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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地之恋

《赤地之恋》是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离开大陆到香港后的两部长篇之一,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共文学”,在国内少有人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国人对十七年的历史开始有了清醒客观的评价,张氏的作品今天看来,也就不再那样突兀。刘荃仓皇地把他自己的东西收集在一起,牙刷、衬衫之类,一件件抓起来就往背包里一塞。桌上那盏豆油灯,灯油快干了,只剩下青荧荧的一点微光,使那整个的黄土屋子里充满了青黑色的阴影···
类型
小说
作者
张爱玲
目录

内容梗概

刘荃仓皇地把他自己的东西收集在一起,牙刷、衬衫之类,一件件抓起来就往背包里一塞。桌上那盏豆油灯,灯油快干了,只剩下青荧荧的一点微光,使那整个的黄土屋子里充满了青黑色的阴影,仿佛有了这点光亮,反而比没有倒更加黑暗些。唐家那边屋子里黑魆魆的,一点响动也没有,似乎他们已经睡了。也许他们也在屏息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也许他们也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悄悄地一声不出,就不会找到他们头上来。他应当立刻搬出去,回到小学校去,土改工作队员不能住在地主家里。要划清界限。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要搬也用不着这样仓促,根本住在唐家也并不是他的过错。他仅只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不愿意亲眼看见马上就要发生的这件事。他提着背包匆匆走到外面的月光中,迎面正遇见民兵的队伍打着灯笼拥到院子里来。大家嚷成一片,刘荃就乘乱里挤了出去,在那月光下的黄土弄中连跑带走,很快地已经把那喧哗丢在后面老远了。

然后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二妞给他洗的那套衣服丢在唐家没有带走。他在心里诅咒着,他讨厌自己在这种时候还会记得这样琐屑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得要去拿回来,那是他仅有的换洗的一套。要拿还是趁现在乱哄哄的时候去,比较好些,要是明天单独再到他们家去,他实在是怕唐占魁的女人和二妞对他哭诉。而且也要避嫌疑,再到他们家去,被人看见了要发生误会的。于是他又逼迫着自已往回走。还没到唐家门口,在黑暗中已经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哭喊着:「求求大爷们,行行好,饶了他吧,行好的爷们!大家都是街坊刘荃进院门就看见她,也看见他自己的衣服,衣服抹平了之后又晾了出来,晾在院子里那根铁丝上。二妞牵着他那制服上的一只袖子,仿佛拿它当作他的手臂,把额角抵在那袖子上,发急地揉搓着。

刘荃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鄙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镇静地走上去,把他那制服的裤子取下来搭在手臂上,再来拿那件上衣。二妞一看见他回来了,本能地把手一缩,把他那只袖子放了下来,大概自己觉得她这种举动太不妥当,然而随即又忘其所以地拉住他的手臂,颤声叫着:刘同志!你救救我爹!救救我爹!你看他们怎么乱逮人刘荃一面挣扎着甩开二妞的手,一面去拿他那件衣服,但是也不知怎么,衣服挂在那里,扯来扯去再也扯不下来。他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种奇窘,简直像在噩梦中一样。然后他发现,原来衣服上的一排钮子全都扣着,把那件上衣横穿在铁丝上。他匆忙地去解钮子,一个个地解开。他可以觉得二妞站在旁边呆呆地向他望着,她的脸在月光中是一个淡蓝色的面具,两只眼珠子像两颗圆而大的银色薄壳玻璃珠。小学校里那天晚上灯烛辉煌,因为捕人的事彻夜地在进行。逮来的人都送到后院两间空房里锁着。张励也还没有睡,几个重要的干部也都在那里。刘荃随即从他们那里听见说,唐占魁不过臂部中了一枪,摔下来的时候伤得也不重,已经扣押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刘荃换上他的另一套制服,发现胸前的钮子少了一颗,大约是昨天晚上晾在铁丝上的时候,拚命扯它,扯掉了一颗钮子。他不由得苦笑了,他觉得他在昨天那一幕惨剧里演的是一个可笑的角色。唐占魁的女人提着个篮子来送饭,闹着要进去见唐占魁一面,她不放心他的伤口。民兵没让她进去,她就坐在地下呜呜地哭了起来。刘荃隔着两间屋子听见她一头哭一头诉苦:一早就来了人,什么都给贴上封条,柜上贴一张,缸上贴一张,三间屋子封上了两间──尽自在旁边叩头,求他们少贴两张,还给磨盘上也贴上一张,油盐罐子都给封上了!她看见那年轻人脾气好,更是钉住了他不放松,哭着说个不完。「做做好事吧同志,我们也是受苦的人哪!可怜他苦了一辈子才落下这几亩地,哪怕地都拿了去,好歹留下他一条命,往后做牛做马报答各位爷们!」她并不走开,依旧站在台前,四面张望着,寻找她哀求的对象。她那红肿的眼睛里含着两泡眼泪像两个玻璃泡泡,鼻孔也是亮汪汪的,嘴里不住地抽抽噎噎吸着气。会场里人声嘈杂,一阵阵地像波浪似地涌上来,她心里恍惚得厉害,只有那抵在她背脊上的粗糙的台板是真实的。

