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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文（1890～1957），原名兆镕，字兆铭。出生于广东东莞附城峡口村。早年入乡塾就学，后入东莞高级学堂。宣统元年（1909）加入同盟会，与邓铿从事反清秘密工作，在广东香山（今中山）石岐果栏街开办“庆利货栈”，作为掩护革命的秘密机关。民国元年（1912）冬，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志成学校。1914年夏毕业，随孙中山回国，在上海环龙路44号创立中华革命党事务所，任事务总管兼财政司理。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广东军政府，参加护法运动，任财政部佥事、代理总长，兼任广东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1920年春，任陆军部军需司长。1923年3月，任广州大元帅府审计局长，9月改任大本营军需处长。从1913年至1923年间，他常随侍孙中山左右工作，协助司政理财。
年冬，由广东省政府派赴欧洲考察经济，入伦敦经济研究学院学1923习两年，入剑桥大学学习一年，毕业后再赴美国考察市政建设。1926年春回国，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在职期间，致力筹措军需，使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不久又任江海关监督。同年8月，蒋介石迫于各方反对而下野，他与蒋共进退，辞去南京市长职，随蒋介石往日本考察。
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他再次任南京市长。此外，他还任军委会军医监理委员、营房设计委员、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及首都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29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在任南京市长期间，致力市政建设，开辟柏油马路——中山路，全长21华里。
1931年3月，刘纪文不满蒋介石囚胡汉民于汤山，南下广州加入了反蒋派，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2年3月，任广州市长兼广东省政府委员。他上任广州市长后，着力抓市政建设，主持市政建设委员会草拟全市道路系统和交通规划。此后，市内道路修建按规划逐年依次进行。在他任市长期间，全市新开辟30余条马路，总长为39万余英尺，连同建成的马路共计42万余英尺。其中市区马路为28万余英尺，市郊马路为14万余英尺。他对市内在建工程多方筹措或追加经费，督促加快工程进度。如中山图书馆（旧址），由市政府呈请省府追加费用6万元，于1933年10月落成；广州市政府大楼，所需建筑费用计150万元，一时难以筹足资金，他批准市府在建筑报建时收建合署的附加费，才筹足资金，历时4年，于1935年落成。海珠桥的建造，也是在他任内完成的，他还主持了盛大的落成通车典礼。他在任市长期间，对广州市政建设擘划颇多，成效显著。
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6月，西南政务委员会解体。同年8月他辞去市长职，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审计部政务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考试院特考典试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任邮政储金汇业局副局长。1945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冬，以广州市代表身分参加行宪国民大会。1949年秋到日本，后到台湾，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由夫人许淑珍陪同赴美国医治肠癌，1957年4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留学日本,考察欧美
