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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的传说

大禹治水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件了不起的工程,曾经造福人类,成为我国古代人民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春秋时代,鲁国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时,当时的一个名叫刘定公的人还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意思是说,禹的功劳实在太伟大了,他给人类的遗惠影响深远。 史学家们还考证,在我国古老的铜器铭文里,也有关于禹治水的记载,说他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这说明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2011年5月23日,禹的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遗产项目编号
Ⅰ-91
申报地区
四川省
申报地区
湖北省
四川省
湖北省
目录

相关项目

1、禹的传说(四川省),编号:Ⅰ-91
(1)批次/类型:2011年(第三批),新增项目
(2)申报地区或单位:四川省汶川县
(3)保护单位:汶川县文化馆
2、禹的传说(四川省),编号:Ⅰ-91
(1)批次/类型:2011年(第三批),新增项目
(2)申报地区或单位: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3)保护单位: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馆
3、禹的传说(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编号:Ⅰ-91
(1)批次/类型:2021年(第五批),扩展项目
(2)申报地区或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历史源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约170万年前到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国是发现远古人类文化遗存最多的国家,是世界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漫长的原始社会终于走到了尽头,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奴隶社会的开始。

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称黄帝为“人文初祖”,炎帝、黄帝、蚩尤和尧、舜、禹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末期社会的情况。应注意黄帝之所以受到后人尊敬,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华夏族的祖先,是中华文明的创始者,即“人文初祖”。禅让制,应掌握两点:一是它实行的时间,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二是它的实质,是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

舜的时候,黄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灾害。舜任用禹去领导治水。禹带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进江河和海洋。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战胜洪灾。在治水过程中,禹昼夜辛劳。后人高度赞扬他的治水功绩,称之为“大禹”。

禹的时候,阶级已经产生,我国原始社会走向瓦解。相传禹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父亲修筑土城,来保护家庭财产。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以后,对外用武力征服别的部落,把俘虏当做奴隶。对内享有特权,召开部落联盟会议时,到会的首领都要带财物来送给禹。有一次开会,一个部落首领迟到了,禹就把他杀死。

现今的羌族有3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和松潘县,以及与这一带毗邻的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羌族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说其古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相传夏代的创始人、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就生长和兴起在川西北的羌地。说其年轻,因为羌族正式作为一个民族确定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如今的羌族除主要聚居在四川西北以外,还有少数聚居在贵州铜仁地区,那是明代才从四川迁移过去的。

大禹在我国名声很大,许多人了解羌族是从大禹与羌人的关系开始的。笔者曾受邀去北川参访“禹穴”这个传说中大禹出生的地方。禹穴在北川县中部禹里乡,这里有石纽山和摩崖甘泉,相传大禹的母亲圣母最初就住在此山并饮用甘泉的水,从此才孕育了大禹。在禹穴对面,至迟从唐代开始当地人就建有禹庙来纪念大禹。例如大禹纪念馆等一系列仿古建筑。

大禹与羌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国古代的史籍很多,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大禹生于西部石纽的说法;到了汉代,正统的文献多说“禹生西羌”或“禹兴西羌”,并在当时的碑铭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现今的羌族地区多有大禹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大禹的出生地。比如汶川县绵池镇、理县通化镇、什邡县就联坪等地都有“石纽山”、“禹穴”这些古迹的存在。这是因为汉代人说“禹生广柔石纽”。那时的广柔县地域很广,几乎包括了上述各地,加以这一带从来就是羌人聚居区,羌人崇拜大禹,所以他的传说与遗迹就自然遍布在这一带羌族地区了。

主要内容

西汉时司马迁著《史记》。当时的古汉语和汉字已基本统一,因而笔者将《史记》中的禹传说,称为禹传说的汉语版本。《史记》将禹传说集中写成《夏本纪》,使其成为夏禹的正史。史迁在其他篇章里时而引有禹传说。如《六国年表》里说:“禹兴于西羌”。但《夏本纪》的夏禹史,语焉未详,无法使人知晓禹生于何时何地,创业于何乡何土,又死于何方何处。因为此,史迁所言的“西羌”、“涂山”、“会稽”、“禹穴”等地名,竟成了争论不休的千古之谜。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史迁所记,是当时诸子百家的主流说。尽管其内容早已支离破碎,在当时的人看来,禹的主要历史就是如此。两千余年来,《史记》代表的汉语版禹传说,事实上已成为禹历史的正统。

