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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思想家（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溢文恭，明朝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著名朝廷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贵州教育的先驱。
自幼聪颖，好学上进，喜读诗文，善作文章。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公元1546年）举人，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为江西按察司佥事，迁陕西提学副使，晋四川右参政，擢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后为朝廷大理卿，户部右侍郎，又改礼部，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事（即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兼全国最高学府校长），后任刑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等。他当官勤于体察民情，善于调查研究，知识渊博，曾提出"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事，受到皇帝的重视和采纳。
他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在王阳明学说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理学家，为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孙氏学说的中心思想是"求仁"，他进出"无欲"、"无欲就是天理"，以"无欲"达到"求仁"的目的，继承了王阳明学说思想，是贵州省古代第一位哲学家。他是著名的诗人。《黔诗纪略》收其诗有457首，编为四卷。时逢奸臣严嵩当权，对他横加迫害。他的诗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和仕途的艰险有所讽喻，部分诗揭露了政治黑暗，反映了民间的疾苦。诗风平易自然，有些作品有民歌风味。他的《学孔精舍诗钞》是流传至今贵州最早的一部诗集。《黔诗纪略》称誉他是"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重视教育，曾几度从事教育工作，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文》16条，详细阐明了他的教育主经和为学之道。任国子监祭酒兼经筵讲官时，锐意改革，为国家培养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50岁辞职回家后。在家乡清平建学孔子院，向家乡青年讲学，为发展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还是书法家，大小兼能，特擅楷、行。其书法以欧阳询为基础。参柳公权笔意，端庄严劲，亦如其人。楷书《谕陕西官师诸生檄》，现在西安碑林。福泉有《分守新镇道题名碑记》。
一生著宏富，主要有《学孔精舍诗钞》、《学孔精舍汇稿》、《淮海易读》、《春秋节要》、《左粹题评》、《四书近语》、《律吕分解发明》、《论学会编》、《教秦语录》、《教秦总录》、《教秦绪言》、《雍谕》、《幽心瑶草》、《道林先生粹言》、《庄义要删》、《督学文集》、《归来漫兴》等，均由明清学者刊行于世。
在哲学思想上，孙应鳌在晚明王学全盛之时，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并通过与浙中王门的王宗沭、泰州王门的徐樾、赵贞吉、罗汝芳、耿定向，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父子、罗洪先、胡直、邹元标，南中王门的除阶，楚中王门的蒋信，黔中王门的李渭、马迁锡等王门弟子的广泛交往，相互切磋，对各派理论学习理解，消化吸收，发展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孙应鳌早年师事徐樾，徐樾即传其心斋之学。徐樾之师为泰州王门大师王艮（心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王门学者大都不受传统经典的限制，“多以赤手搏龙蛇”的狂者精神对经典进行随意发挥诠释，故往往轻视经典，蔑视权威。孙应鳌学得其中之三昧，其显著的学术特色便是敢于以“六经注我”的心学精神，自作主宰，标新立异，勇于理论创新，不拘权威之说，不受书本约束。例如他讲《论语》中“温故而知新”时说：“温故知新，学者多以所闻所得为解。某妄意谓：故者，当如《孟子》言性则故之故；新者，当如《大传》日新盛德之新。凡天地万物之实体灿然具陈，是则所谓故也；凡天地万物之真机昭然不息，是则所谓新也。二词虽有显微之不同，其总括于人心、运行于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温则实体之总括者不晦，能知则真机之运行者不滞，不晦不滞，则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则仁，仁则成己成物，位育参赞，皆其能事。”（孙应鳌：《答楚侗公书》，《督学文集》卷四）
这里，孙应鳌从心学的角度对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作出了全新的解释，释其为心中生生不息之理，此与传统的理解大不相同。
在易学上，孙应鳌对《周易》的诠释亦是如此，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淮海易谈》“虽以离数谈理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变为未合，而实则借易以讲学，纵横曼衍，于《易》义若离若合，务主于自畅其说而止，非若诸儒之传，惟主于释经者也。”此一评语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孙应鳌诠释《周易》，不在于文字上的训诂，而在于借易以讲明心学，自畅其说，故其释《易》常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对其他儒学经典的阐释亦莫不如此。正如当时著名学者唐伯元（1540—1598，字仁卿，号曙台，万历间官至文选郎中，属甘泉学案）所说：“近读孙淮海讲章，亦既明乎其解，视诸家较备矣。乃其紧要归明心体，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学》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学又一人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二《甘泉学案六》）唐伯元对孙应鳌著述的评论，说明孙应鳌著述是借助儒家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它已超出传统儒家经典而直“明心体”，发挥个人独到见解，其思想的特色已为世人所共见。
在伦理思想上，孙应鳌以心本论的立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孔孟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道德传统，主张唯善不朽，求仁为宗，忠则必诲，善继善述，戒谨恐惧，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一定突破和创新。
在美学思想上，孙应鳌从心学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心即是美的思想，倡导文艺进行儒家的政治伦理教化，由此形成了其心学美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心性本体为基础的人格境界，以伦理本体为基础的道德境界，以意向本体为基础的至美境界。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孙应鳌恪守王阳明“致良知”的社会政治价值理念，坚持儒家礼制，主张以儒术经世，施行仁政，选拔人才，重振纲纪，强调为政以德，讲求实效。
在教育思想上，孙应鳌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和人才的培育，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和教师模范作用的发挥，主张师道与学道相统一、思与学相结合，并对教学的内容、教育的方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在诗文方面，孙应鳌有突出的成就，不仅冠冕黔中，而且名播海内。并与当时文坛巨擘王世贞（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吴国伦（字明卿，号川楼，江西兴国人，曾为贵州提学副使，官至河南左参政）等人均有诗文唱酬交往。晚明诗坛“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谢榛）之一的吴国伦在《报孙山甫中丞书》赞孙应鳌诗文云：“见答一章，词旨温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于《华顶》八绝，意以象生，而率多无象无意处，使人诵之跃然，如所云‘春风不到亦开花’，则妙悟甚也。”（《黔诗纪略》卷八）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进士，官迁吏部主事，补春坊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在《孙山甫诗集序》中赞孙应鳌诗文云：“其诗蔚然有江左风流，其隽永闳鬯，自鲍（照）、谢（灵运）诸人不能过也。”（转引自李独清：《孙应鳌年谱》第92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编印）此外，在诗文创作上，孙应鳌力主人心自立、自主，“读书作文，全是真宰运用，是我制外”，绝去依傍。所阐述的情志并举、率性而真重“风骨”而轻“色泽”，以“妙悟”超“兴象”等文学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极富生机与活力。他和当时思想家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一起，站在文学革新思潮的前列，推动着晚明文风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