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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家原是甘肃人，后逃荒到山西省太原县。因家庭生活艰窘，无以为生，遂四散逃荒，并以砸碎家中仅有的一口铁锅，各执碎碴一片，作为日后重逢的凭证。后人把吉林牛家又称“砸锅牛”。牛家在东北祖辈相衍，辈次排列为“玉升麟秉章，世绍永安长”。牛家主要是从牛金玉和他两个儿子牛升云、牛升霄创业发展起来的。刚到东北时，牛金玉夫妇挑担辗转来到了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牛金玉夫妇通过与吉林副都统打招呼，先在小东门外开小店的侯家房后种地，开菜园子，共开了13垧地。他又和儿子们进东部山区采人参、淘砂金，饱尝了艰辛，历经了磨难。据传说，他曾得到一块“狗头金”，约有一斤七、八两重。牛家就这样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投资工商业准备了必要条件。
吉林市背靠长白山，面临广袤的松嫩平原，处于松花江之滨，位于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长白山的很多资源，如木材、人参等特产，松嫩平原盛产的粮豆，都要以吉林为集散地，向外地发运。正因为吉林处于这样重要的交通位置，清朝康熙皇帝于1676年（康熙十五年）令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称“吉林将军”，“建木为城，倚江而居”，做反抗沙俄侵略战争的准备。经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近百年的发展，吉林已成为柳条边外第一重镇。精明的牛金玉看到吉林如此便捷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日后发展的有利条件，遂于小东门办起了大车店，兼营油盐烟麻。这就是牛家的第一个企业。时在清乾隆末年。当时，松花江上木排很多，舟船往来，络绎不绝，使小店生意非常兴隆，越做越大，兼营的油盐烟麻店得到了扩充。1797年（嘉庆二年），正式定名为“源升庆”。据说有两层涵意：一是期盼企业升腾发达，蒸蒸日上；一是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升”字，大儿子叫牛升云，二儿子叫牛升霄。而“升”字侧过来看，又是“牛”字。以后，以“源升庆”为基础，派生的“买卖”很多，但都在字号的中间有一个“升”字。从此，牛家在吉林商界名声越来越大，被称为“船厂牛家”，列为“中国北方四大家”之一，与当时富甲一方的山西亢家、沈阳郎家、河北刘家齐名。1829年（道光九年），牛金玉去世，企业由其子牛升云、其孙牛化麟两代人锐意经营，悉心管理，有了很大发展。
1881年（光绪七年），牛化麟仅四十几岁就病故了，偌大的家业和众多企业的管理重担就落在仅有15岁的少年牛子厚的肩上，好在总店“源升庆”和所属各企业层层均有得力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各司其职，牛家人只作财东，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牛子厚11岁出家，13岁还俗。到牛子厚接手家业时，牛家的经济正处于鼎盛时期，牛家的“升”字号企业也在扩充和发展。当时，牛家的“升”字号企业在吉林已有20余家。早在1877年（光绪三年）吉林的城墙由木墙改为土墙，又开通了北大街等街道，期间牛家出了很大一部分款项，这时“源升庆”已由小东门迁至北大街。据吉林市图书馆存《游吉便览》记载，在1911年（宣统三年），牛家的“买卖”有钱铺2家，占当时全城钱铺的九分之二；当铺六家，占全城当铺的十六分之六；杂货行三家，占八分之三；批发货店二家，占九分之二；中药铺一家，占十分之一；粮米铺一家，占四分之一；客栈一家，占十分之一。牛家企业经营范围除油盐烟麻等杂货外，还有高级百货，如绫罗绸缎，各种布匹，狐貉貂裘，山珍海味等，金银买卖及器皿，首饰的打制加工，中药材，瓷器，陶器，砖瓦，粮米，木匠铺，点心铺，鞭炮铺等，以至发展到金融业，开当铺、钱庄。此外，牛家还开养猪场、养鸡场，还自家设场打鱼。牛家的经营范围凡居民生活所需、官绅享乐所用的物品几乎无所不涉。除在吉林城开设众多企业外，还在吉林附近的集镇如乌拉街、桦皮厂、岔路口、大绥河等地开有油坊、烧锅等。在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太原、济南等都有牛家的生意，还把分支机构开到北京等地。以长春为例，据资料记载：1884年（光绪十年）吉林巨商牛子厚在长春城内北大街开设“公升合”钱庄，资本额官帖300万吊；在南大街开设“顺升合”钱庄，资本额官帖240万吊。在哈尔滨开有“振升恒”、“义升公”、“东升久”钱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吉林商务总会选举“总理”（会长）及会董共20位，其中，在牛家的“升”字号企业中就有赵熙曦等6人当选为会董，占会董总席位的三分之一。这时，牛子厚的大儿子牛翰章已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留学归来，官场活动多由他儿子出面。在吉林商务总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协理”（副会长）。由此，可反映牛家“升”字号企业在吉林商界实力之一斑。企业在增多，经营在扩展，牛家雇佣的“伙计”也在增多，究竟有多少人现未查到统计资料，但当时常说，“源升庆”大掌柜孙毓堂真有本事，能管2000多人！按当时的吉林市有2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升”字号企业就业。这应该是较保守的估算。到牛子厚时，牛家因经商富足已历三世。牛家资本雄厚，“升”字号企业有多年的经商经验，也积累了商业信誉，有一套比较完备的专业队伍。总之，牛家在前中华民国以至近代吉林历史中，商业规模、经营范围、富裕程度都曾是罕有罕见的。当时社会传说，牛家人去北京，不用喝别人家的水（因各处都有“买卖”）。还传说，清朝廷一次就向牛家借款70万两白银。
