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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一年（1831），石达开出生在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达开村）北山里一个比较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的始祖原居广东省和平县，到了他的高曾祖石永旺（石永旺有胞兄石永兴、石永发，为石家十二世）便落籍桂平县白沙。后来石永旺的儿子石风椭（石达开曾祖父，有三个胞兄，为石家十三世）又从桂平迁居贵县北山里。凤佑生三子，曰润才、润贵、润禄。石达开的父亲石昌辉约在达开五至九岁时便已早逝。丢下了弱妻幼子（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家庭境况大不如前。口碑材料说，达开少年时，种田之外，兼做生意。买卖鸡鸭，做牛贩。运炭到平天山矿区出售。年方十四岁的石达开巳凛然成人，早就挑起维持家计的重担。他奔走江湖，广交四方豪杰，与当时在浔梧一带活动的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大头羊张钊有交往，也与平天山矿区工人和广大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后来参加拜上帝会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后来太平军被困永安州时，能密檄龙山矿工驰援解围。
道光年间，官场腐败，民生困苦，1847年，石达开十六岁，正在广西以传播基督教为名筹备反清起义的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石达开慨然允诺，三年后毁家纾难，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被封为左军主将。意为“羽翼天朝”。
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织就罗网，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场战役，有人认为是石达开“最辉煌”的一次。
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
由于之前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
1854年初，石达开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他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贤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对手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虽然大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却令曾国藩免遭灭顶之灾。
同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赶回阻止，并痛斥韦昌辉乱杀无辜，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逃出天京，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遇难。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石镇吉、李秀成、杨辅清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封王，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持“义王”金牌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据骆秉章奏稿有三四万人。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在大渡河东线防御的清兵来到对岸，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太平军营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其中，石部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编，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驻扎大树堡。后来，两千人中有七百人过河，遣散或被杀。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夜袭大树堡剩余一千多人，除三百老幼存活外，全部被杀。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石达开受刑时，被割几千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敬佩地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广西白龙洞提壁诗》
《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
《五言告示》
“稗史漫传曾羽化，千秋一例不平鸣”，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十六岁便“被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封王，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二岁，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后仍令敌人提心吊胆，甚至他身后数十年中都不断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和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党人曾通过诗歌，小说，绘画等各种媒介宣传他的事迹以“激励民气，号召志士，鼓吹革命”。有关他的民间传说更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表现出他当年深得各地民众爱戴。
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们对石达开的胆略十分推崇，如李秀成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而清朝方面，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左宗棠说他“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说他“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不只如此，他还赢得了众多与他敌对立场的人的敬重，如地主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称其为“奇男子”，清朝一位贡生在湘军军宴上公开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在大渡河畔与他为敌的许亮儒对他的英雄气概与仁义之风钦佩不已。直到他死去近40年后，由清朝地主文人所撰的著作《江表忠略》之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传教士麦高文通讯中的一段话了：“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