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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时其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其兄苏轼四岁。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1055年），苏辙娶同里史瞿之女，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途经成都时，拜访出知益州的大臣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中第后，他献《上枢密韩太尉书》于枢密使韩琦。四月，因母亲程氏去世，父子三人回到蜀地。
嘉祐三年（1058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在开封游历。十二月，全家抵达江陵，苏辙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
嘉祐五年（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调铨（根据考绩迁调）官员，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又举他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科举吏治类科目）。同年，苏辙与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保苏辙。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说：“以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臣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1067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宰执王安石与陈升之共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当时知陈州的张方平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判河阳军文彦博征辟苏辙为学官。熙宁八年（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南京）判官。当时苏轼也外知徐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居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即乌台诗案），被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辙被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八月，因旧党当政，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大臣吕惠卿以攀附王安石而受重用，后又竭力排挤、陷害王安石，受世人憎恨。到新党被清算时，他自知难逃责罚，请求外授宫观官以逃避贬官流放之罪。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最终使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却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权任吏部尚书。八月，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
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升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为护军，进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起初，神宗实行开边之策，派兵进攻西夏，在熙河路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数寨。旧党执政后，司马光主张尽数退回熙丰时所占的城、寨、州、军，苏辙表示支持，但无法得到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朝廷最终同意割还西夏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在宋廷交割四寨、弃守未决之际，西夏展开大规模的军事侵扰，苏辙等人却以为夏人进攻实乃宋退让不够，割地不够从容所致。这种妥协退让的策略在后来逐渐破产。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苏辙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数月后，再贬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尚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苏辙治汝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六月诀别于海滨。元符元年（1098年），移至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他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宰相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朝廷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1103年），苏辙为避祸，独自迁居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苏辙住在许州，又被授以太中大夫致仕。
崇宁三年（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于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次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十月三日（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二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赠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宋高宗绍兴（1131年－1162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元年（1174年），经礼部尚书赵雄奏请，宋孝宗特敕追谥为“文定”。
苏辙著有《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论语拾遗》、《老子解》（2卷）、《古史》（60卷）、《龙川略志》（10卷）、《龙川别志》（2卷）等众多作品并行于世，又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录有其诗。
其主要作品被辑为《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宋史》称其“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但在对夏政策上，苏辙力赞司马光妥协、退让的方针。在他支持下，宋方割还西夏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但未能换取和平，西夏仍不断侵扰，妥协政策失败。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政论与史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书信杂文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
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
王士禛《香祖笔记》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刘禹锡）、柳子厚（柳宗元）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这篇“记”也是写得颇有特色。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诗赋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又如晚年所作《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氏的蜀学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苏辙的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张方平：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苏轼：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刘攽：具官某天材颖茂，儒学纯备。敏于事而慎于言，志于道而辅以术。早繇方闻之举，藉甚士林之誉。粤自谏垣，进陟词掖。倜傥正论，启沃者非一；润色王猷，灏噩乎吹万。
陈襄：学与文若不逮轼，而静厚过之。
张耒：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范丞相（范纯仁）不曾疑。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范公见事，洞达情实，各有部分，未尝疑惑。此皆过人者。
王辟之：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孙觌：白公（白居易）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张耒）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
王称：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学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朱熹：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
文天祥：国初，诸老尝以厚士习为先务，宁收落韵之李迪，不取凿说之贾边；宁收直言之苏辙，不取险怪之刘几。
脱脱：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王世贞：吾尝谓子瞻非浅于经术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则明允之余习。晚之所以不纯，则葱岭之绪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子弟也。
茅坤：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
杨庆远：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厚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张鹏翮：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朱轼：辙自熙宁以前，滞于小官。及元祐之朝，耆旧居职，未及有所施用。至绍圣，而世变不胜言矣，其斥调停、论绍述之非，有味乎其言之也。平居澹然无营，至引当否、商是非，直言抗论，无所回挠，斯可尚也已。
瓜尔佳·文祥：取材当如宋富弼、苏辙，庶有裨时政。
钱基博：①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与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其中欧、苏、曾、王，与唐之韩、柳，并称唐宋八大家，为后世言古文者之所宗。然惟欧阳修，碑传议论，兼能并擅。苏氏轼、辙，策论得欧阳之明快，而碑传殊无体要。②今观其文疏于叙事，而善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出以坦迤，抑扬爽朗，语无含茹，而亦不为钩棘；策论特其所长，碑传则其所短，与轼蹊径略同，而波澜不如；气不如轼之舒，笔不如轼之透。……策论至苏氏父子，原原本本，述往事，思来者，有以见天下之赜，古今之变，而观其会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直与周秦诸子同为一家之言，固不仅文章之工。而观辙之所为，其学兼综兵农儒法，其文出入庄、孟、苏、张，虽不如洵之峭劲廉悍，而颇追轼之条达疏畅，意到笔随，无愧难弟也。……然轼辙之文，有余于汪洋，不足于淡泊；工于用尽，而不善于用有余；可振厉以警发愦愦之意，而未能唱叹以发人悠悠之思。
朱德：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