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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初，隆冬，南宋名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一方面由于他壮怀激烈，精忠报国，一方面也由于他壮志未酬，却身先屈死，结局悲壮。这就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历史上皆说是秦桧杀了岳飞。其实，宋高宗本来就讨厌或猜疑岳飞，秦桧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思，奉命承旨，最后代高宗承罪而已。在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迫害忠良的事，其罪恶大多记在一两个奸臣头上——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冤有头，债有主”的惯例。其实，奸臣固然可恶，可没有皇帝默许和怂恿，哪个奸臣能成气候?南宋时，有个编修叫胡铨，反对议和并请杀秦桧。秦桧当时正掌重权，也没敢把他怎样。岳飞当时是高级干部，其官职远比胡铨的位置高多了，如果高宗不允许，秦桧敢谋害他吗?可见，害岳飞者，秦桧不过是个高级帮凶而已。
那么，杀岳飞者，赵构也。是否？但掩书细思，也不尽然。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而与秦桧共为阴谋害死岳飞。尽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长久地维持不坠。南宋初年基本上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的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的国史大抵夸胜讳败，的确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金兵的损失看起来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全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难道岳飞本人就毫无责任呢？再次掩书细思，不尽然。岳飞曾提出有名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黄龙府是金军老窝，有战斗目标是对的，这是一个武将的本分，无可非议。但是“迎回二圣”这个口号就要认真考虑了。“二圣”中一个是现皇帝的父亲徽宗，一个是现皇帝的兄长、前皇帝钦宗，如果这“二圣”中不论哪一个回来了，现任皇帝的位置可能有影响了。如此，现任皇帝怎能不恼火?对于这两个人，宋高宗是“口头惦念、心底避之”的。而岳飞信誓旦旦地要把他们迎回来，不是成心和现任皇帝为难吗?再说，迎不迎回“二圣”是赵家的内事，而岳飞的建议令赵构不舒适，是“忠”得过头了。其实，在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的死耗，而赵构是在此五年后才杀岳飞的。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即使钦宗回朝，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更何况，他已经是皇帝，何来所谓的“卖国投降”的动机呢？
岳飞惹恼宋高宗的第二件事是请立太子。1137年秋，岳飞听说金人想在汴京立饮宗之子，就上疏高宗请立太子以安定人心，却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本出于一片忠心，却被误认为有异志。高宗想：“你岳飞在外面只管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立不立太子是你该管的吗?你催着立太子，是不是看我不行了，要投靠新主子”。这时候，岳飞就是有一百张口，也辩解不清。对于皇储废立之事，当权者皆非常重视而忌讳，岂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该管的吗?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故自建国始就惯例规定，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惠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而岳飞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在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其实，“高薪养兵”和“厚遇养将”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大凡历史上所谓的“岳家军”、“戚家军”或“杨家将”等名称，都是当权者所不愿意看到或听到的，而其首领均下场悲惨。宋高宗为了赵家政权的稳固，有自己考虑问题的角度，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平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难怪岳飞死后有悼诗曰：“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再加上南宋一味偏安，一心议和，金兀术又有“必杀岳飞而后可和”之言，岳飞必死无疑矣。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
岳飞之死,为高宗所为,秦桧乃帮凶。岳飞之死，非纯是“抗金”，实为“干政”也。在中国，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为什么?因为在统治者心里，他自己是最有见识的，别人只要按自己的意志办就行了。因而，历来的大臣在提意见之前，常常要揣摩皇上心理，既要态度谦恭，又要说话动听。因而，极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统治者常常由不愿听意见，发展到建议也不愿听。臣子们看皇帝不愿听，自然也就不愿说。不发表意见也一样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谁还愿没事找事呢?再加上说真话常常倒霉，也就没多少人敢讲真话。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说话了。乃至有人总结当官的诀窍，竟然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如此心态，怎能不万马齐喑?怎能不良知泯灭?可人们的内心终还有自己的是非，于是就造就了许多口是心非的人物。口是心非人物的滋生固然与这些人物本身有关，可统治者终究难辞其咎。恰恰是统治者自己造就了这些人物。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当再有强虏来寇时，还有人发出“还我河山”的怒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