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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在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白礁乡栖栅社，即今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卒在广州，后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漳州台商投资区灿坤工业园区）。
潘启又叫潘振承，字逊贤，号文岩，其父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较为贫苦。潘启是潘乡五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是广州十三行的商总（即行商首领）、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潘乡为供五个儿子在文圃书院（在今龙池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此讲学）读书，潘乡早出晚归，勤劳作息，为少年时代的潘启树立了吃苦耐劳的榜样。当时，南明郑政权虽早已被削平，但漳州作为清政府与南明郑政权的主战场之一，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加上清政府的迁界和连年的海禁，月港已走向衰落，漳州经济百废待兴。潘启从小勤劳好学，但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在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海禁后，就开始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从此揭开了他传奇一生的序幕。
潘启敢为人先，三下吕宋经商。潘启给当地船老大当雇工后，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吃苦肯干，得到船老大的认可和欣赏，慢慢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舵手，为其远航和经商奠定了基础。及长，他以自己的血汗钱迎娶当地女子黄淑敬为妻。闽南有句俗语：“行船走马三分命”。说明海上作业的危险性。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冒着风高浪大和被海盗抢劫的危险，三次凌飚破浪，驾船南下吕宋，贩卖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给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国商人，获利颇丰，积攒了他人生奋斗历程的第一桶金。
潘启善于学习，深通多国语言。在帆船时代，由于气候、洋流的影响，商船每次售空货物后，不能及时返航，潘启只好留在吕宋一段时期，静待顺风顺流时返航。在逗留吕宋期间，潘启不断与所接触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学习语言。长此下去，他慢慢能听并学会书写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但都夹杂闽南话音，如英语today(今天)，念成闽南话“土地”。正是“夷语深通”，为潘启日后在广州行商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大展商业鸿运。
潘启辗转广州，适时开设洋行。斗风险赢利后，潘启于乾隆三年（1738年）以后开始谋求稳定的生意，由闽入粤，离家只身寄居广州（广州是清朝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在闽籍一个姓陈的洋行里经理事务。由于诚实经营，每天所卖货物与财务完全相符，陈姓老板十分信任他，就委任他全权经营洋行一切商务。潘启由此积累了与外国商贸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几年后，陈姓老板获得巨大利润就回乡。这时，积攒足够资金的潘启适时抓住这一机遇，于乾隆七年（1742年）左右向清政府请旨开设同文行，开始独立成为行商老板，把原来陈姓老板的客户吸引过来，并先后娶两周氏为妾。等生意稳定后，潘启才派人回乡接妻子黄氏到广州帮助打理家务。
家庭和睦相处，也为潘启专心致力于商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潘启一生娶妻妾十人，生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三子潘有勋为元配妻子黄氏所生。潘有勋后来举家迁回故里，独自发展。如今，在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还有金碧辉煌的潘氏祖祠和潘家大院。
潘启诚信经营，行商大器晚成。由于擅长外语，潘启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比其他行商经翻译对话更有优势。许多外国商人喜欢跟潘启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因为潘启笃守诚信的商业本质，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因此，潘启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启，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1753年，潘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从潘启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启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启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
潘启几乎垄断了与英公司的生丝贸易。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公司要求订购生丝2000担，因其价格优惠，数量较多，遂与之成交。此后，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交售给公司。四十七年（1782年），粤海关监督重申限制生丝出口的禁令，规定每艘外船运出生丝不得超过100担。潘振承向监督行贿4000两，使他取消限制。次年，又将生丝价格每担提高5两，将提价所得货款向海关监督送礼，使生丝交易照常进行。
为了维护行号的信用，潘振承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赔的废茶达1402箱，价值超过10000元。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豪富的潘启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潘家究竟有多少钱？根据当时一个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法国杂志》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因此，潘启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潘启务实开放，生意兼容并包。潘启为了同文行的生存，在商业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注重信息的收集，本着盈利的观念，秉持诚信、服务的理念和务实、开放的态度，参与国际性竞争，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广州十三行中，潘启也是一个最有远见的行商，他率先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结账，减少白银交易所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高了贸易的结算效率，促进了资金的快速流转。多年来，潘启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官为外国商人对潘启的尊称，潘启以捐银的方式获得候选兵马司正指挥加三品花翎顶戴的官衔）”。闻名于世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曾到广州与潘启进行贸易，潘启把自己的玻璃画像送给关系友好的瑞典商人。至今，潘启的玻璃画像还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这是欧洲所有博物馆中唯一珍藏的一幅中国人画像。
潘启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潘启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启也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次子潘有为就是子弟中最有成就的读书人。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自此，潘家官商结合，生意更加兴隆。潘氏后裔也由此人才辈出，其家族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录入，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潘启也注重培养商业人才。其第四子潘有度就是商业能手。1788年潘启死后，潘有度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务，后任广州十三行商总1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