经营商业是牛子厚的主业。他是众多“升”字号企业的财东、老板，但直接的经营活动和具体的管理都不需要他参与，对牛家所有商业的具体负责，则是“源升庆”大掌柜。在“源升庆”一百多年历史中，经历了三个大掌柜的。第一位刘寿清，河北省人，从17岁开始到80多岁病故，一直在刘家供事。先是掌管上海分号，后来把上海分号交给刘云掌管，又到北京开设分号组建“源升庆灶房”（银号）。以后来吉林，成为执掌全部“升”字号的总经理。第二任刘云，河北省人。第三任掌柜的是孙毓堂，河北抚宁县人。他执掌柜事30余年，握有牛家全部买卖的实权。每年年终全国各地的分号、支柜的掌柜，都得到吉林“源升庆”来报帐。每3年为一帐期，届时，各地分号、支柜的掌柜携带账目、清单来吉林分别向各自的总号报帐，然后再汇总到“源升庆”总号。这些活动一般都由大掌柜的孙毓堂来主持。像“恒升庆”、“宝升堂”、“庆升厚”那样的大买卖，虽然有他们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大掌柜的，也要受孙毓堂的领导。牛子厚作为财东，经营商业所作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行情，掌握和决定“升”字号企业的建立与撤闭，决定各企业经理的委派及他们“身股”的增加。在牛子厚的经商历程中，值得提出的还有两件事：一是投资修械司，一是投资“恒茂”火磨。经清朝“钦差”吴大 创办的吉林机器局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被入侵的帝俄军队毁坏后，又于1911年（宣统三年）改为军械专局，附设修械司，修理枪炮，生产子弹，为此招募商股。因牛子厚有喜欢机械，摆弄枪械的爱好，所以就投了资，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提调”，时间不长，就把股份送人了。正当中东铁路修建时（1897～1899），有朋友劝说，中东铁路建成可以帮助推销面粉，建议开一家火磨。于是，牛子厚和“裕德隆”银号经理温子璞等合资修建了“恒茂”火磨。中东铁路建成后，实践证明，火磨经营很不景气，牛子厚对现代工业企业的经营又一窍不通，甚至连新式簿记都看不懂，后来就把股份交给温子璞了。这两项经商活动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并不是牛子厚深思熟虑之举。
鸦片战争到前中华民国时期，东北的币制极为混乱。在市场流通中，既有银，又有钱。银又有大、小锭和银“洋”，重量、成色都不统一。钱就更加复杂了。屯有屯帖，铺有铺帖。再加上军阀割踞，各自为政，官私银行、钱庄也都各自发行钱币或凭帖。特别是日本、帝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长期、激烈的争夺，金融的侵略，使原本混乱的币制更加混乱不堪。钱币的混乱给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带来了很大麻烦，但也给经营货币的商人创造了盈利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投资金融，开办钱庄，就成为富商巨贾们几乎一致的投资选择，牛家也不例外。比如吉林市的“源升庆钱柜”、在北京的“源升庆灶房”、长春的“公升合”、“顺升合”钱庄都是以经营银钱为主业。经营钱币获利大，投资也大，但由于政权的变动，风险也很大。当时，在东北流行俄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民间谓之“羌帖”，较之地方军阀银行发行的“奉票”、“官帖”币值稳定而且坚挺，牛家“买卖”均大量储备。1917年11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一举成功，“羌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给牛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伤元气。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牛子厚逐渐将经营大权移交给他的大儿子牛翰章，他自己“退居二线”。面对企业经营日趋困难，牛翰章和“源升庆”大掌柜孙毓堂更热衷于商业投机，铤而走险，以求捞一把，扭转被动局面。但每每事与愿违，赔了钱就只好关闭几个企业，卖掉几家商号来兑现。开始，家大业大，未引起重视，久而久之，积重难返，走向没落。1929年至1930年期间，牛翰章倒卖黄豆，用电话买空卖空，款项由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透支作为后盾。当时，正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黄豆价格下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限期收回贷款，牛家无力偿还，永衡官银钱号要查封牛家“升”字号“买卖”。面对这个灭顶之灾，牛子厚气愤异常。此时，正赶上任吉林公署参谋长的熙洽向牛家求婚。于是，牛子厚以求熙洽出面向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通融为条件，答应将他最小的女儿牛淑章嫁给熙洽为儿媳。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查封了牛家“升”字号的多数“买卖”。经过清查，牛家偿还了私人欠款，将企业的铺底，连同房产1000余间交给永衡官银钱号抵债，牛家保住了自家的住宅和个别企业。此后，经商100多年的牛家退出了商界舞台，赫赫有名的牛子厚也退出了吉林商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牛子厚的三个儿子分家，家人各散东西。
