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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
徐福的族源，据甲骨文，金文专家研究，甲骨文中有关于徐国的记载，可证早在殷代就有徐国。徐亡之后，子孙以国为氏。《徐氏宗谱》所记与《左传》、《汉书》、《后汉书》等相合，说明徐福为徐国后裔，出自东夷少昊族，与秦、赵等同为羸（与盈通）姓，徐为其氏。
徐福家世，至今未见正史记载。但起始汉代的谱录著作，唐宋时代引入方士的家谱资料，却为徐福家世研究提供了可资参阅的史料。
现代学者研究徐福家世者颇多。如中国台湾徐氏宗亲会徐子明、徐悦堂纂写《徐氏大宗谱》，徐州师范大学罗其湘撰《江西<草坪·徐氏宗谱>初考》、《弥生的虹桥》，皆是在古人谱牒史料的基础上，考证了大量近现代家谱资料，对徐福家世作出了系统阐述。
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1915年荣获美、德两国文学哲学博士。学成归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他从1900年起研究徐氏历代谱牒，与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卫挺生互相切磋，对徐氏源流进行深入考证）与徐悦堂（明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二十一世裔孙，清两广总督徐广缙玄孙。他从1958年起，追随徐子明教授研究史学和氏族学，独自筹款办《徐氏大宗谱》编纂馆）两代人前后考证80余年，编写3年，《徐氏大宗谱》才得以面世。
据徐悦堂先生考证，记载徐福家史的古代徐氏家谱、族谱有多部。如：
《南洲·徐谱》。三国（220—280）时曹魏大臣徐庶（今河南禹州人）编《南洲·徐谱》曰：“南洲高士徐稚，字孺子，祖籍东海，于战国末年其祖先该公奉祖命隐南洲，永不仕，耕读传家，淡泊名利，自食其力……”又曰：“徐仲公，为徐偃王二十六裔孙。仲生二子，长讳长，次为延，延即尚也。长生猛，猛生咨与福（巿），福率祖人入东海祖洲（即今之日本），尚知福将反，遂令其曾孙隐居洪都（即南洲，今之南昌），该不及避，令其子坚隐居南洲，自此寄居南洲，八代至稚……。”《徐懋功家谱》。唐朝徐懋功编《徐懋功家谱》曰：“徐福者，又称徐巿或希，谱名徐议，字君房，其父讳猛，祖父讳长，从祖父讳延（即尚），曾祖父讳仲，高曾祖讳诜（即金文铣）。福之长兄讳谱，福率振男女各三千人入东海祖洲。谘居琅邪，今山东徐氏者为徐偃王二十九裔孙徐谘之后。徐福一支入东海祖洲，不复返也。徐该与徐福同曾祖父，延（即尚）知福反，入东海祖洲止王（秦始皇）不来，为避秦始皇灭门之祸，随令其孙该潜居洪都（即今之南昌），自此世居南洲。
徐懋功为徐稚十七世裔孙，为徐偃王五十三世裔孙，播迁山东曹州，为唐开国元勋，封英国公，妣薛氏，生二子，另讳敬业，次讳敬猷，享寿九十三岁，葬于长安太白山麓，建有徐懋功祠。
《徐氏大宗谱》对徐氏源流记述详尽：“徐氏，子爵，嬴姓，皋陶之后也。皋陶生伯益，伯益传禹有功，封其子若木徐，在徐城县三十里，泗州临淮有徐城（今安徽泗县北），自若木至偃王诞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周又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孙章禹（羽）鲁召公30年，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又其族出于嬴氏十四姓之一也。”
《徐氏太宗谱》记述的徐国兴旺的历程，与卫挺生《日本神武开国新考》相吻合（前已述及）。据徐悦堂先生考证，徐氏总堂号之所以“东海堂”或东海郡。因为徐氏“来自东海，去之东海”。所谓“来自东海”，指天下（海内外）徐氏皆发源于东海之地，故曰“泽衍东海”（即今江苏东海、赣榆地方），所谓“去之东海”，意指徐诞失国后蹈浮舟沿泗水由黄河口（今江苏阜宁今称旧黄河口）出海东渡，至舟山群岛（古称翁州）隐居，自此徐国臣氏，每日思念徐王诞，故徐氏以东海为“堂号”。
罗其湘教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江西临川、南丰、南城、九江等地《草坪·徐氏宗谱》、《邱园·徐氏家谱》、《龙溪·徐氏宗谱》和《徐家垅·徐氏家谱》等进行考证，认为《草坪·徐氏宗谱》中，有两处有关徐福家世的记载尚属大陆首次发现。一是《徐氏历代源流》中记有“受姓祖，讳巿。因始皇游海上，上书。娶卞氏”；二是明初洪武戊辰年（1389年）魏敏洪撰写的《徐氏历代宗谱序》中，记有“自巿公受姓下传……”
江西各地徐氏宗谱对徐氏脉络亦有清晰的记载，“徐氏出于颛顼之后，嬴姓。唐虞时为伯益，其后封于徐。子孙遂居东海郡，因以徐为氏焉。（《草坪·徐氏历代宗谱序》）
“粤稽徐氏，始由颛顼，历五世至伯益。舜赐伯益嬴姓。秦与赵皆其苗裔也。迨伯益生若木，夏封为徐候，其地即禹贡之徐州，子孙居此，遂以徐为姓焉”（《南丰邱园·徐氏续修家谱序》）。
罗氏考证了各种版本的“徐氏家族”之记载与卫挺生先生之考证对比分析，认为有诸多相吻合的共同之处：“一是徐氏出于颛顼之后；二是受赐嬴姓；三是夏封于徐；四是子孙散居于‘东海郡’、‘禹贡徐州之城’或‘江、淮、泗、济’之间。”
中国谱牒记载徐福之事较早者，还有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谱官王僧儒（公元465—522年）撰《百家谱》。文曰：“议，字彦福，亦名巿。秦始皇使蓬莱，居东海。”王僧儒“东海郯人也”。郯在今山东郯城县北，是赣榆县近邻，东距徐福故里徐福村仅50多公里。（罗其湘《江西<草坪·徐氏宗谱>初考》）
卫挺生教授《徐福入日本建国考》，编入了根据清徐时栋《徐偃王志》、六朝唐宋以来的谱牒编制的《徐王诞以前世系表》和《徐王诞至徐福世系表》。
日本官撰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等正史，对徐福家世未予记载。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宫下义孝先生家藏《宫下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却对徐福家世记之颇详。
2003年10月，笔者有幸于富士吉田市造访宫下义孝先生（74岁），并一览宫下族珍宝——《宫下富士古文书》。宫下义孝先生介绍：“传说《宫下富士古文书》是800年前完成的。原来的文章没有了，现存的为宫下祖先重写的。”该书20余万字，全以汉字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因为在日本是孤本，宫下家族视为珍宝，精心保管，秘不示人。笔者因是来自徐福故里的中国徐福会副会长，又是宫下会长的朋友，才得以一饱眼福。因没有时间细看（翻阅时要十分小心，不然书页会破碎），只拍摄了部分照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宫下义孝先生说，日本八店投入巨资，将《宫下富士古文书》复印出版300套，名曰《神传富士古文献》。每套7卷（每卷540页，大16K），定价14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余元）。
这是一部记述包括“徐福渡来”在内的弥生时代历史的日本最古老的典籍。饭野孝宥据此考证了徐福在日本的家世。
据徐福七世裔孙秦福寿著文载，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之时，徐福渡来日本列岛，先后抵筑紫（九州）、南岛（四国）、不二山（富士山）。徐福把7个儿子改为日本姓氏，然后把他们分别派往7个地方。从此，徐福的子孙遍及日本各地，逐渐繁衍起来。徐福则自称秦之徐福。
后代秦姓或者带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姓氏和地名，皆与徐福的子孙或与徐福一起东渡的秦人子孙有关。
饭野先生称，上述资料为徐福的直系第七代嫡孙秦福寿所书并遗传于世。建久3年3月，为山宫二所大神宫司宫下源大夫义仁所抄写（《宫下富士古文书》的《人皇七代孝灵天皇证》）。
秦福寿还有其他宝贵资料遗传于世，后人将其整理成《徐福世系表》。徐福第七世之后，尚未发现有关记载。
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有许多祭祀徐福的神社，庙宇和陵墓，羽田等氏姓也自称是徐福的后裔，日本历代天皇都用高规格祭礼祭祀徐福。后来徐福主动上书诈骗秦始皇以寻找不死药为名，保护田氏齐国皇室，带领三千童男童女、百谷百工、上古历史、诗书礼仪、鲁削切玉，远渡海外。