这次的大会是在韩家祠堂前面的空场中举行,场地上搭着一个戏台,逢年过节总在这里唱戏。戏台上面罩着小小的屋顶,盖着黑瓦,四角卷起了飞檐。台前两只古旧的朱红漆柱子,一只柱子上贴着一条标语,像对联似的:「全国农民团结起来,」「彻底打垮封建势力。」檐前张挂着一条白布横额,戏台后面又挂着几幅旧蓝布帷幔,还是往日村子里唱戏的时候用的。台前的几棵槐树,叶子稀稀朗朗,落掉了一半,太阳黄黄的直照到戏台上来。那秋天的阳光,也不知道怎么,总有一种萧瑟的意味,才过正午就已经像斜阳了。小学生打着红绿纸旗子,排着队唱着歌,唱得震耳欲聋,由教员领导着走进会场,站到台前靠东的一个角落。民兵也排队进场,个个都拿着枪,一色穿奢白布小褂,拦腰系着一根皮带,胸前十字交叉扣着子弹带与手榴弹带。台前站了一排,台后又站了一排,四下里把守定了。农会组织孙全贵在人丛中挤来挤去,拿着个厚纸糊的大喇叭作为扩声筒,嗡声嗡气地叫喊着。干部与土改工作队员大都分布在群众中间,以便鼓舞与监督。张励却和一小部分队员闲闲地站在会场后面,仿佛他们不过是旁观者。张励的一只护身的手枪,今天也拿了出来佩带着,为人民大众助威,防备会场上万一有坏分子捣乱。他的外貌很悠闲,心情却十分沉重,也像一切舞台导演在新剧上演前的紧张心理。

点评鉴赏

与《秧歌》现代史上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已经有点被谈“俗“了,她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可以在文学史上站一席之地了(虽然尚有点点滴滴的反对声音)。然而当下的人谈论张爱玲,再也不是像傅雷先生那样认真阅读她的原作,对其文学上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分析阐释。现在的人谈论张爱玲,往往津津乐道于张爱玲的穿衣打扮,张爱玲的传奇身世,以及她与胡兰成的恋情。渐渐的,张爱玲成为小资的一种符号,她不再与文学有关,而是与时尚有关。谈论张爱玲变成了一种身份之象征,看张也变成了时尚。她的两部特立独行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至今也未得到共识。(国内至今没有正规出版过这两部小说)人们至今只是欣赏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基本上漠视张爱玲的另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文学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种种纠葛让《秧歌》与《赤地之恋》不见天日久矣。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代表作,但由于被中国大陆指认为“反共小说“,一般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皆不收这两部小说,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第一版。金宏达、于青编)就未收《秧歌》与《赤地之恋》。大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不知是不是非法出版物?)。上海学者郜元宝认为:“如果说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文学评论家郜元宝也对大陆文学界漠视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写《秧歌》《赤地之恋》时,张的文学兴趣更偏向中国传统小说,追求疏淡轻松,不那么密致急促了。但仍有大量西方文学的手法,如意象,象征,隐喻,心理幻觉等。不断“破坏“的背景下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这种张爱玲式的叙述模式由“赤地之恋“四字上升为经典的象征。“秧歌“则暗指群众被迫的笑脸,假装的幸福,这个意象揭示了政治高压下农民扭曲了的灵魂。《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西方文学手法没有早期中短篇那么密集,但较自然地融于中国传统的叙述风格,有笼罩全篇之势。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但她不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他们的灵魂当自己的灵魂来解剖,所以她写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识女性,也写活了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

