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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陶（1855—1930），号象华，一字子砺，晚年更名永焘，又号九龙真逸，东莞中堂凤涌人，清朝探花。6岁拜陈澧为师，10岁通读五经，后就读于罗浮山酥醪别院。光绪元年（1875年）中秀才。光绪五年（1879年）参加乡试获第一名（解元），随即上京准备参加会试，因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便奔丧回乡。此后数年，他以教书所得，供养母亲及弟妹。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壬辰科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后又任国史馆协修、总纂。
政治生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出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携眷南归。翌年二月，闻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奔西安，他就从东莞起程赴西安“从驾”。庚子之役和议成，便随帝后还京。以后，曾任南书房行走、江宁提学使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南京创办学习外国语文的方言学堂和创办暨南学堂，招华侨学生至南京攻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江宁布政使。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弃官归里。次年，他任广东省教育总会长。同年九月，革命军攻破广州，他逃往香港九龙。民国2年(1913年)2月，移居九龙官富场，署所居曰“瓜庐”，此后潜心著述。以清朝遗老自居，避居于九龙，并以“九龙真逸”自号。他从小涉猎古籍,耳濡目染，好收藏明、清朝野史、稗官、奏议、文集等文献，藏书颇具规模，晚年遵照遗命，将藏书捐置于“酥醪观”中，所以在罗浮山有“道同图书馆”之设。其书法工整，以楷体见长。著有《瓜庐文乘》、《瓜庐诗乘》、《元朝东莞遗民录》、《明朝广东遗民录》、《明东莞三忠传》、《孝经说》、《吴梅村诗发微》、《袁督师遗稿》等，参与编纂有《东莞县志》；在九龙寓居期间，搜集宋王台在九龙所著所见；辑有《宋台秋唱》。刊刻有《聚德堂丛书》。
陈伯陶五岁就读，六岁师从广东历史上有名的大学者陈澧。他少年勤学，生性聪慧，十岁便能背诵五经。某日，父亲的两位朋友方文炳（东莞报功祠四君子之一）与方应锡来访，夜饮，见伯陶夜读，就出上联为“半夜读书灯火细”的对联叫伯陶应对。伯陶应声说“三更饮酒月轮高”。听后，方文炳对方应锡说“此佳婿也”。方应锡即与陈家订立婚姻，把次女许配给陈伯陶。
21岁，陈伯陶中了秀才，25岁时获乡试第一名。老师陈澧更以对联赠送给陈伯陶，勉励他“文章高似罗浮顶，科第连登会状元”。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光绪十八年陈伯陶复出应试，在殿试中初置第一，也就是状元。然而在试卷中，他将“宣抚司”写成了“宣慰司”，因此被压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和为他据理力争，谓此积学之士，故改列第三名，成为了东莞历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在这之后，38岁的探花郎陈伯陶，其沧桑可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春风得意马蹄疾”，随之而来的先是喜叹。无论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的风云变幻，作为个体人生而言，陈伯陶可谓拔萃于芸芸众生：钦点探花，并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一等谘议等职。虽没高官厚爵，而对于生性不善逢迎的陈伯陶而言，也称得上青云直立。即便在甲午战败、戊戌变法等事件冲击下，陈伯陶也是不为所动、坐怀不乱。