刘纪文，原名兆铭，字自然，祖籍广东东莞县横沥下车岗村，世代务农。清咸同年间刘氏一家从东莞迁居顺德。1890年10月19日，刘纪文在广东顺德县古楼堡佩江乡出世，父亲名刘泰全，母亲老氏。尽管生在顺德，旧时人重祖籍，故刘纪文仍称自己是“东莞人”。1909年，刘纪文与郑岸父等人在香山石岐果栏街开设庆利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由周演明介绍、谢英伯主盟，刘纪文加入同盟会。次年清廷覆没，广东军政府成立。1912年12月，广东军政府选派48名同盟会会员留学日本、20名留学欧美，刘纪文与丁颖、李仙根、周演明等被送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刘纪文入读东京私立志成学校。1913年6月，刘纪文在东京小石川区扫除町中华圣公会接受伊悦理牧师为其主持的洗礼。1914年，刘纪文在志成学校毕业，入读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刘纪文加入中华革命党,任财政部员。在留学之前及在日本初期他一直名兆铭，后增别字纪文，并以字行。1917年，刘纪文回国，他在中华革命党上海本部任职，后随孙中山南下，在广州大元帅府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佥事、金库长。
1921年4月3日，广州市政厅成立，孙科为第一任广州市长，刘纪文担任审计局长，这是他服务广州市政之始。次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炮轰越秀山前总统府，刘纪文在东较场遇到负伤的孙中山警卫张猛，他为张包扎左膝下伤口，用汽车送张到第一师司令部（长堤官铸局）。1923年8月，孙中山任命刘纪文为省政府欧美市政考察专员，派他带队前往英国留学深造。刘纪文一行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研读，利用在英读书间隙，刘纪文考察欧洲数国市政建设。1926年夏，刘纪文完成了在英学业，先到欧美国家考察市政，后经加拿大回到广州。是年7月17日，刘纪文被任命为广东省农工厅长。省农工厅在光孝街，设厅长、主任秘书、秘书各1人，下设文书、编纂、会计组及农工科、统计科。说是“农工厅”，其实处理不少劳资纠纷事务。1926年9月，因“曲江农民减租”事件，刘纪文被调职。此事原委是曲江县大旱失收，农民要求减租，省农协常委周其鉴、省农协北江办事处主任蔡如平等人与曲江农协商量后决定减租三成，情况上报省农工厅，遭到刘纪文的拒绝。9月24日，曲江县救灾会的代表来省请愿并质问厅长刘纪文。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答应了曲江代表的要求，刘纪文也因此被调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军需处长。
南京市长,喜结良缘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蒋介石力荐下，刘纪文担任南京特别市首任市长。6月1日，刘纪文在《市政府宣言》中说：为改变南京“教育之幼稚，实业之凋敝，市廛之湫隘，道路之不平”状况，他计划在南京辟建马路，改善交通；端正人心，建造公园。时至今日，刘纪文在任时开辟的那条长12公里、宽40米的沥青“中山大道”和广征世界物产、在玄武湖边创设的“五洲公园”（今玄武湖公园），仍被视为南京人的骄傲。在南京，刘纪文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妻子许淑珍原与父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她与妹妹淑英同是上海晏摩氏女校的学生。许淑珍攻读甚勤，各科成绩优异，本来学校离家不远，但她坚持要入校寄宿，一是喜欢校园的清静，再就是方便自修。许淑珍善修饰，装束雅淡宜人，既有美貌且多才多艺，或必骄视侪辈，但许氏独不然，待人接物，和蔼有加，与同学交谈时语多谦词，彬彬有礼。她喜欢习字，每日清晨，无论寒暑，必早起习字不懈，故书法秀丽，人见人爱。据说当时追求许淑珍的“高富帅”不少，但她最后选择了比自己年长17岁的刘纪文。1928年10月18日，刘、许先在南京市府大礼堂举行婚礼，蒋介石、谭延闿为证婚人。后至南京圣公会礼拜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办得气派豪华，“新夫人穿25元一双的丝袜”成一时新闻。
重返羊城,主政广州
1930年4月25日，刘纪文在上海就任财政部江海关监督。两年后，即1932年3月21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让刘纪文代理广州市长。此时的刘纪文因满怀南京市长、江海关监督的执政经验而充满信心。1932年是广州的“黄金年代”，“南天王”陈济棠正全力打造广州成为“首善之区”，再加上前任市长程天固是一城建老手，此前的越秀山水塔、市府合署、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珠江铁桥、省港长途电话、增加电力等工程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以致刘纪文一上任就有不少出席开幕礼的机会。
