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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Lijinhui1891年9月5日一1967年2月15日）儿童歌舞音乐作家，中国近代歌舞之父。
1910年前在家乡读小学、中学，曾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学习民族乐器。使他从小受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1912年长沙高等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和长沙，任职员、编辑、音乐教员等。他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曾尝试着用传统曲调配上文言歌词以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与爱好。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活动，曾任《平民周报》的主编，这期间，他编写了两种歌曲集：一是《平民音乐新编》，以器乐曲为主；一是《民间采风录》，以声乐曲为主。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主编《小朋友》周刊，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1928年组织“中华歌舞剧团”赴南洋演出。抗战时赴重庆，1940年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建国后，长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
抗战时期，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发下，谱写了《向前进攻》等抗日歌曲，标志着创作作风的转变。
建国后，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写过一些美术片的电影音乐。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是非常可怜的，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听到歌唱；音乐课上的儿童歌曲，也大多用外国现成的曲调，填上中文歌词。就连北阀时流行的那首至今脍炙人口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竟也是借用一首法国摇篮曲《约翰弟弟》的曲调。
中国有自己的儿童歌舞音乐是自黎锦晖开始的。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一首歌，叫《可怜的秋香》，在穷人还没有解放的社会里，人们唱这首歌是要掉眼泪的。中国现代音乐史家分析：这样的歌，极为朴素但手法高超，是作者的心灵在音乐上的映照。黎锦晖在音乐上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幼年时就痴迷于音乐。家乡的花鼓戏、湘剧给了他丰富的音乐滋养，他无师自通，学会了多种乐器。五四运动前夕，他到了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的民间说唱，都为他所钟爱。此时，蔡元培做北大校长，实行“有教无类”，允许外人旁听。黎锦晖也成了北大的一个旁听生。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他的湖南老乡，如毛泽东、沈从文等。蔚为壮观的旁听生队伍，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蔡元培或许没有料到；但原先专修美术的黎锦晖走上用音乐推广国语，最后献身音乐，确是蔡元培耳提面命。北京二十七中的前身是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校，黎锦晖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日本国歌曲调，他马上找到黎锦晖，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这是黎锦晖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黎锦晖是湖南湘潭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兄弟8人都很有成就，被誉为“黎氏八骏”。大哥黎锦熙曾任教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老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创造新教育和新文化。受大哥影响，黎锦晖也投身于国语运动，并且创造了用音乐来推广国语的独特方式。
今天人们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是黎锦晖首创的。他认为学习国语应该从唱歌入手，这个思想使几代人受益。为推广国语，黎锦晖为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表演曲是一种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没有说白的歌舞表演曲；儿童歌舞剧则拥有完整的故事，有歌曲、舞蹈。黎锦晖依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在当时深受欢迎，其影响无可估量。
1921年，黎锦晖供职于中华书局，主编了多种儿童杂志和儿童读物，他的作品因此而广泛传播。同时，黎锦晖主持的国语专修学校每年都要举办暑期“国语讲习会”，学员多为来自各地的校长或国文教员。借此机会，黎锦晖把自己创编的歌舞音乐作品传授给他们，同时收集大量的民歌民谣。来自民间，又传播到民间，黎锦晖的创作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从推广国语到开创一种新的音乐形式，黎锦晖的努力，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序幕。
1924年3月2日，上海实验剧社借座福州路一家春菜馆，举行春宴。席上黎锦晖致词，黎说:该社对于戏剧的发展，准备分成四种:一、是欣赏剧，注意文学方面，专备文学界中人欣赏;二、是通俗剧，专供社会上一般人观看;三是工人剧，较普通剧更为浅显，专供工人观看;四、是儿童剧，包括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宴会后，演出歌剧《麻雀与小孩》。
黎锦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中国歌舞学校的创办者。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与歌舞音乐，在人民大众中影响相当广泛。“五四”运动后的十年间，创作了十一部儿童歌舞剧和二十四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而闻名全国。音乐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改编而成，词曲通俗易懂，作品带有民歌风味，音乐简炼明快、情节生动易于上口，主题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流传面很广。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但1928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至抗战前，他受到当时社会腐朽风气影响也编写一些委靡颓废的歌舞音乐，如：《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妹妹我爱你》等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受到当时音乐界的批评。1936年后写过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歌曲，如《向前进攻》，标志着创作作风的转变。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的代表作有《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等。儿童歌舞表演曲代表作有：《可邻的秋香》、《吹泡泡》等。二十年代，因创作了十一部儿童歌舞剧和二十国首儿童歌舞表演曲代表作有歌舞剧《麻雀和小孩》、《月明之夜》、《小小画家》，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好朋友来了》、《谁和我玩》、《神仙妹妹》等。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采用童话的方式，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而其中的歌曲大都亲切、好唱、好记，再加以优美的舞蹈动作和真实的表演，对儿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欢演、喜欢看。
