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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内篇·金丹》云：“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二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可不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以上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抱朴子金丹理论的核心。葛洪的金丹理论，并不是很玄妙，只是认为黄金不会朽坏，如果服食黄金烧炼的金丹，那么人也可以跟黄金一样，变成不坏之身。
魏晋之际是道教理论渐趋成熟的关键时期，葛洪于东晋时期对道教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构建道教理论体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其所著《抱朴子内篇》一书中。然原于《抱朴子内篇》与老庄之密切关系，研究者历来多关注其与老庄思想之区别，而对它们之间的继承和转化语焉不详。《抱朴子内篇》对《庄子》的接受，是葛洪在构建道教理论体系时对《庄子》接纳、吸收并通过其主观改造而最终内化的过程。葛洪对《庄子》文辞、典故及其基本哲学概念，都有意识地进行了继承与改造。同时，葛洪还将《庄子》“齐死生”论与道教神仙思想进行了调和，最终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道教理论体系。展现了魏晋之际葛洪在道教理论与信仰实践模式的建设中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有意识地汲取与改造之过程。
一、对《庄子》文本的“碎用”及其论说方式的承袭
对《庄子》文本的“碎用”及其论说方式的承袭是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典型特征。在葛洪之前，初期的道教著作往往依附于道家的著作及其理论。东汉末期的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就是通过对《老子》注疏的方式来阐释道教的基本理论。汉代的另一部道教著作《太平经》也同样有化用老庄之言来阐释教义的作法，可见此法沿袭已久。葛洪在创作《抱朴子内篇》的过程中沿袭了这一做法。葛洪《释滞》篇谓：“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他认为《庄子》寓言多有可取之处，因而在系统阐述其道教思想时，往往化用《庄子》中特定的文本以使得语言的表达更加丰富形象，易于为人所接受，此即所谓“碎用”。
葛洪《论仙》篇论及死生问题时谓：“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其中“蟪蛄”与“朝菌”的形象，即来自于《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句，用以形容生命短暂。又如，葛洪在批驳反对神仙信仰之人时谓：“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輷磕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聋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葛氏以聋盲之人不知震雷三光来比拟心识不明者因自身领悟力有限而不能理解神仙之术的真实存在。此譬喻借用了《庄子·逍遥游》篇“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论说方式，说明不能理解神仙之术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因此否定神仙之术的真实存在。可见葛洪论述重要的道教理论时，常以“碎用”的形式，承袭《庄子》言辞与其论说方式，只是稍加敷演铺陈而已。
此外，葛洪在塑造道教理想人物时，亦采用“碎用”的方式，使其更具形象性和感染力。葛洪在描述本飘渺无迹的神仙时，承袭了庄子对“神人”等理想人格的形象化描写。比如葛氏认为上乘得道者“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逍遥恍惚之中，倘佯彷佛之表。”此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正是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待逍遥之“至人”“神人”“圣人”。葛氏所谓次等得道者“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此种居蓬荜之中，而能不改其乐的形象，与《庄子》中衣大布过魏王的庄子、环堵蓬户的原宪等得道者的形象也极为神似。
葛洪对《庄子》的“碎用”，更深层次的体现对其道教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哲学概念的阐述中。葛氏不仅继承了《庄子》哲学概念的核心内涵，还沿用了庄子的文辞及论说方法。如葛洪《畅玄》篇对“玄”所作定义：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眜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回旋四七，匠成草昧。⋯⋯增之不溢，挹之不匮⋯⋯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葛氏认为从抽象而弘大的“元一”“两仪”到具体而微的“草昧”都是“玄”的外在体现。“玄”深远微妙非眼目知识所能企及，人之于“玄”只能感悟和顺应。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体系中，“玄”包含了庄子所谓“道”的概念是宇宙的绝对本体。
葛洪定义的“玄”与《庄子》对“道”的表述极为相似。《庄子·大宗师》篇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道）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葛洪谓玄“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乾以之高，坤以之卑”，其意正与《庄子》类似，都是以时空的无限来形容道的本体地位。同时，葛洪采用描述的方式论说玄的深远微妙，辞采富丽丰赡，极尽铺陈敷演之能事，其论说方式亦与《庄子》一脉相承。
神仙方术自秦汉以来延绵不绝，到了东汉末年又为原始道教所汲纳，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的理论诉求不断加强，而此类方术往往存在术则有余、理论不足的缺点。葛洪《抱朴子内篇》在东晋时期对《庄子》的接受，正是从对《庄子》文本的“碎用”及其论说方式的承袭出发对道教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完善。
二、对《庄子》基本哲学概念的化用与改造