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说法，在秦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秦始皇暴政，一部分人敢于揭竿而起，另一部分人就消极抵抗，在沿海地区，就有很多人向海外移民。徐福是知识分子，他不满秦的暴政，但又无能为力，于是表面上热衷于寻找仙药，实际上是寻找合适的机会移民。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汉书》中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人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也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秦亡齐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
当时邹衍的大九州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地开发海外。秦始皇所向往的正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于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就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吕氏春秋为欲篇》也指出了当时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东至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这应该就是秦始皇对国家版图的宏伟目标。
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这是诸谜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日本还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此外，还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到了美洲的。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辑五先生把研究徐福与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当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汪向荣、卫挺生等，也参与了这一研究。1981年，汪向荣先生再论“徐福东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而且一改其年轻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记载了“方士们的不真实的宣传”，认为“徐福是实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计划的海外移民。”他还指出：若对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探讨的话，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传说。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一些中国有影响的史学元老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颇感兴趣。如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辽宁大学的孟宪仁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论述。另外像台湾的彭双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史记》对徐福求仙事的记载“语焉不详”，使得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一宗千古疑案，史学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近些年来，虽然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等多角度来佐证这一历史事件，但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要说认同，只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二是确实下过海。至于其出身在何处，在哪儿出海，出过几次海，东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一切还都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有些史学家就提出，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容易陷入空论与臆测。
2007年5月18日，中国·龙口第九届徐福故里文化节暨《徐福志》首发式在徐福故里山东省龙口市万松浦书院隆重举行，史学界和各地徐福研究组织的专家学者近50人出席，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先生主持会议，中共龙口市委副书记孙为富致欢迎辞。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华夏徐福文化研究中心等20多个学术团体和个人发来了贺信、贺电。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谢华先生作了总结讲话。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著名航海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经考证为今龙口市）。秦始皇时期，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自山东沿海东渡，足迹遍及韩国南部与日本，成为历史上中日韩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已成为先秦史、秦汉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有极为重要性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徐福及其集团东渡的研究，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快山东经济文化建设及旅游业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记载的不详，过去对徐福研究的开展尚不够深入，但随着中日韩三国有关徐福的文献、考古、文物和传说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增多，对徐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为了促进对徐福研究更加深入的开展和扩大对外交往，有必要对徐福的生平和业绩进行全面的认识、总结和宣传。2004年初，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决定编纂一部《徐福志》，并委托协会秘书处和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进行志书编纂的筹备工作。《徐福志》的编纂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韩寓群省长、蔡秋芳副省长曾给予大力支持。龙口市委、市政府及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对《徐福志》的编纂工作也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积极的保障。