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上海几家外商经营的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界，他是位多种成就集于一身的奇人。中国的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他都占有重要席位，在有些领域，他更无愧于“奠基者”、“创始人”之誉，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他创造了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个“里程碑”。当然，他最重要的成就，首先是音乐。
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音乐界都承认，他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他创作的《桃花江》、《特别快车》、《夜深沉》、《小小茉莉》、《妹妹我爱你》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的流行歌曲集《家庭爱情歌曲100首》，由上海文明书局分16册出版，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还把中国流行歌曲推出国门，并且一位美国音乐人出版了《黄色音乐》（黄种人群的音乐）一书，把黎锦晖称为“黄（肤）色音乐第一人”，并指出：黎锦晖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至少二十年”，黎锦晖将西方爵士乐与中国本土民族音乐结合后，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推广，使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又有人称黎锦晖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他创作的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可怜的秋香》等，在当时的儿童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剧作家吴祖光当时只有六岁的妹妹吴乐，“穿件黑色长裙跳舞衣，插上一对黑绸翅膀翩翩起舞，”在北京孔德学校参加黎锦晖《月明之夜》演出的情景，至今还被人忆起。而他1928年编剧并作曲的《小小画家》，则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歌剧的滥觞。
黎锦晖所做的，还远不只这些。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科学校”。他凭着丰富的民间音乐素养和汉语音韵学功底，继承、发展民族乐舞的传统，秉承“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改进俗乐、创造平民音乐”的主旨，以新颖、实用、快速为舞蹈教学的准则，聘请当时颇富声望与造诣的中外教师授课，教育方法与课程内容相当规范。此外，为配合舞蹈教学，学校还开设时事、外语、会话、戏剧常识、乐理、声乐、器乐等课程，采用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这种教学法使学员在短短三个月便可上台演出，学校也因此为中国新舞蹈艺术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正是这年的中秋之夜，上海一所小学礼堂里，在小朋友们演唱完黎锦晖创作的童谣《摇啊摇》之后，他宣布：“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此刻当空皓月，人人得以欣赏。以此为宗旨，‘明月歌舞社’即日成立。”这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专业歌舞表演团体。
歌舞社成立后不久，即创造了惊人业迹。在一位南洋商人3000块大洋的资助下，1928年5月，他们闯出国门，远赴南洋演出。第一站先到香港，在香港大剧场，八位青年女演员，身着雪白小纺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作词、黎锦晖作曲的《总理纪念歌》，一时间，剧场里观众肃然起立。一些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随之站起，全场气氛庄严肃穆。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当晚，香港同胞举行晚宴招待全体演员，庆贺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为国争光。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晖一直背负着“黄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争鸣”之际，他曾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黄色”，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终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实，黎锦晖所写的情爱歌曲，多为情非所愿，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但为了事业，他又不得不生产一些“卖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经费紧张而一度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为了筹钱，黎锦晖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经营不善，歌舞社竟无回程路费，他只好向国内“卖歌求款”，在半年内写出百余首恋爱歌曲，以稿费把演员带回祖国。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
其实，人们对黎锦晖作评价时，往往忽视了他艺术生涯的另一面。抗战期间，他出版《抗日三字经》；创作发表爱国歌曲数十首，其中如《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等都在当时产生过不小影响。由于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也流行黎锦晖的歌，陈毅曾代表中共中央派人给黎锦晖送钱，希望他“能到延安看看”，后因故终未成行。他对革命充满同情，1927年“四一二”后，田汉把中共早期党员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托付给黎锦晖，黎锦晖知道钱的特殊身份，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女儿。在黎锦晖的悉心培养下，钱蓁蓁的歌舞表演潜质很快被发掘出来，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并称歌舞社的“四大天王”。并认黎锦晖为义父，取名黎莉莉。后黎锦晖应邀创作彩色歌舞剧有声电影《芭蕉叶上诗》，让黎莉莉、王人美主演，从此把黎、王二人领上银幕。后来黎莉莉能成为三四十年代当红影星，黎锦晖具有重要影响。黎莉莉谈起当年的引路人，仍深深感念。
黎锦晖的才华不仅表现在音乐方面，他还曾编写各类教科书，编辑多种报刊，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国语文学部部长和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在推广国语上，曾有过突出贡献。他一生对儿童教育情有独钟，除创作儿童歌舞剧、儿童歌曲外，还曾创办主编儿童读物《小弟弟》、《小妹妹》、《新少年》等。19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由黎锦晖创办编辑的“可以陶冶儿童的性情，增进儿童的智慧，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增光”的儿童刊物，取名《小朋友》。4月26日正式出刊。它印刷精美，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谜语，还有小朋友自己的作品。两三期后，即成为风靡全国及南洋、日本等地的热销刊物。当时没有人专为孩子们写作，作为部长的黎锦晖就动员“国语文学部”的编辑们为《小朋友》写稿，他自己更是热情高涨，乐此不疲。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回忆《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深情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是它，循循善诱地引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2002年，《小朋友》迎来它80岁“生日”，这恐怕是中国最长寿的儿童刊物。2001年9月，文化部音乐司、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纪念黎锦晖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黎锦晖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纪念黎锦晖的意义超过纪念黄自、萧友梅。”有人说：当年批评黎锦晖是一种“无知和偏见”。并强调，研讨会做了解除“禁区”、为黎锦晖先生的“跨世纪悬案”揭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