葛洪整个道教理论体系的基础来自于其继承自老庄的以“道”为宇宙本体的哲学思想。“道”比较清楚的概念至晚在《老子》中已经提出，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其内涵的丰富性和表述的形象性。葛洪在《畅玄》《道意》《明本》等篇关于“道”的内涵和表述方式上，都与《庄子》一脉相承。魏晋之时玄学滋炽，葛洪选择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词汇“玄”来比附《庄子》的“道”。但葛洪对“玄”与“道”的概念未严格区分，如葛洪《畅玄》篇谓：“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即将“玄”与“道”并称连用。
值得注意的是，葛洪所谓“玄”的概念是经过其改造之后的概念，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糅合了老庄思想与儒家经义的“玄学”之“玄”，也不完全等同于《庄子》之“道”。除了包括《庄子》以“道”为本体的概念，葛氏所谓之“玄”还融入了“气”的概念，这为其构建道教理论——信仰实践一体化模式打下了基础。
《庄子》中对“气”的概念已有详细论述。《庄子·至乐》篇谓：“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认为万物生机依附于形体，形体有赖于气而生成，而气亦非本来就有，它产生于“芒芴之间”，即因“道”而生。所以庄子的哲学思想中“道”具有本体地位，是终极存在的实在本身，而“气”则不具本体意义。葛洪则继承庄子以“道”为宇宙本体的哲学观念，又大大丰富并发展了庄子“气”的哲学内涵，以解决道教如何看待“死生”的核心问题。葛洪《塞难》篇谓：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万物感气，并亦自然，与彼天地，各为一物，但成有先后，体有巨细耳。
葛洪认为人与天、地同样由道生成，并无区别，而万物生命状态的延续则来自于“气”的贯注。“气”的概念在葛洪的理论体系中，与道一样是自在之物，不随物质生灭而出现或消失，但能随物质生灭而流转。正如前文葛洪定义“玄”时谓“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葛洪此处的“玄”亦具有“气”的内涵，他认为“气”的流转是万物生灭的根本原因，他将这种流转的过程称之为“化”。
《庄子》哲学中“化”的概念本指万物在道的统摄下，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停，无一刻恒定。它的一个含义是指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即事物本身处于诞生与消亡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另一个含义是指在道的统摄下，物与物之间能相互转化。庄子《至乐》谓：“种有几，得水则为继⋯⋯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以道为本体观照万物，皆无差别；以物观之，万物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正因万物本体相同，所以物与物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因而能相互转化，臂可为鸡，马可生人，流转不息。葛洪继承和发展了《庄子》“化”论的第二个含义，即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他以实例为证，说明万物禀气而生，可相互转化：“若谓受气皆有一定，则雉之为蜃，雀之为蛤，⋯⋯鼍之为虎，蛇之为龙，皆不然乎？”葛洪用当时民众普遍相信的传说，来说明万物能够相互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万物源于“道”本体，感“气”而生。
在庄子哲学的基础上，葛洪发展了“气”的哲学内涵，认为气的流转（即“化”）能使物体的性质发生转移。万物本体的同一性，使得物与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和增益，这成为葛洪神仙思想和炼丹等宗教实践的理论基础。葛洪谓：“余数见人以蛇衔膏连已斩之指，桑豆易鸡鸭之足，异物之益，不可诬也。⋯⋯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况于以宜身益命之物，纳之于己，何怪其令人长生乎？”在葛洪看来，蛇衔膏与手指是不同之物，而能使已斩之指重续；金玉与人体也完全不同，却能让尸体不杇，这些都是异物可以相益的佐证。葛洪认为人与万物皆禀气而生，亦可相互转化，“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鼋，又不少焉。”
那么人利用“化”的规律合成金丹也可增益于人，使人长生便顺理成章了。这也是葛洪炼丹这一宗教实践的理论支撑。葛洪论述道：“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葛洪认为物质间“气”的流动，具有使物质的某种性质发生转移的作用：五谷延续人的生命，神药却老延年，都是五谷、神药之“气”（性质）转移到人体的作用。但五谷和神药之“气”有容易腐朽的局限性，因此人虽得其“气”却不能长生。只有炼制服食金丹这种具“毕天不朽”特性的物质，才能使人超越肉身存在的局限性。这也是葛洪反复论证草药不如金丹的道理。
可见，葛洪在承认“道”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上，丰富并发展了“气”的概念，以“气”的流转阐释了庄子的“化”论。在此基础上，葛氏认为不同物质的相互转化符合自然之理，进而论证了物体性质的可传递性，说明了金丹可补益于人的道理，并认为人可以掌握并利用此种规律来实现生命的无限延伸，最终演变成了对人生命永恒之可能性的论证，成为其构建道教神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基石。
三、对《庄子》“齐死生”论与道教神仙思想的调和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对人生命永恒之可能性的论证，目的在解决道教的核心问题——死生问题。生存和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生与死的不同态度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不同认知。葛氏在《释滞》篇中否定了道家的“齐死生”论：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
葛洪认为《庄子》“齐死生”论与神仙思想判然有别，道家虽尚玄虚，但“永无至言”不得要领。葛洪所谓“至言”即是指道教长生之法。道家崇尚自然，对生死取达观态度，认为死生相代如同昼夜变化，是自然常态。而葛洪却认为求长生的神仙之道才是正途，因此对道家的“齐死生”论持反感态度。