按《史记·大宛列传》讲,司马迁是见到了《山海经》的。他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纪》已失传,《山海经》今尚存。二书的言禹事,史迁却认为是“怪物”而“不敢言之”。可见二书之语言文字表述,是有怪异不明之辞,史迁没看懂,故未加以引用。当时人刘歆在《上山海经表》里却指出:“《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并言“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指明经文载有鲧禹之事。约四百年后,东晋郭璞在《注山海经叙》里,大谈“怪所不可怪也”,而且申明《山海经》为“夏后之迹”。研究证明,《山海经》的确是一种“禹书”,司马迁与其擦肩而过,不能说不是遗憾。

但是,我们还应该为史迁说两句公道话。他为何在《大宛列传》的跋语里提到《禹本纪》和《山海经》两本书呢?我们细看张骞出使西域所提到的地名,其实与夏禹和虞舜有关,如“大夏”和“妫水”。禹建大夏,舜在妫水娶尧之二女,已是文字记载的传说。在现存的《山海经》里,妫水已演变为“郁水”,却仍然记着大夏。司马迁没有明说,但他很可能考虑了这个问题;至少表明了他看张骞所说的大夏、妫水,乃至邛杖、蜀布,与《禹本纪》和《山海经》应该有点关系。否则的话,在此提及二书岂不多余?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处理史料非常严谨。他虽然在《五帝本纪》一开始就写了黄帝,却在跋语里又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可见史书中也有不谈黄帝的,也许它就是真理。在《夏本纪》里,他在正文中写道:“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而在跋语里又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迁这一多说并存的治史方法,尽管有沙子,但金子也不会遗漏。

司马迁接触的禹传说,实际上也使用了羌语版或羌汉融合语版的材料;由于当时已经分化,甚至是异化,所以他不得不疑,有时也疑得正确。如“禹会诸侯江南”的“江南”,实际上是蜀人倒装语“南江”。《海内东经》云:“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高山是岷山的古称,城都是“都城”,此指“广都”(又作“都广”)。这就是禹都“阳城”,其地就是“会稽”。经文把会稽写作“集獾”或“会稽”,史迁又作“会稽者,会计也。”足见会稽是记音字。“会计”是涂水会合稷水,本应叫“稷涂”,经文因形讹将它变成了“醌涂”、“巧涂”和“列涂”。这是甘南的两条水,在北边的“稷水”叫“北江”,就是今之白龙江;在南边的“涂水”叫“南江”,即今之白水江。北江与南江在今之碧口会合,故称为“会稷”(倒装语称“集获”),又叫做丑涂之水,合水处之山则叫巧涂之山。《大荒南经》上说:“巧涂之山…一禹攻云雨。”郭璞注:“攻谓槎伐其林木。”这是禹在会稽的行迹记载。禹到会稽并非巡狩,而是“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考阳城之故地,当在今甘南文县境,其地就是“都广”,因城池在涂水(南江),之北岸,水北为阳,故称阳城。

在《山海经》里,禹的羌语名曰“颛顼”,帝喾的羌语名叫“姑逢”(即鹄,又作“观扈”)。禹王与鹄王有交替关系,由于人族名分化,后世把禹与颛顼、鹄与帝喾分别断为两人,也就“层累地造成”了古史的颛顼系。司马迁把颛顼与帝喾写进了《五帝本纪》,形成了我国古史的千古大错。近代史家们找不到颛顼的来历,往往把帝喾与帝舜相混,其原因由此自明。再者,禹的羌汉语融合名叫“蜀”,西汉时扬雄著《蜀王本纪》,当时的人包括史迁,都没有把古蜀史视为禹的历史,而是将其当了诸侯的地方志。由此可知,西汉时禹的历史不仅被汉化,而且被异化。

司马迁的《夏本纪》是汉语版禹的正史,其《五帝本纪》中的颛顼和帝喾,则是禹与鹄的异化和汉化,成为汉语版的古帝史。禹传说的汉语版本,当然还有他书,如《尚书》、《吴越春秋》等。它们的特征是直接称“禹”,禹是所谓夏代首君的汉名。

传承现状

2011年6月入选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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