3月28日上午10点，刘纪文在市府举行的典礼上就职。同日，刘纪文委任詹菊似任社会局长、何荦任公安局长、袁梦鸿代理工务局长、刘秉纲代理财政局长。上任之初，刘纪文建议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在次年开始实施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广州一直是全省区域经济布局的中心，初步建成西村、河南两大工业区，当时广州是广东近代民营机器工业的集中地，占了全省近代民营工业厂数的43%，资本额的58%。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和商业，初步形成了西堤、十三行、十八甫、汉民路（今北京路）等商业区，开办了不少百货公司、戏院、旅馆和饭店。1936年，广州市商户有31970个，营业额6.5亿元，国内贸易总值占全国的6.08%，居全国前5位。广州建起了海珠桥，修筑了西堤轮渡码头，还有市立中山图书馆、东山西式住宅等建筑。开通了广州至省内各地和省外几大城市及与香港的长途电话，建立了无线电台。1932年4月7日，东山百子路增设电话分所建成开幕，广州市内电话一下子扩充号码3000个，当时广州已有7000个用户。至1934年止，广州市马路总长140公里，新增5家公共汽车公司，开辟19条路线。在建设中，刘纪文十分注重细节，他关心的东西不仅是马路与高楼大厦，还有自来水、木柴、汽油等与市民休戚相关的事情，当时尽管广州有自来水供应，但大部分市民仍是汲食井水，每遇疾病流行，甚易蔓延。刘纪文一方面强调增设公用水管，以满足普通市民的需求，同时鼓励用户安装水表，当时若无水表的话是按户收费，故出现不少浪费现象。他主张安装水表的用户减价收费、不安装者酌量加价。刘纪文还认为烧柴是很落后的燃料，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用煤代替木柴。
强调服务，讲求奉献
早在南京，刘纪文就有“铁腕市长”之称。当年建设南京中山大道，拆了400多户民房，对于那些“钉子户”，政府派人强行拆除，将拆下来的砖瓦建材，抵拆迁人员的工钱。当时的南京人“尽有不知道国民政府主席姓甚名谁，但对于这位拆屋的市长（指刘纪文），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来到广州，刘纪文做事仍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1932年5月，甫上任的刘纪文就强调“公正廉明”，他说这四个字是公务员必要遵守的纪律，是自古至今为公服务人士的美德。8月，刘纪文在市府“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说要与大家共勉“服务精神”。刘纪文说，我们服务于政府，首先要认识服务的意义，即为公众谋利益，把自己全部能力贡献给政府。服务政府就应该勤勉尽职，纵使牺牲性命也要努力完成。政府给公务员发薪俸，不过是一种生活费用，并不是服务的真正代价，若误会薪俸便是工作的代价，就不会明白服务的意义，而且会感觉代价太低而失望。
刘纪文认为公务员的“服务”，一定要区别于“佣工”，佣工是谋个人利益，是为得到酬金而受雇的，佣工有受雇与否的自由，酬金数量也是双方论价。刘纪文举例说，假定画则师（建筑师）在6个月内可绘制100万元工程的图纸，以3%为酬劳计，他便可以得到3万元的酬金。但如果入了公务服务，同样是100万元的工程图案，其薪金每月300元的话，6个月他也只能拿1800元，两者比较相差甚远。又如社会上卖文鬻字者，往往一文一字，价值奇昂。当前我们市府也有不少能文善画的人，如果按他们的价格去计算的话，那么他一天的工作也许已能够抵一个月的薪俸了。因此在政府服务不能以薪俸来作代价，不可误会自己与雇工是同一性质，若没有一种为公众谋利益的服务精神，斤斤计较薪俸的多寡与工作是否相当，甚至凭借名义以谋中饱私囊，视做官为发财捷径，那就背离总理（孙中山）的遗教。他说：“我们办市政的人是建筑工人，工人建筑屋宇，唯一的责任在于建筑坚固与优美，不必问它是谁人居住。我们有了这种肯定的心理，然后做起事情来才会觉得痛快。”
注重形象，爱惜老友
刘纪文平日注重形象，文质彬彬，神采奕奕。他喜欢照相，常与友人交换照片。在广州，他打算请一画家为自己画像，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机会。后来一次他看到兄弟刘秉纲请香港画家李铁夫画的人像，惟妙惟肖，十分喜欢，于是邀请李铁夫到市府为他画像。李铁夫带一助手携画具来到市府会客厅，与刘相约每天公余时间利用1-2小时为他画像。只见刘纪文正襟危坐于椅中，李铁夫将张开画架在其前，精心描写，十几天后，画成之日，刘纪文请市府同僚一齐欣赏，皆赞李画家之妙笔。当时此画以战场为背景，烽火弥天，断木残枝，隐约可见，比喻祖国在日本铁蹄下多难之秋。