在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由于牛子厚在经营上缺少创新，没有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更没有向近代工业投资，尽管他的财势很大，商号很多，曾辉煌于一时，但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终于免不了崩溃瓦解的结局。
牛子厚声名显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富而好行其德”，乐善好施。牛家的施舍非始于牛子厚，而是“率由旧章”，其父牛化麟，老实厚道，待人处事，不善言谈，愿做好事。捐巨资资助公益事业。对于贫民，往往“夏施单舍衣,冬设场赈粥”,让贫民愁眉而来,欢声而去。到了牛子厚这一代,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在吉林市开设“粥棚”，无偿向穷苦人施舍稀粥；捐款修建了“凌云寺”；创办了“三皇会”（盲人聚会之所）；对无亲无故的贫寒人，慷慨相助。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了解救嗷嗷待哺的市民，他曾在前门外设一粥场，施舍粥饭。因为他施舍行善，市民多有赞誉，“牛善人”之称远近闻名。清光绪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分别向牛家颁发“乐善好施”的匾额。永吉县长送楹联一副，称牛子厚是“泊然与人无争，修世服畴，应共松江流泽远；富而好行其德，赈灾济困，料诸庐室感恩多”。
牛子厚又一大成就是创办了“喜连成”京剧科班，培养了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一大批京剧大师和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家资豪富，牛子厚的业余爱好也是丰富多彩的。摄影、园艺、修理钟表、看病，以及占卜、算卦、批八字等无所不好，尤其喜欢戏曲，特别是对京剧情有独锺。日常，除了经商外，在业余时间，他经常摄影照相洗照片、嫁接果木、给人看病等。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吉林城发生大火，烧毁繁华街道、官府衙门大半，毁掉民房2400余间。就是他用自己的照相机拍下珍贵的照片资料，记录了当时火光熊熊和一片瓦砾的悲惨景像，使我们今天能目睹当年房倒屋塌、街道破烂的情景。他还经常吹打弹拉，凡笙管笛箫无不精通。他因母亲爱看皮影戏，又赶上家里准备办庆祝堂会，而当时“地处边陲”的吉林又无大戏可看，于是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通过京剧艺人叶春善，请到北京“四喜班”戏班来吉林“康乐茶园”演出。在交往和演出过程中，他通过观察和了解，知道叶春善为人诚恳，办事认真，京剧中生、旦、净、末、丑行行精通。于是，很得牛子厚的赏识和信赖。进而，牛子厚向叶春善提出：请叶开办一个京剧科班，由叶总其成，由牛家出资，在北京、吉林两地轮流演出，既可解决牛家看戏的问题，也可以为京剧培养一批人才。叶对此很慎重，唯恐辜负了牛子厚的美意，推托再三，终于应允。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东北酝酿战争，局势紧张，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牛子厚就将来吉演出的戏班送回北京。临行前，牛子厚再次要求叶回京先招几个学员试试看。1904年（光绪三十年）叶春善在他家中招了六名学员。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又招了十几名学员，在临近租了一个小院练功学戏，牛子厚拨出白银二百八十两作为开班经费。根据牛子厚的指示又租了宣武门外前铁厂七号房屋一所，叶家也搬入其内，又招了一些学员。于是，才正式给戏剧科班起名，以牛子厚的三个儿子的乳名（牛喜贵、牛连贵、牛成贵）各取一字，定名为“喜连成科班”，又向北京东大寺精忠庙立案（清朝时对梨园行说公道话的机构），又招收一批学员，并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京剧名师分科执教。后来，由于“喜连成”科班办得有成效，牛子厚又为该班派专人管理财务，增添了服装道具，又增聘了13位京剧名家作教师。1912年因家务纠纷，牛子厚无暇顾及“喜连成”科班，就将科班交给叶春善管理。此时牛家与叶家已经结亲。牛子厚和叶春善成了“连襟”（东北话“连桥”）。后来叶先生又与大财主沈玉昆合作，沈先生又对科班投资，经征得牛子厚同意，改名为“富连成”科班。该科班从1904年（光绪三十年）到1944年共招收了12班，培养了京剧学员700余人。在该科班学习的学员因是受正规专业教育，很多学员日后在京剧界都成了“名角”，还有些人誉满全国，誉满全球。比如梅兰芳原名梅喜群，后改名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都是从这个科班学成的学员。
牛子厚对培养京剧人才倾注心血，梨园弟子也给予他盛情回报。1934年，家道衰落的牛子厚迁居北京。京剧界名人梅兰芳、萧长华等倡议梨园界给牛先生义演三天，用演出的收入为牛子厚购买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西河沿胡同的一所四合院，房屋14间，又用1500元银大洋购买香木棺材一口。
牛子厚对京剧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