然而，面对道家与道教在死生问题上的矛盾，葛洪持调和态度。其《勤求》篇谓：里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此譬虽丑，而实理也。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于事。故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请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怀，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盖诡道强达，阳作违抑之言，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于摇尾涂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晚学不能考校虚实，偏据一句，不亦谬乎？
葛洪借用《庄子》“向死而生”的典故，指出人从出生就受到死亡恐惧的折磨。俗人所认为的庄子不以死生为意，其实只是庄子为说明齐物之道而进行的说理策略，同时也是其不得长生之术无可奈何的放达之态，并非真的意欲“齐死生”。葛洪指出老庄都有保命全身的远害之举，《庄子》“曳尾泥涂”的典故正说明庄子的“贵生”之意。葛洪特地指出：所谓庄子“齐死生”论，只是不明大理的俗人，“偏据一句”者的浅陋之见。那些伪为通达，张“齐死生之论”的俗人，惑乱视听，葛洪认为他们都当处以极刑。葛洪通过分开讨论，把庄子为文之意与俗人的理解区分开来，调和了庄子思想与道教理论在“齐死生”问题上的分歧。
葛洪一方面全力宣扬道家全身保命的“贵生”思想，另一方面则极力排斥其“齐死生”论，最终走向了道教神仙信仰。实际上，庄子“贵生”，顺乎自然要求终其天年，固然有保命全身的考虑，然而庄子所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不执著于物事的精神自由，因而在对待人的精神赖以存在的肉体的态度上，与葛洪绝不相同。《庄子·列御宼》篇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庄子认为人死后肉体不值得留恋，正体现了他齐同万物，物化不止的思想。
葛洪则极力宣扬庄子“贵生”思想，十分重视精神赖以存在的肉体，认为肉体的存在对修神仙术极其重要，因而采取了诸多法门以保存肉体：“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茍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葛洪认为凭借丹药和神仙术，可长生久视，肉身成仙。
葛洪认为“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且绝不“以飞腾为胜于地上”，说明达到神仙境界的修道者留恋世俗生活，以继续享受世俗生活为乐。安期生等人得道之后皆长时间羁留于世间，尽享世俗生活之乐后，对世俗生活再无留恋才飞升而去，这才是道教神仙信仰的终级追求。葛洪在对道家和儒教所作的调和，究其缘由：一方面葛洪是为借道家来佐证道教的正统地位，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道教的信仰与实践；另一方面葛洪借此维护了老庄在道教中的“圣人”地位，保持了道家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延续性。
秦汉以降，方术盛行，流传于民间下层的巫鬼道主要强调符水治病、驱邪避灾，而上层的方仙道则力求满足贵族们长生不死的梦想，二者所求仅限于功利性需求的满足，都在术的层面。而魏晋时期正是道教理论由原始而渐趋完善的转型时期，葛洪于此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道教理论体系，促使道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术的局限。从葛洪《抱朴子内篇》对《庄子》的接受中可见道教理论体系建立之际，道教对道家理论的自觉汲取及其在本体论上自我完善的努力，这在魏晋道教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所谓「葛氏道流派」辨析
甚麼是「葛氏道」？按小林正美的说法是：葛氏道始於三国吴的左慈，左慈以後，是葛玄、郑隐、葛洪、葛望、葛巢甫等，代代以葛氏一族为中心继承的道流……到刘宋末，葛氏道似就消失了。
小林正美所谓「道流」，就是中国研究者通常所谓「道派」。他说：
六朝时代江南存在著天师道、葛氏道和上清派三大道流。这裏所说的道流，是指共同尊尚特定的道典、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共同实践特定仙术的人派别和这些人的思想系脉。5但是，用小林自己归纳的道流标准来衡量，所谓葛氏道并不符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辨析。
其一，被小林举为葛氏道传人的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在尊尚道典方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至於葛望，实无可用资料，不在讨论之列）。
众所周知，《抱朴子》最推崇金丹术。左慈（字元放）、葛玄（字孝先）最尊尚的也可能是「金丹仙经」。葛洪《抱朴子内篇》明载：
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从余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於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之不书者。（〈金丹〉）
而郑隐（字思远）却最推崇《三皇内文》与《五岳真形图》。《抱朴子内篇‧遐览》载：「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於《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三皇内文》是三皇派的经典，三皇派与金丹派旨趣有所不同。据《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介绍，《三皇经》是「命召咒文，云三皇治世各受一卷以理天下，有急皆召天地鬼神敕使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遵从师教介绍了这两部道书的重要意义，但却委婉地表现有所保留：
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所在召山神，及按鬼录，召州社及山卿宅尉问之，则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来试人……余闻郑君之言如此，实复不能具知其事也。（〈登涉〉）
也许葛玄、郑隐对三皇派和金丹派都有兴趣6，但葛洪明确反对祭祀鬼神，主张「祭祷之事无益也，当恃我之不可侵也，无恃鬼神之不侵我也」（《抱朴子内篇‧道意》），说到「厌劾鬼魅」等术时，认为「此皆小事」（《抱朴子内篇‧微旨》）。