刘纪文颇为念旧。1932年6月的一天，他到市工务局视察，该局测量股主任名叫伦仲翔，听说市长要来，便让部下在自己办公台角贴上名字。那天刘纪文看得特别认真，他细看每个职员的工作。当来到一名叫郭日初的办公台前，郭不在。刘纪文见到郭的名字惊诧起来，向伦打听郭的情况，并让他去找郭。找了半天，在厕所找到了郭。刘纪文远远看到郭，主动上前与他握手，亲切交谈。刘纪文走后，众人询问郭如何认识刘纪文，他面红红地说：“那还是1912年胡毅生（胡汉民之弟）当士敏土厂总办的时候，刘纪文当会计科长，我是工程科长，大家是同事。现在人家是市长，我却是每月90元的测量员。”于是大家才知道他刚才躲进厕所的原因。不久，土务局长让郭日初去他办公室。郭回来时手上拿一纸条，上面写着：经市长特批，郭日初升任建筑课技佐，月薪150元。
撤退台湾，病逝美国
早在1931年宁粤分裂之时，刘纪文就属于孙科那派，联手反对蒋介石，并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陈济棠治理广东，刘纪文任广州市长。1936年7月，陈济棠下台。同月，刘纪文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市长一职由曾养甫接任。刘纪文离任后，感觉宦海浮沉，时有退归林泉之想，他在东山建一书楼，名曰“三思”。三思楼建成后，他花7000多元搜集海内著述秘本及名人书传，客人一入书楼，目不暇给。楼中布置现代，墙壁挂满名人字画，还有古玩瓷器，古色古香。1938年，广州沦陷，刘纪文到了重庆，从事的是慰劳将士、声援前线及通过广播电台向沦陷区进行宣传等工作。1940年2月，刘纪文参加重庆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到桂林、韶关、衡阳、耒阳等地劳军。1944年元旦，在国民政府授勋仪式上，刘纪文获二等景星勋章。1946年，日本投降，刘纪文担任审计部政务次长。1947年11月，刘纪文当选广州市的“国大代表”。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刘纪文跟随其中。
在台湾，刘纪文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当时几十个由蒋介石提名的“国策顾问”，说是由他们为政府提供咨询，但实际上是一种退休安排。1955年某日，刘纪文发现自己便血，以为是痔疮，未及重视。后到台大医院检查，确诊肠癌。太太许淑珍先是求助于牧师，她以为何应钦、余海湛的太太虽患肠癌却能治愈，是因为她们迷信基督，神的意念增强了她们的信心。但当一牧师问刘纪文是否接受《圣经》的全部真理时，刘纪文回答曰：“我相信耶稣有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牺牲的言行，乃人类的模范，我们当效法他。对于耶稣是童女所生，第三天复活，和他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奇事，因为不合科学，故我是不能接受的。”牧师与信徒屡向他解释，刘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1956年春，刘纪文在美国做了手术，但为时已晚，癌细胞已转移到肝。次年3月13日在进医院前的一晚，刘纪文对妻子及儿女说：“我这次进医院，若好了，我要再次为国为民，拼此老命！如果不能医治，请把此躯给医学人士解剖检验，或许有所贡献……”1957年4月12日，刘纪文在美国洛杉矶望城医院病逝，享年67岁。
刘纪文担任两大城市市长为期不长，总共6年。他任南京市长是1927-1929年，任广州市长是在1932-1936年，都发生在“黄金十年”间。虽然他的施政方针屡屡遭逢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与阻力，但他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锐意敢为，纵横捭阖，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不朽的成就。
在南京，他开辟中山大道，以之为中心建设城市道路系统。他在路边广栽的悬铃木（法国梧桐），被西方称为“世界一流”，真正做到了“甘棠留荫后人看”。建设高度开放的五洲公园，还为那些古老的城门改名，请党国要人题写名字。这些都体现出他的现代理念与政治技巧。
上任广州初期，他就饬令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开始致力于城建总体规划。此后市内道路建设逐年按规划进行。每年开辟一条新路，都要由工务局作具体测量和完成技术设计工作才能动工。市政方面的政绩更是为人所乐道，无论是广州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海珠大桥、长堤大马路等经典工程的修建，还是在广州首创100所六年制国民义务教育学校，以及800多间免费公厕的兴建，都使城市的现代气象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