《徐福志》共分6篇21章，洋洋38万言，翔实地记述了徐福及其东渡的整个过程，据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较强的权威性。全国著名史学家安作璋、朱绍侯、高敏先生担任该书的学术顾问。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马仪先生为编委会主任。主编为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先生，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曲玉维、副秘书长史衍勤、郝慧民先生担任副主编，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徐福志》的出版发行，是国内外徐福研究事业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徐福志》的出版发行，将为徐福文化研究、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泛的通道，成为中日韩人民世代友好往来新的纽带和桥梁。《徐福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地推动国内外徐福研究事业向更深层次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实，徐福传说，虚虚实实，历来是浮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棘手“谜案”，但又是游离于历史与文化之间的热门话题，徐福成了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一种独特文化。在中国，自汉以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撰文赋诗的不在少数。一生喜好探幽访奇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其《古风》（三）赋的正是“徐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宋朝欧阳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烂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吴莱热衷于徐福传说，他泛舟东海，寻访古迹，写下了著名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把徐福在舟山群岛中的遗迹，一一记录下来，并写下了《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篇；明朝的宋濂、李东阳；清时的黄遵宪等也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综上所述，如果说徐福，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还有诸多难解之谜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名题，早已在历史流变的进程中形成，并为中日韩乃至东北亚人民所接受。谁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而是事实告诉我们，徐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状况，对两国的交流与交往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对日本历史
在日本古代史上，绵延了6000多年的绳纹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突然中断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一下跃入了金石并用时代，这一作用，来自于列岛以外的移民，是外来的大规模集体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又不得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但是，《史记》中对徐福去向的记载只有“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么几个字，这平原广泽是哪儿？谁也不知道，以后又无令人信服的考古资料可以佐证。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纪才出现，对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下来的，其可信度也有限。因此，要确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团从中国大陆带去先进文化，着实是有困难的。当时的中国正值列国纷争，连年征战，老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蹈海东渡。移民集团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又何止徐福一个。就在史学界，关于倭人始祖问题，历来也有“吴人后裔说”，“太伯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骑马民族后裔说”等诸多观点，影响着日本历史发展的外来文化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通古斯文化等。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涵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认同和归属又以广泛的血缘交融为基础的。“徐福”仅仅是这一时期大陆移民集团的代名词，是一种文化源头的象征。
另外，自战国至秦汉，王侯将相大多热衷于神仙之道，故在历时几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动中，出现了像安期生、羡门高誓、韩众、卢生、少君等一大批方术之士。光是徐福入海求仙时就有三千童男女及无数百工相随，有几十条乃至上百条的船出海，就这一群体而言，也不可能首尾相随、同时出发、同到一个目的地的。因此，在中国一千多里的海岸线上，在日本有近30个地方都有徐福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徐福就成了这些方士群体、求仙队伍的代名词。我把其称为共名的徐福。
徐福与日本历史结合起来，从纯历史学的范畴到形成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自司马迁《史记》记载以后，东汉班固的《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南宋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有徐福出海求仙的事迹，且不出《史记》内容的窠臼，所说徐福到过的祖州、瀛洲、夷洲、澶洲、蓬莱、方丈等地，均是虚无缥缈的。
徐福传说与日本之接轨，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来华，次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访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带看到有一个风俗同于华夏的“秦王国”，于是就猜想，这大概是传闻徐福止住不归的“夷洲”，但又无法确定。之后，有人则把这个“秦王国”直接比定为日本。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书于公元1530年）中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用肯定的语气直接说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属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趋频繁，人们发现日本的文物制度类似中国，颇存上古遗风，于是逐渐将徐福东渡之地锁定为日本。