《真诰叙录》载，「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据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考证，葛巢甫造作的灵宝经主要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可能还有为上述「真文」作解说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而他将他所造之经托为葛玄得自真人降授。葛巢甫必然尊崇《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等新出灵宝派经典，但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人生活在新灵宝经出世之前，当然不可能尊崇新灵宝经。
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尊尚特定的道典」。
其二，上述诸位最尊奉的神格，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左慈、葛玄、郑隐尊奉何神，无直接材料可考。不过他们都是金丹派，那麼我们不妨间接推断，他们主要尊奉的可能是元君、老子。因为金丹派神话中的主要神格，据《抱朴子内篇‧金丹》所述，应是元君，亦称太乙元君，他是「老子之师」，「天下众仙皆隶焉」。如果说他们兼习三皇派（郑隐的三皇派色彩最浓），那麼他们主要尊奉的也可能是天地人三皇君。因为三皇派神话中的最高神格，据《无上秘要》卷六〈帝王品〉引《三皇经》所述，应是天地人三皇，他们是由「大有之祖气」化成的，又名天宝君、神宝君、灵宝君。葛洪作为金丹派要角，也尊奉元君、老子，但并未把元君视为最高神格。综观《抱朴子》内外篇，虽然兼综诸子之学，但基本倾向还是儒家的。唐长孺师指出，葛洪的学术是「神仙谶纬之学」、「礼制典章之学」与「阴阳律历之学」的结合，这「正是董仲舒以降汉儒治学的特徵，也是江南儒生自陆绩、虞翻、贺循以至葛洪自己治学的特徵」，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葛洪是汉代遗风的继承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主张儒道兼修，「道本儒末」，但他是要以本固末，而不是留本弃末。《抱朴子内篇》说到儒道二者的分工：
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明本〉）
他是把「祭祀以祈福」这种宗教性活动划在「儒者」的职责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在「神道设教」的意义上，葛洪是毫不含糊的儒教中人。所以，我仍然认为：「葛洪既不是道教组织的成员，也不是道教思想的同情者」，而「後来的道教徒牵强附会地把葛洪引作同道先哲，不过是借重葛洪的博学能文以壮本教声势」。
葛洪称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抱朴子内篇‧遐览》）。似乎在葛洪眼中，师傅郑隐也和自己一样，是儒道兼修的儒教中人。我仍然认为，葛洪「本志是要申道义昌儒教而兼济天下，只是因为处境不顺，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修道术以独善其身」。10所以《抱朴子》裏没有谈到过与儒教神灵体系不同的另一个神灵体系、另一个最高神格。如果说他心目中有一个最高神格，恐怕还应该是儒教那个介於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天」，其人格化的象徵就是皇帝才有权祭祀的「天帝」。
至於葛巢甫，他尊奉的应该是新灵宝经建构的新神格。他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原本已无从得见，《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大致即是。此经假托为元始天尊授予太上大道君，其中主要尊奉的神格是五方五老，及其上位神「元始」。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
其三，上述诸位所实践的道术，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都努力实践长生成仙之术。据《抱朴子内篇‧金丹》所说，他们因传授金丹仙经而形成几代师徒关系。《抱朴子内篇‧黄白》还说：「郑君言，曾与左君於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後汉书‧左慈传》载左慈擅长变化之术，该传注引曹丕《典论》，则说左慈擅长补导养生之术。《抱朴子内篇‧释滞》载葛玄「能闭气胎息」，「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郑隐则注重三皇派敕使鬼神之术。葛洪得传众多方术，但最注重的只是金丹术。
而葛巢甫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强调五篇真文作为符咒的威力，其威力可以归纳为四：一是人可以成神仙，二是可以使天的运行正常，三是可制治死者世界（罗酆山）的鬼魔（六天），四是在洪水之际免於淹死。11显然葛巢甫对金丹术等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缺乏兴趣。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重在自力，是以自身的努力为基础的，而五篇真文的符咒成仙之术则重在他力，以对外在神力的依傍为基础，两者趣向相反。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道术实践的目的基本上是个人性的，而葛巢甫道术实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超乎自身个人范围，涉及全社会。後来在五篇真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灵宝派经书，接受大乘佛教影响，更加提倡无量度人，贬称个人解脱之道为小乘。例如《道藏》太平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曰：「宗三洞玄经，谓之大乘之士。先度人，後度身，坐起卧息，常慈心一切。」同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称赤乌三年（240）葛玄於劳盛山向一批道士开示他们未得天仙之由，是因他们：
「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介，不尊三洞法师，好乐小盛，故得地仙之道。」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实践特定仙术」。
所以，不能认为他们属於同一个道派。所谓有一个葛氏道流派的判断，不能成立。
三、所谓「葛氏道教世家」辨析
即使证明了葛氏道流派说不能成立，也还不等於证明「葛氏道教世家」说不能成立，因为道教世家的流派属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进一步的辨析还是需要的。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辨析。
其一，道教是不是东吴两晋丹阳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
《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有葛洪家世资料：
