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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字子渊，资阳县昆仑乡墨池坝人。少孤，家贫，事母至孝，以耕读为本。桑梓墨池就是他洗笔砚之处；县城南书台山，便是他另一个攻书的地方。他精通六艺，娴熟《楚辞》，崇敬屈原而作《九怀》，初露才华。尔后，他游历成都、湔上（今都江堰市玉垒山）等地，博览群书，以文会友。汉宣帝时，益州刺史邀他作客，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中和》《乐职》《宣布》诗，主人命僮子依古乐演唱，大为成功，由此声名四播。在刺史的举荐下，得到宣帝的召见，他先做“待诏”的清客，旋擢谏大夫。这时，才华横溢的王褒，一连写了《圣主得贤臣颂》《甘泉赋》和《四子讲德论》，其中尤以《圣主得贤臣颂》为著，用良御御骏马来作比，颇为形象。“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寓意深邃，真使人有耳闻目睹马蹄迅疾之感。
不仅如此，纯以辞赋来吟咏细小物件的则自褒始。王褒把专以游猎、女色为题材，转变为以细小的物件为题材；把规模壮阔的风格，转变为纤弱沉湎的风格；把堆积夸张的手法，转变为密巧细致的手法。他的名著《洞箫赋》，则是三个转变的集中体现。《洞箫赋》先写了竹林中的景物，后写箫声的动人，用力描绘，着力铺陈，细腻有致，扣人心扉。无怪乎做太子时的汉元帝“令后宫贵人皆诵读之”，也无怪乎《文心雕龙》称道：“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洞箫赋》是很早描写音乐的辞赋，对后世也很有影响。此外，王褒在蜀时，用方言写过《僮约》一文，以戏谑的笔调描写奴隶的待遇，由此可窥见西汉西蜀社会的一个侧面。
公元前51年，王褒奉令往益州，在途中写完《移金马碧鸡文》，不久病逝，时年40岁。王褒一生留下辞赋16篇、《桐柏真人王君外传》1卷，明末收集有《王谏议集》11篇。1998年，王洪林出版《王褒集考译》。
王褒少年时期就善于写诗，工于作赋，对音乐也有较高的修养。当时的汉宣帝是一个十分喜爱文学与音乐的皇帝，自己也会创作，因而经常征召各地在这方面有造诣的文士到长安。担任皇家的文学、音乐方面的“待诏”。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学的人，就请他来到成都，让他在成都写诗，并将他写的诗配上音乐歌唱。王褒又为王襄作传，故深得其赏识，上奏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汉宣帝立即下令召见。
王褒进京之后，汉宣帝就出了个题目，要他写一篇《圣主得贤臣颂》。这篇文章怎么写，王褒是颇费了一番斟酌的。构思时他想到了马，所以文中便出现了马跑的“情景”，“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王褒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良御御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动，音乐也颇为急促，使人如见其马，如闻其声。这篇文章深得汉宣帝的好感，他任命王褒为待诏，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
王褒还写有《四子讲德论》，也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文采也很富丽，有“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等句，意思即指天下太平。他写有《九怀》，这是王褒比较重要的作品，为追思屈原之辞。作者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崇敬的，对其不幸遭遇是同情的，所以《九怀》写得既有情感又有文藻，颇有《离骚》的风格。后来刘向编定《楚辞》、王逸作《楚辞章句》，都收入了此文，《全蜀艺文志》也著录了全文。
王褒又写有《僮约》，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记述他在四川时所亲身经历的事。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到“煎上”即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带）时，遇见寡妇杨舍家发生主奴纠纷，他便为这家奴仆订立了一份契券，明确规定了奴仆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受到汉宣帝赞赏的《圣主得贤臣颂》之类的辞赋。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此外，他所描述的当时奴仆们的劳动生活，奴伴关系，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材料，可以使人从中了解到西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王褒特别善于写咏物小赋，他是汉代写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箫赋》在当时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洞萧本是古代的一种排萧，发音清晰而幽静，在宫廷和民间都广泛使用。《洞箫赋》既描述萧管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现萧声之动人，极尽描绘和夸张。全篇用楚辞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铺叙洞萧的声音、形状、音质和功能。音调和谐，描写细致，形象鲜明，风格清新。这种赋不同于汉代大赋，而属于骄丽可喜、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陨其测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戏翱翔乎其颠。秋绸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油以獭掺。惟详汉宣帝与汉武帝一样，信神仙，好游猎。王褒在京中任职了一段时期后，汉宣帝听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传闻之中的“金马碧鸡之宝”。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医治即死于旅途之中。
王褒和他的作品对后世是有影响的。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用比喻的手法，赞誉了王褒的才华：文采秀发，擅长辞赋，谈耀一代；全诗对王褒表示惋惜，对汉主予以讽刺。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低于县令）。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总之，作为一个著名赋家，王褒没有司马相如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无法达到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描写那些独具特色的事物。在汉赋的题材开拓、手法创新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仍然不愧为一代名家。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乃是巴蜀人民乐观开朗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巴蜀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