庚子乱起，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光绪和慈禧仓惶出逃。陈伯陶仍不为时势所动，早在1898年，他便亲自见证了李鸿章代表中国与英方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及香港地区235个岛屿99年的耻辱之事。两宫返京后，陈伯陶入职南书房，后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出任江宁提学使。陈伯陶重视国学，曾四处奔走，游说劝谕国内外华人华资办学以振兴中华。1906年，陈伯陶协助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创办国内首个培养侨生的学堂，目的是培养华侨学生的国文及国语等，并由陈伯陶命名―――暨南学堂，也就是今天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陈伯陶更以提学使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亲自制定办学章程和经费预算。他与中国教育的深厚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陈伯陶在香港隐居二十年，最大的贡献就是与赖际熙等人创立学海书楼，开坛讲经，传扬国粹，倡施义学，以救当时不振的国学。赖际熙会同陈伯陶、陈望曾、苏志纲、冯博庵、罗元燮等一群前朝遗老，向香港绅商游说，劝其出巨资购经籍，并由陈伯陶、赖际熙等每周轮流讲学。起初租赁坚尼道，前半藏书，后半讲学。藏书每日开放，任公众阅览。不久得到绅商赞助四五万港元，后购中环般含道18号洋楼一座，一层讲学，一层藏书，另一层则租赁与人，收取租金以付开支，藏书四万余册。1963年，学海书楼需拆建，书楼遂把全部藏书借存于大会堂图书馆，至2001年，特藏书籍再迁移至香港中央图书馆继续供读者参阅。
陈伯陶对东莞的贡献，在于他对东莞文献资料的整理上。特别是他历经六载编写的《东莞县志》。陈伯陶一生学养深厚，著作甚多，有《东莞县志》98卷（附《沙田志》4卷）；《胜朝粤东遗民录》4卷；《宋东莞遗民录》2卷；《明季东莞五忠传》2卷；《增补陈琴轩罗浮志》15卷；《孝经说》3卷；《袁督师遗稿》3卷；《瓜庐文乘》4卷。在其诸多著作中，以《东莞县志》和《胜朝粤东遗民录》最有价值。
《东莞县志》是陈伯陶在港期间，组织数十人，博行采访，详加征引，仿阮文达《广东通志》及近代南番诸志的体例，重新纂辑，历时六载才修成。《东莞县志》为历史上的东莞志书之最，也是他为东莞乡亲作出的最大贡献，“为历史上东莞志书之最”。到今天仍是作为参考东莞昔日历史的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历史文献瑰宝。
今日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莞城东正路，就是昔日陈伯陶的出生地。东正路原名东门正街，因路正对着东门城楼而得名。从明朝洪武年间即14世纪扩建东莞城开始，这条路已存在，算来有600多年历史。东正路原是一条4米宽的麻石路，上世纪50年代末，扩建为12米宽的水泥路。
路西一段原叫“榜眼坊”，明朝东莞榜眼刘存业曾在街口建一麻石牌坊，上面刻有“榜眼坊”三个字，路也因此得名。牌坊在上世纪中期被毁掉，路也在拓宽后一并称作东正路，现在的东正路还包括北侧的十九巷。说起十九巷，里面大有文章。据《东莞市地名志》记载，十九巷乃明末清初的东莞富绅李作楫所建。传说是李作楫在此建了十八栋同一式样和规格的房屋，并且是在同一个晚上上好十八条屋梁，形成了十九条小巷，所以取名为十九巷。现在走进去看，十九巷的风貌还依然可见，纵横交错成“井”字的一条条小巷，宽度仅可容两人并排通行。两边的房子一律青砖红瓦，现在东正街横巷24号、26号，据说都是昔日陈的故居探花第，如今探花第已不复存在。24号房子仍有人租住，26号房则是人去留空。当年探花第北侧的陈宅尚在，是个三进大院，最里面的一进有两层，据说是陈伯陶的书房。书房檐下的木雕还在，精致而古朴。
东莞中堂镇凤涌村是陈伯陶祖籍之地，至今这里保留着陈氏宗祠和陈伯陶家祠。2007年10月，作为东莞市村史展览的示范点，陈伯陶史迹陈列馆在该村宗祠正式开馆。
陈伯陶好学深思，多才多艺，精通词翰书画，旁及医术、地理、经济。其著述甚丰，有《孝经说》，《胜朝粤东遗民录》4卷，《宋东莞遗民录》2卷，《明季东莞五忠传》2卷，《袁督师遗稿》3卷，《增补罗浮山志》5卷，《东莞县志》98卷附《沙田志》4卷，《瓜庐文剩》4卷和《瓜庐诗剩》4卷等，尤以《胜朝粤东遗民录》和他主编的《东莞县志》最有价值。《东莞县志》是他在九龙完成的，历时六年，是一部史志学界评价较高的县志。1930年8月20日，卒于九龙寓所，终年76岁。墓葬广州罗岗小金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