洪曩祖为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国贼，弃官而归，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将以诛莽，为莽所败，遇赦免祸，遂称疾自绝於世。莽以君宗强，虑终有变，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庐，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践祚，以庐为车骑，又迁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开国初，侯之弟文随侯征讨，屡有大捷。侯比上书为文讼功，而官以文私从兄行，无军名，遂不为论。侯曰：「弟与我同冒矢石，疮痍周身，伤失右眼，不得尺寸之报，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转封於弟。书至上请报，汉朝欲成君高义，故特听焉。文辞不获已，受爵，即第为骠骑营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兆石础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给如二君焉。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骠骑曰：「此更烦役国人，何以为让？」乃托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文累使奉迎骠骑，骠骑终不还。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以冀骠骑之反，至於累世无居之者。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仁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待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於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疆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於门，纸笔之用，皆出於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於官。
又据陶弘景〈吴太极左官葛仙公之碑〉载：
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
据此可见，汉晋丹杨葛氏家族是一个标准的儒教世家，其王莽时代的先祖就是坚守儒教尽忠报国大义的高级士大夫，这位先祖的下一代葛浦庐、葛文兄弟俩，既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又能表现孝悌礼让的美德，堪称儒教士大夫的典范。葛浦庐自下邳迁居丹杨以後，仍保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传统。传到葛洪的祖父葛系、父亲葛悌（二人名据《晋书‧葛洪传》），都是孝悌忠信，高官显爵。这个家族总体上何曾有背弃儒教归依道教的异端倾向？
刘屹近著《神格与地域》，内有「晋宋『奉道世家』研究」一节，考证颇详。该节「结语」中有谓：
世家子弟个人的信仰选择，还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祖父子孙相系、全家世代奉道。如王献之的儿子跟随高僧慧远出家为道敬法师，郗愔与郗昙兄弟虔诚奉道，而郗愔之子郗超却奉佛，著有《奉法要》。可见，道教信仰在东晋士族那裏首先是依个人志向、情操而定的，并没有某种固定的家传信仰和组织纽带在起作用。
其说有理，可为本文拙论添加旁证，形成支援。
葛玄、葛巢甫等人的弃儒学道，葛洪的「道本儒末」式兼修儒道，显然都只是他们背弃家族主流传统的个人边缘化行为。13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显然是儒教而不是道教。
其二，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是不是「代代以葛氏一族为中心继承」？
《抱朴子内篇‧金丹》明言葛玄师从左慈受金丹仙经，葛玄的道法也没有直接得到任何一个家族子弟的传承。以致他的隔代族人葛洪还必须到家族以外寻求道法明师。据《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述，葛洪虽然「幸遇明师郑隐」，而且知道郑隐正是葛玄的徒弟，但开始一段时间葛洪并没有继承葛玄遗产的清晰志向，以致郑隐批评他「意在於外学，不能专一」。而且郑隐也并不因为葛洪是葛玄的侄孙就马上重点培养，他只是在发现葛洪「有甄事之才，可教也」之後，才给予特殊对待。
葛洪的道法是曾否向家族子弟传承，也找不出可靠的证据。收集稗遗文献，可以找到几个葛洪徒弟的名字，一是滕昇，见於《神仙传‧序》；二是海安君望世（尚不知是海安君望世一人，还是海安君、望世二人），见於《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引《真一自然经》；三是黄野人，见於《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四及《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一百八十九引《罗浮山记》。看来他们都不是葛洪的族人。《晋书‧葛洪传》称葛洪晚年赴岭南时「将子侄俱行」，但这些子侄们大概不是跟著道士葛洪去学道，而是跟著勾漏令葛洪去谋世俗前程的。所以葛洪不当官而到罗浮山炼丹以後，跟随他南来的一个侄儿（兄子）葛望就去出任广州刺史的记室参军了。14葛巢甫的道法与葛玄、葛洪迥然不同，他造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等新灵宝经，为灵宝派起到了奠基作用，富於独创性，显然不是由家族继承来的。
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都不是家族内部传承的结果。这样也就进一步印证了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内部没有道教信仰的传统。
所以，「葛氏道教世家」说和「葛氏道流派」说一样，都不能成立。
葛洪从儒家的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葛洪对凡是与儒家神仙观有违的观念进行了反对，他对老庄道家的态度亦是如此。葛洪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学成的。有些人多年执着求道，却不得其方。验之无效，求之无果，皆因学道之人“不分道书良莠而求长生之效”。如“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有况不及者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于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薮，不亦惜乎?”
