，采取暴力武装铲除不平的革命思想。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三黑子已经懂得透过表象去把握社会实质，并对它进行思考了。也许这思考还不那么深入、透彻，尚处于初级阶段、不成熟，带有自发、起步的性质，却谱写了《长河》之歌的最高亢的旋律。
《长河》共十一章，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美感。金介甫认为“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其实作者并不特别在意情节，用黄永玉的话说是“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黄永玉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格。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
现代作家沈从文以湘西边地书写闻名于世，作品以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为创作旨归，倡导“抽象的抒情”、致力于“人性”写作，三十年代的代表作《长河》关注民生、关注政治，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品格，文本中对反动当权者的讽刺和批判，对古老湘西未来走向的现代性倡往，和朴素的民治、改造思想，彰显了一个文学家的政治关怀．
每次读罢《长河》，总会引起一种惆怅。跟《边城》相比，《长河》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书中的夭夭也跟《边城》中的翠翠一样，有着活泼的天性、善良的心地和一些美丽的幻想，她身边的水手、船长、橘子园主人，也有着同样的心地和助人的热情，如果没有发生变故，她们都应该有着一个完美的结局。《边城》里的翠翠最后无法与大老或二老在一起，她只有独自等待那渺茫的“明天”；夭夭本应该有着比翠翠更好的命运，她有意中人，有更多亲人的关爱，但正如书中不止一次着意渲染的浓浓秋意那样，夭夭的命运似乎也正如秋意一样，本该灿烂的人生，却有了一种淡淡的隐忧和哀愁。
试着比较翠翠的悲哀和夭夭的不幸，我们便能颇有意味地发现，她们俩的悲哀有着如此的不同。造成翠翠悲哀的结局似乎能更多地归结于命运的捉弄，翠翠本身是没有错，她天真的性情，对一个水手的初恋，这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结到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吗？老船夫、大老、二老都是善良的人，为人厚道，都对翠翠怀着一颗善良的心，那也没有错，所有的人都没有错，那么悲剧的原因，就只能归于那难以言说的神秘命运了。到了夭夭这里，所有不幸的产生似乎不能全部归于命运的捉弄。夭夭仍如翠翠那样天真善良，老水手、橘子园主人仍如《边城》中的老船长那样厚道，但通读这部分，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悲凉的氛围，《长河》才写完第一部分，书中并没有交代夭夭最后的结局，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现有情节的发展，大胆地预测夭夭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对于夭夭不幸的原因，书中是有一些暗示，一是对“新生活”到来的恐慌；二是保安队长对夭夭的“主意”。而这两个原因归纳起来，都可以归结为社会人事的变动。《长河》就是一部讲述社会人事的变动对自然人性侵蚀的小说，一部讲述动荡的社会对美的摧毁对人性破坏的小说。在沈从文这里，似乎正应和着社会进步与道德堕落之间二律背反的规律。
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情的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的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完全来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但当两种不同的环境相互碰撞时，人性的形成就变得颇为复杂。翠翠、夭夭的善良正代表着边地人们的淳朴，当遇上外部的势利环境，人性原有的淳朴被功利虚浮侵蚀时，悲剧就产生了。读罢《长河》，人性的环境遇上功利的环境而不得不退让的那种感慨，以及感慨后的惆怅也就产生了。
当自然的人性遇上了功利虚浮的侵蚀时，要么退让，将淳朴的人性变成功利的人性，要么把功利的人性改造成顺应自然的人性。后者只有思想的伟人才能做到，多数人属于前者，功利的现实性实在比抽象人性的诱惑力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当前物质利益日益变得重要的时代，人性被挤到了人生的边缘。如此关照，《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的美就变得尤为可贵，翠翠、夭夭也就不仅仅只是她们自己。在当今时代，《边城》、《长河》在对人心的警示上也还有某种持久的魅力。离沈从文先生写《长河》的时间过去很多年了，在这世事的沉浮中，又有多少自然的人性扭曲臣服在功名的威严下，多少像翠翠、夭夭那样的美在世俗中消逝，多少世俗的黑手遮蔽了人性的光辉？当我们听到诸如“道德多少钱一斤”、“金钱至上”的言论时，心里就会有明确的答案。
势利是对淳朴人性的戕害，人性则是对受伤心灵的抚慰。在世俗的环境里，从小受着势利的影响，我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被扭曲，善良的天性一点一点地淡去，甚至完全让位于那并没有什么价值的势利。长期以来，我们受到了势利的毒害，就一边在指责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势利时，也在戕害着自己的心灵，对别人报之以势利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摧毁着人性的美，忘记了我们自然的本性在各种势利的夹缝里痛苦地呻吟。在经历了势利的人生之后，看到《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我们便会嗤之以鼻，以为那不过是书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能放弃那美的人性吗？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是作为人而存在的话，人性便不可抛弃，如同人不能空心而活一样。如果我们还对人性怀有一点希望的话，翠翠、夭夭的美，又何尝不是我们对理想人生的一种向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作品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主要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八骏图》，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文论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为什么没写完《长河》》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既有钱而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
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腐烂的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做新一代的绅士或封翁，等待完事。
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各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中日战事发生后，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
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问题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知道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如何逐渐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伤愈不久的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带了两团新兵，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和日军作战去了。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十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干涸河滩上，跟着跑了一阵，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以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以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协助“后备师”作新兵准备训练，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代役制”纠纷相当多。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不免会触忌讳，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樱国家既在战争中，出版物各个管理制度，个人实完全表示同意。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还可望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
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处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种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处随时得到种种不认真的便利。（本人打算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子必有几篇“免登”，另外却又有人得到特许，用造谣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儿，不算犯罪。）两相对照，虽对现状不免有点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点消息，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国家在进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部门“专家”真正抬头时，方有希望。
记得《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身在学校以外，或文坛消息，文学论战，以及各种批评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品所能给他们的，也许是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也许只是痛苦，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个人所能作的，以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习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书拟定的下三卷完成时，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