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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自古便是野狼肆虐的地区，人和狼发生过不少惨烈的争斗。“我”的表舅小时被狼叼走了，后来人们又把他从狼口中夺回，从此脖子上留下了3个怎么也消失不了的疤痕。舅舅后来做了猎人，以打狼为生，并因此享受过不少殊荣。然而世事难料，今天的狼已经成了被保护动物，舅舅也成了行署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成员，普查了商州所剩15只狼的详细情况。
“我”和舅舅在熊猫基地巧遇，在专员的安排下与舅舅一起为这15只狼照相存档。在寻找狼的过程中，“我”和舅舅遇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人与狼的冲突终究不可避免，村里人为打死最后一只狼而后快，而“我”最终也未能实现保护狼的抱负，猎人们也因为见不到狼的影子而虚弱，一个个得了各种怪病死去。
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极端发达的高科技、互联网虚拟世界所导致的人类与大自然隔离，以及由此导致的肌体能力退化和生命危机，以至于在多样生物面前丧失了安全感；与之相对的是虚拟世界所培育出的征服力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望所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成为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的大批判、大反省。《怀念狼》作品完稿于2000年3月24日。
“我”在西京城里住惯了，久而久之，“我”的生活热情开始消失。“我”是来自城市的作家兼记者，“我”在乡下寻狼拍照采风。“我”寻找狼实际上是一次文化上的寻根，“我”与傅山传奇式的舅甥相认，是“我”寻找到“父亲”的开始，而后来与傅山的分离以及傅山的变成人狼，“我”寻找狼拍照的愿望未成，都宣告了“我”文化寻根或寻父的失败。“我”重新成为一个无父的人，一个精神无所皈依的漂泊者。
“我”并没有成熟的“生态保护”思想，“我”之所以保护狼，竟然是由这样一些混乱的缺乏科学性的消极思想支持着的：“我”崇拜世间的声音，总以每日听到的第一声音来预测这一天的凶吉祸福，但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由于过高地认识狼对人类生存的“生态”作用和价值，认为雄耳川人由于“长时期的没有狼，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已经变得很虚弱了，“我”竟然建议“专员”向商州投放新的狼种。这个荒唐的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村人”的不满和反对：村人都知道“我”是建议过专员投放新的狼种的，对“我”就冷淡起来。到最后，当狼群真的来了以后，“愤怒的人群”甚至要揍“我”。当狼群已经疯狂地伤害村人和牲畜的时候，“我”依然站在狼的立场，帮助被围困的狼逃命，甚至，狐假虎威地抬出“行署”和“公安部门”来威胁那些与狼群进行殊死斗争的老百姓。难怪“村里人”要说：“打这狗日的城里人，城里人日子过得自自在在，只图保护狼哩，是这狗日的给傅山灌迷糊汤了，把他捆起来，捆起来。”接着，一阵如雨的拳脚，“我”被打倒了。“我”双手搂抱了头，蹲在地上，立即有人从后裆处再次将“我”扳翻，“我”的头发被揪起来，衣服也被撕破了，眼前晃动的是无数血红的眼睛、咬得咯吱咯吱响的牙齿，一口浓痰就落在了“我”的鼻子上。“我”最终是被用一条麻绳捆在了门前的柿树上。“我”大声地叫喊我的舅舅，舅舅回头看了“我”一下，他没有来救“我”，连一句制止的话也没有。“我”还在叫：狼只剩下三只了。众人哈哈大笑。到最后，在“我”看来，狼被打死，人活的意义也失去了。
傅山是20世纪50年代全县闻名的打狼英雄，后来却奉命去保护已面临灭种危险、硕果仅存的10只狼。然而却因为他思维中所存留的对于狼这种动物生命力旺盛、凶猛而又残忍、狡猾的定势，最终阴差阳错地将狼全部消灭。傅山这个形象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专制、麻木、偏执与自身生命力萎顿，心理精神生出了病患的生动象征。
贾平凹，中国作家。1952年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商州》、《浮躁》、《废都》、《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