葛洪认为老、文、庄、关“泛论较略”、“永无至言”，显然是指这些书籍无关神仙之事。言下之意，只有大谈神仙，才是“至言”。道徒暗诵五千言，不得要领，于修道无益。能力不及者，更为徒劳。因此，对于《庄子》宣扬的齐生死观，葛洪的反感就更为用力。他认为，《庄子》“或复齐生死，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庄子》离神仙如此遥远，当然不值得学道之人耽玩。
众所周知，在《老子》和《庄子》内篇中，并无长生不死的思想。《老子》只讲长生久视，《庄子》虽讲“养生”，但主要是指追求精神上超脱，而非肉体不死。在生命观上，老庄道家和道教仙学存在着严重冲突。《抱朴子》中有许多神仙言论，如：“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死为贵耳”。葛洪对《庄子》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大加笞伐，便是从道教仙学宣扬肉身可以不死的神学目的论出发的。因此，清人孙星衍在《校刊抱朴子内篇序》中评价《抱朴子》时说：“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
葛洪还从儒家的政治立场反对老庄。“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非独养生之一事也”。以此为原则，葛洪对老庄思想体系中除养生之外，凡违背儒家政治立场的内容进行了批驳。如《外篇·用刑》云：“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措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校瓦胾无救朝饥者也。”这即是说，老、庄是不能“救朝饥”的“诞谈”，申、韩才是为政之“实事”，其着眼点在二者的“为政”之“用”。他还说，“道家之学，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如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以捕鼠……，治理国家还得用儒、法的那一套理论。葛洪还声称自己“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对庄子言辞怪诞、超脱世外、贬毁忠贞仁义十分不满。因此，在他看来，《庄子》之言丝毫无益于社会：“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征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很显然，以上评价均是以老庄对社会是否有“用”为标准的。他曾说魏晋士人的言行是“污引老庄，强为放达”。
在“属儒家”的《抱朴子·外篇》中，他多次呼吁“兴复儒学”，其中，《勖学》、《崇教》篇以谈论儒家之学和儒家之教为中心。例如《勖学》以子鄙为例，论及“渐渍道讯”，“成化名儒”；对周公、孔子、董仲舒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分别是“上圣”、“天纵”、“命世”，表现出对杰出儒者的赞赏态度；对“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的现世十分担忧，明确提出要尊崇儒教。所以，葛洪的儒家道教就把老子拉下神坛换上印度化的元始天王。并旗帜鲜明的用儒家立场反对鲍敬言。
《抱朴子》东晋葛洪所撰，分为内、外篇。今存“内篇”20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中还涉及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全书总结了魏晋以来的神仙家的理论，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并继承了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
《内篇》和《外篇》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指神仙）。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抱朴子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儒家的范畴，也显示了作者先神仙后儒教的思想发展轨迹。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总之，《抱朴子》将玄学与谶纬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儒学与神仙统统纳为一体之中，从而确立了他的神仙理论体系。
葛洪提出了神仙必须积累善行，建立功德，慈善为怀。《抱朴子》中强调人不能单纯地从修炼方术入手，人生的抱负也不能仅仅是遁隐山林，要想真正修炼成仙还要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精神解脱和炼得肉体飞升，既做到立时济世，又得超凡入圣。如他说：“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他认为修炼既可以保德致长生，也可以治世致太平。通过修炼还可以获得长生，身体不伤，是最大的孝道。
葛洪著述篇目和卷数如下:《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神仙传》、《隐逸传》、《良吏传》、《集异传》各10卷，《移檄章表》30卷，《碑诔诗赋》100卷，《金匮药方》100卷，《抄经史百家言》310卷，《肘后备急方》4卷;此外尚有《抱朴子养生论》、《大丹问答》、《葛洪枕中记》、《稚川真人较正术》、《抱朴子神仙金沟经》、《葛稚川金本万灵论》以及托名刘歆撰的《西京杂记》等。以上著作大部分已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标名葛洪的著作13种，部分为后人误题或伪托，但大多确为葛洪所撰。
《抱朴子》卷数
《抱朴子外篇》的撰写时间与问世，均早于《抱朴子内篇》。