在徐福与日本古代史结合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义楚的《义楚六帖》中的记载。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中国，与我国的义楚和尚相识，相交日益深厚，宽辅把流传在日本的关于徐福求仙到过日本的传说讲给义楚听，后来义楚把宽辅的这一口述内容，记载在他的《义楚六帖·城廓·日本》中：“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对中国历史
在中国，徐福求仙到达日本，最终到达富士山的记载始见于此书，但这一记载也仅仅是一对异国友僧的交谈内容，也只是传说而言。然而，就是这样一则不经意的谈话记录，却成了以后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依据，传承授受，一直沿袭到了至今。
徐福文化历史流变中的另一突出现象就是徐福逐渐由人到神，徐福的史实记载内容逐渐被作为文人的创作而加以发挥，并且不断加以神话。徐福则逐渐成为一种不折不挠、无所不能的精神象征。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数宋代李舫的《太平广记》中一段有关徐福的记载：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万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餐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至于徐福东渡与中日关系的意象结合，则在历代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屡见不鲜。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国途经越州，朱少乘、朱少瑞、鸿渐等人赋诗相送，唐僧人鸿渐写了一首《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
禅居一海隔，乡路祖洲东。
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
山冥鱼梵远，日正辱楼空。
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这大概是文献所见“祖州”、“徐福”与“日本”的意象结合的最早史料。
在此前后，以徐福求仙为题材的诗文也常出于名人之手笔，李白写过，皮日休写过，朱少瑞写过。在日本最有影响的要数宋代苏轼的《海漫漫》与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明清时期随着与日本交往的更加频繁，此类题材的诗文更是屡见不鲜，曾任日本大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中记载着徐福求仙事；曾任宁绍兵备道的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记录了其去新宫访徐福墓的经过。
名人题留，佳作倍出，虽然，不少作品对徐福描述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是徐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过去我们却因其是文学、是传说，并不是史实而被忽视，即惑只作一些佐证材料来加以引用，没有能够集中地、深入地、多角度地加以研究，发觉其更深的内涵。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历史上曾都通过各种形式，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交融，形成一个个复合的政治文化联体。
隋唐时期，是日本与我国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国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国也曾派遣过大量的迎送使节，两国友人、僧侣、学者之间的交往，时常以徐福文化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而互相传颂、赞赏。日本的弘顺法师与我国的义楚和尚以谈徐福传说来颂扬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日本天台宗僧圆载，来华留学约40年后回国，他的好友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为他饯行，曾写有一首《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其中有：“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澶洲”的诗句。也以徐福求仙事来揭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无学祖元的第四代徒弟中津绝海来中国留学。明太祖知道后就在英武楼召见了他。谈话间，明太祖问起日本熊野徐福庙古迹，中津绝海法师即席作了一首《应制赋三山》绝句：
《应制赋三山》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明太祖看到这首诗后，兴致即起，当场步中津绝海诗韵和了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1402年，明惠帝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一庵一如出使日本，二位法师在日本碰到了中津绝海高僧，中津绝海捧示朱元璋御赐诗轴向两位中国法师求和诗。道彝天伦和一诗：
采药秦人旧有祠，春风几见术苗肥。
老僧曾到中华国，御笔题诗赐远归。
一庵一如也和诗：
挂锡龙河古佛祠，一生高洁厌轻肥。
赋诗诏入金銮殿，携得天香满袖归。
中日联珠，堪称绝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唱和其间正是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之时，从中显现了两国人民对和平友好的珍重。
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贺词中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他与日本朋友谈及日本就是以前传说中的蓬莱国，有长生不老药时说：仙药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次来，希望带回去日本优秀的科学技术。
1979年2月，和歌山县新宫市市长来华访问，将早期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天台乌药的三株树苗赠给邓小平同志。这又是由徐福东渡求仙而引出的一段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
2002年6月25日下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村祭奠，并欣然挥毫题写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八个遒劲流畅的大字。
2007年10月26日，“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开幕，羽田孜再次访华并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
徐福文化就是这样，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已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悠源的象征，并被两国人民世代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