人物评价

张爱玲是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她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还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海外逝世,“张爱玲热”再度掀起,许多研究专著和传记陆续出版,张爱玲的书也由零星印刷渐次发展到比较的成系列。大陆还没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并不难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全集大陆版应该不会遥遥无期的罢。

然而一个极大的问题至今没有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张爱玲一直被一分为二,一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有限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对五十年代后的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虽然张氏根据她1950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长篇《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最近搬上了银幕,她1952年由沪迁港、定居美国直至客死异乡的踪迹在一些传记中也屡有披露,但所有这些,与完整呈现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主要是张氏1954年在香港完成的两部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从中作梗。

政治决定论而滑入了新的政治决定论,把凡和政治疏远的作品都划进纯艺术领地,凡和政治接壤的作品都归入非艺术领地,比如,张氏四十年代小说与政治无关,就给以较高乃至极高的评价,而五十年代以后像《秧歌》《赤地之恋》之类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则统统视为拙劣的宣传。这就是矫枉过正。长期以来,文学之与政治,一直被理解为要么是现行政治导向的传声筒,要么反对现行政治导向——做另一种政治的传声筒。不管哪种情况,文学都排他性地从属于政治。对这种从属关系,无论极力维护还是极力想打破它的人,都习惯于认定文学与政治一旦沾上了,就必须要么宣传要么反对现行政治导向,没有别的可能。鲁迅当年在纠正极左的文学观念时,曾对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名言“一切文艺都是宣传”提出进一步解释:“不错,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我觉得沿着他的思路还可以推衍下去:一切宣传并不必然就是非文艺,而一切逃避政治的创作也并不必然就是真文艺。

作品评论

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写农村土改。时间也就过去了50多年,那段历史却不再被提起,被有意地遗忘掉了。按照张爱玲的说法,书中写的都确有其事。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扩大化,中农也变成了地主,统统枪毙了事。干部得到了最多的实惠,而不久以前,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还只是村里的小混混。

后半部分是三反。如今没有多少人说得上来三反五反,反的都是些什么。而在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而主人公刘荃,一个只求安稳的小职员也被卷入了运动的漩涡,锒铛入狱。他最终被放了出来,代价是他的女友和上头的领导同居了。(现在没有人会做出这种傻事了,一是没有了政治运动,二是做也要为了实惠。也许时代真的进步了。)万念俱灰的刘荃来到了朝鲜,成了我们的最可爱的人,一名志愿军战士。

按照维基百科上的说法,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2000多人被俘,三分之二后来选择去了台湾,受到盛大欢迎,美其名曰“反共义士”。刘荃是属于剩下的三分之一。不是因为还想见到他的女友,他的心早已死了。只是他想不到更好的选择,毕竟,他的命是她给的。回到大陆的战俘是不见经传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张爱玲的书中,人是不分好坏的,笔下也绝不会流露半点儿同情。人都是脱不了俗气的,偏偏这样写就的人物最让人牵肠挂肚,有咂摸不尽的滋味。

作者简介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张爱玲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943年,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这年她23岁,与曹禺十年前发表《雷雨》时同岁)。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事实上,张爱玲在五十年代已完成她最主要的创作,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赤地之恋》、《半生缘》等等。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为故事场景,在荒凉和颓废的大城市中铺张旷男怨女,演义着堕落及繁华。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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