《道藏》将其两书刻在一处，并且在《内篇》之后，《外篇》之前，间隔一种《抱朴子别旨》。明人刻此书，从《道藏》中取出，总名为《抱朴子》。
据《晋书·葛洪传》可知，《抱朴子》内外篇原共有116篇。今本已非完帙，亡佚40余篇。严可均在《铁桥漫稿》《代继莲龛为抱朴子叙》中说:“今本仅《内篇》之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
《内篇》卷前有葛洪《序》，称《内篇》20卷。《隋书·经籍志》称《内篇》21卷，《音》1卷，入“道家”。《新唐书·经籍志·道家》称《内篇》10眷。《宋史·艺文志·杂家》称《内篇》20卷。《郡斋读书志》称《内篇》20卷。历代著录以20卷为多，《内篇》原当为20卷。《道藏》所收即为20卷，卷各一篇，共20篇。
《外篇》卷后有葛洪《自叙》，称著“《外篇》50卷”。《隋书·经籍志》称《外篇》30卷，入“杂家”。《新唐书·经籍志·杂家》称《外篇》20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称《外篇》50卷。晁公式《郡斋读书志》称《外篇》10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馆阁书目》有《外篇》50卷，未见。”纷纭错互，说法不一。《道藏》所收《外篇》为50卷，与自叙合。
《内篇》基本内容
葛洪因道书事多隐语，道士臆断妄说者众，故著是书“粗举长生之理”。《内篇》以玄、道，一为宇宙本体，论证神仙之存在。备述金丹、黄白、辟谷、服药、导引、隐沦、变化、服炁、存思、召神、符箓、乘跻、诸术。是书集汉晋金丹术之大成，并杂有医药、化学等方面知识。是研究我国古代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资料。
《畅玄卷第一》论宇宙本体“玄”，认为“玄”为世界万物的始祖。要人“思玄道”，称得玄则长生。他的这一学说与魏晋玄学互为影响。
《论仙卷第二》论证神仙实有，大可成仙，驳斥人们对神仙的种种怀疑。
《对俗卷第三》继续论证神仙实有，举出动物长寿的例子和道理加以说明。还认为仙道与孝道相一致，求仙需积善去恶。该篇还著录了不少种古佚道书。
《金丹卷第四》论述金丹之道，认为金丹为仙道之极。该篇详细记录了炼制金丹的方法，包括盟约、结伴、祭神、药物、经典、名山、吉日等。篇中还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
《至理卷第五》论有无、形神关系，强调“气”的作用。该篇阐述医理，提倡崇尚良医，反对巫术迷信，指出道士应兼修医术，并记载了服药、行气、禁咒等法。
《微旨卷第六》认为浅见之徒不信成仙，不足为怪。述九丹金液为众术之主，及宝精受气、守身炼形、房中等术。强调修仙必须积善，有三尸、灶神察人善恶等。
《塞难卷第七》论述成仙皆由命中注定，凡人可以成仙。认为儒者是易中之难，道者是难中之易。动火成仙只能对中等以上人起作用，下愚之人不会相信。并引《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释滞卷第八》认为佐时与轻举可以兼修，修仙不妨碍治国。并言宝精、行炁、服药为求仙之至要，不可专靠房中本。又认为对道书要加以选择。
《道意卷第九》论道为宇宙本体，道本无名。劝人修道而不要祭祷鬼神，斥责张角、李宽等淫祀妖邪、奸乱浅陋。
《明本卷第十》认为神仙先儒教后，黄老并不比尧舜周孔逊色。并且指出，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
《仙药卷第十一》述各种仙药，包括五芝、云母、雄黄、玉、金、银、真珠、草木药、丹砂、松脂等。详述产地及采制、服用等方法，并证以神仙故事和传说。
《辨问卷第十二》论“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认为圣人不修仙，是命中无缘，不能因圣人不为，便说天下无仙。
《极言卷第十三》强调学仙必须求师。黄帝、老子、彭祖、安期等皆不死，均有师传。又说长生必须补损，养生在于以不伤力本。
《勤求卷第十四》论求真师、勤修炼。劝大要勤于求师，而且要慎择真师。
《杂应卷第十五》论述断谷、却寒、却热、服药、辟五兵、吞气、隐沦、去病、召神、乘跻、占卜、坚齿、变化、导引、聪耳、明目、登涉、辟疫、存思、符箓等方术。
《黄白卷第十六》述黄白术。认为天下事物均可变化，故黄金、白银可以烧炼而成。指出炼黄白必须师授口诀，必须择清洁之地。烧炼黄白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长生。该篇还详细介绍了几种黄白术。
《登涉卷第十七》述入山远游诸术。有辟鬼邪、蛇龙、毒魅、虎狼及入水诸法，包括服符呼箓、镜照苇挝、禁炁封印、遁甲择日、步虚诵咒、佩药服丸等。
《地真卷第十八》论金丹及守真一、守玄一之道。葛洪称“道起于一”，谓“一”有姓名服色，在三丹田之中。守一可以去邪，获得长生。
《遇览卷第十九》述道经书目。葛洪阅其师郑隐之藏书，著录备种道书神符凡260种。这些道书大部分己亡佚，唯赖此载可以略窥晋之前道书之梗概。
《祛惑卷第二十》论识别神仙之真假。强调要勘求明师，谨防庸师、假师，并举例说明。葛洪认为，只有通晓金丹术者才是真师。
《外篇》的基本内容
《外篇》言人事，以儒为宗，反映了葛洪儒教的思想。
《弭讼》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讥刺世俗，言治民之法。
《臣节》等7篇评人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君道》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
《勖学》、《崇教》两篇论超俗出世。
《交际》等5篇论修身。
《钧世》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
《诘鲍》篇主张有君。
《博喻》、《广譬》两篇皆替喻，重复诸篇思想。
《自叙》一篇殿后，乃自传体，亦为全书之序。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之中，将玄学与道教纳为一体，将神学与道学纳为一体，将方术与金丹纳为一体，将丹鼎与符炁纳为一体，将儒学与仙学纳为一体，从而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
