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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作背景，讲述了隋、赵、李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的变迁。
作品通过家庭的沧桑抒写了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以一个古镇的历史折射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张炜，当代著名作家。1956年出生于山东龙口，原籍山东栖霞。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怀念与追记》《柏慧》《家族》《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等，短篇小说《玉米》等，散文《融人野地》等，诗集《皈依之路》等。有《张炜自选集》（6卷）、《张炜文集》（6卷）、《张炜文库》（10卷）等多种文集出版。另有专著《楚辞笔记》《芳心似火》等。 《声音》《一潭清水》分别获1982年、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九月寓言》获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大奖一等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图书”，《刺猬歌》2007年获由美国政府颁发的杰出成就奖。作品在海内外获奖30多项，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 《古船》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被法国教育部和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及必读书目。《你在高原》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2011年8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而张炜，则选择了自己所熟悉的农村为背景，进行了一次乡野文化寻根之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每一次社会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的思想变迁、保守与疑虑迸发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次社会转型或动荡都会引起知识分子新的精神觉醒和价值重铸。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一战”后人们的精神状态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处于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社会改革的震荡——当然，这种震荡主要指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当社会的中心价值和标准已经解体，面对“无名”的时代，很多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无可自拔的虚无与苦痛中去。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尤其比其他人有切入肌肤的痛感。他们或固守传统以求灵魂的安妥，或以新的勇气寻求新的信仰和价值，或以绝望的心态去哀叹魂灵之死。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荒诞，惟利是图、道德沦丧的情况愈演愈烈，人的各种物欲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越来越肆虐，人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变得淡漠而陌生，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危机日益凸现——对于深受中国民间传统精神浸润的张炜来说，这对他心目中的道德原则构成的巨大冲击是不言而喻且长久地挥之不去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至今仍为理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当权者、对民众不同态度的两方面现实意义。面对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山东作家群的思想共通性是传统文化中‘泛爱众’的合理内核”，对新的理想的塑造与坚持，是张炜作品中的重要主题，而这种主题是在追求民间文化中蕴涵的积极的传统理想而得以实现的。张炜深受民间文化的熏陶，他的这种道德精神尤其深厚，也因此他对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困惑感受更为敏锐，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愤怒：“历史，将一些常年辛劳众受到严重磨损的极度衰弱者，将一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养得强健肥壮的人，一同推到了今天的起跑线上。但是——如果那些强健肥壮的人进而在跑道上向本来就衰弱无力的人挥拳动手，甚至是坐上车子让他们去拉，那就让人愤怒了”。正是这种衍生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落差，促使张炜将他的精神建构放在了传统理想这一催生价值、信念的广阔空间。
倾诉性：“倾诉”展现了抱朴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家族和自我的忏悔与审判、文化的传承与走向、个体家族的兴衰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道德的自我约束与本能的欲望、朴素的善恶观念与崇高的个人信仰、科技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浪潮……可以说，正是通过“倾诉”，抱朴的“思想者”形象至此方得圆满，思想有了依托，有了内容，亦有了深度。正因为此，人物形象才得以丰满生动。《古船》共计二十七章，第十六、十七章的“倾诉”处于全书中部，对于抱朴人物形象的塑造恰起了承前启后之作用。正是通过这样庞大的“倾诉”，抱朴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现，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也有了合理性解释。无论从情节架构还是人物塑造上来说，“倾诉”都是《古船》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同时也是《古船》中最精彩的篇章。由此可见张炜从一开始就对“倾诉”的倚重。
事实上《古船》并非早期“倾诉”文本的唯一案例。与《古船》写作时间相应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倾诉”的发生期。之所以称为“发生期”，是因为此时期“倾诉”仅仅在张炜作品中露出端倪，还不是特别强大。大段的倾泻式的对话开始在文本中出现，“倾诉”对象已基本设定，具有类的特征（后文将详细论述），但“倾诉”还多由于对话形式而依附于人物和故事情节，尚不具备独立性。《古船》中的十六、十七章，全是抱朴对见素的倾诉。但这样的倾诉必须联系前后文，不能独立成篇。
《古船》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别致，也不愿以特别好看的故事哗众取宠，很本色，很真，追求的只是心灵的表达，是力求清晰的陈述和思辨，是恳切的诉说，是忘情的自吟。在张炜的写作中，这一切常常到了固执的、无暇他顾的程度，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就有些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