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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的父亲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
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治《诗经》），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
正德九年（1514年）严嵩任总纂，因为这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他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当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他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特别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嵩竟以撰青词辞不见可见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家与百姓之上，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了。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
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严嵩将除去沈鍊的事交给其子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此外，他还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光禄寺库银，嘉靖十五年前积银八十万，自二十一年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严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阁后又成为首辅的。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他不仅没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问不闻。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明世宗喜欢听的，即使是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决不敢有可否。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其子严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文学
《钤山堂集》《钤山诗选》《直庐稿》《直庐稿续》《南还稿》《留院逸稿》《南宫奏议》《历官表奏》《嘉靖奏对录》等数十种，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作1300多首，仅吟诵我省明月山（原仰山）、宜春台、仙女湖、毓秀山、玉山、龙虎山、钤山、大岗山等名胜诗文就有200多篇（详见《严嵩趣闻逸事》）。
书法
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大类：
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严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便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为木印正书“严嵩”，一为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
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来的也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略曰：“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徐学谟：“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
王世贞：“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易宗夔：“严嵩、魏忠贤相继而起，流毒善类，卒以亡国。”
谷应泰：“嵩下有杀人之子，上事好杀之君，身之频死，固亦危矣。又从而固宠持位，鼓余沫于焦釜，餂残膏于凶锋。二十七年杀曾铣，是年杀夏言。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三十六年杀沈錬。三十七年杀王忬。假令嵩早以贿败，角巾里门，士林不齿已矣。乃至朝露之势，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欧阳氏劝忆钤山堂，邹御史梦射培垒楼。霍山将诛，第门自坏；申生诉帝，被发见形。嵩父子至此，宁有死所乎！”
张廷玉：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纪昀：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
汤鹏：“盗窃威福、黜陟由己者，严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