唐密九秘
九字真言，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登涉》，原文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一种是“临兵斗者，皆数组前行”。唐密传入日本时，被误抄为“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而成为日本修验道之山伏所重视的咒法。
归隐山林
《家语》曰：“不食者，不死而神。”《说文解字》：“仙:长生仙去。从人从山。”《释名》“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认为山林是道者避隐合药之处，强调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抱朴子内篇·卷十，明本》）又说：“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他认为归隐山林是一件很庄重，很神秘的事情，“名山为合药之所”，是他选择炼丹地的主要外部条件。他认为宗教是神圣的作业，还“宜入名山”，远离俗人。为道之士“莫不飘渺绝迹幽隐山林。”
葛洪的文学思想深受王充和陆机的影响，并有所发展。他要求文章发挥社会作用，移风易俗，讽谏过失。认为“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应嘲》）。他反对贵古贱今，认为今胜于古，指出“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钧世》）。他认为文学风气当随时推移，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钧世》）。葛洪提倡文学创作要雕文饰辞，并主张德行与文章并重。他说：“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他还进而提出“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论点，从而突破了儒家德本文末的思想藩篱。
高似孙：“予自少惑于方外之说，凡丹经卦义，秘籍幽篇，以至吐纳之旨，歺炼之悴，沈潜启策，几数百家。靡不竭其精而赜其隐，破其鋋而造乎中，犹未以为得也。于是弃去，日攻《易》，日读《系辞》，所谓天地之几，阴阳之妙，相与橐籥之，甄治之，而吾之道，尽在是矣。……及观稚川、弘景诸人所录及内、外篇，则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
宋濂：“著《内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难通释。洪深溺方技家言，谓神仙决可学，学之无难；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诞亵不可训。……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虽不近古，纡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止，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御之哉？惜也”。
傅山：“道家者流,而不善读庄生之书,吾不慊（喜欢、满意）也。”
方维甸：“稚川之学，匪特与道家异（指老庄），并与后世神仙家无儿微之合（指内丹等术）。”
孙星衍：“寻其旨趣，与道家（指老庄）判然不同。”
四库全书:“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指神仙）；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
吴德旋:“闻之桐城姚刑部云:'《抱朴子外篇》依于儒家,言多足取;其《内篇》,绝鄙诞可笑.以洪之为人核之,言不宜有是.殆后世黄书,合刺其遗为《西京杂记》,江左人谓是吴均依托为之.观此,足知洪书之多伪托矣.夫士愤志求先圣道,思着书以传于后,然泯无闻焉甚众,而诞者之为反得不废,何耶?”
钮树玉:“余读《抱朴子》，而知风气足以囿人也。抱朴子之学博矣，其言辨，而识见超悟未能绝人。《内篇》沦神仙，似不及《真浩》;《外篇》谈时事。未必过《淮南》也。至于文词雕琢，华多实少，则六朝之所尚矣。风气之足以囿人也!”
范文澜：“《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的面貌，不见怪诞的语句。特别是《诘鲍篇》，用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驳斥道家学派鲍敬言。……他在《汉过篇》说‘反经（儒经）诡（违）圣（周孔），顺非而博者，谓之老庄之客。……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知未来）之妙’。这不仅否定了老庄学派，否定了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学派，甚至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他最后不得不归到古文经学派方面来，承认‘王仲任（王充）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而《论衡》恰恰是反对一切妖妄的儒学著作。”
陈国符：“此书之内，葛洪似无创见。”
《抱朴子内篇》有宋本，今存辽宁省图书馆。
《道藏》本。
明刊单行本以鲁藩本为善。
清代刊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为佳。
严可均辑有《抱朴子内篇佚文》10卷。
梁陶弘景曾撰《抱朴子注》二十卷，已佚。
今人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通行于世。
此书通行的版本还有《四部丛刊》影明本、《汉魏丛书》本、《诸子集成》本。
庞月光《抱朴子内篇全译》、《抱朴子外篇全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