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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薛暮桥当年的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对薛老惊人的记忆力叹为观止：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薛老可以随口道出。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
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 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
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薛暮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文章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变迁为主线、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不久，该文被翻译到日本。抗战前夕，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
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解放区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说，虽然新中国后，薛暮桥已经成为部级官员，但是有很多的话只能憋在肚里。
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在当时，有关部门对物价调整的顾虑极大，担心导致物价水平猛涨，引发群众不满。“有一天，街道通知我们去开会，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研究大米涨价的事。”薛暮桥的二女儿、原国家计委干部薛小沂回忆，“一斤大米从一毛八涨到一毛八分四，不知道开了多少会，最后不了了之。”与此相仿：一盒火柴由2分钱涨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结果。薛小沂说，改革的症结是：计划思想作怪，政府总想把什么事都揽下来；改革触及部门利益：生产环节希望涨价，而流通环节则反对。
薛暮桥把目光盯在化纤制品和棉制品的价格上：当时，化纤制品价昂，积压较多，而棉制品则供应紧张。他大胆地提出了经过再三考虑的主张；取消布票，化纤品价格降下来，棉制品涨价。他认为这样的调价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风险问题。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调价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又使化纤布得以放手生产。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
1990年，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保守思想回潮，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薛暮桥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这一年，薛暮桥86岁。回到家中，他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岁数大，思维没有原来敏捷，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说清楚，内心很不平静。7月15日，薛在烟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封信，书面陈述意见。
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尝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1995年6月24日上午，我来到木樨地薛暮桥先生家里，他的夫人罗琼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温家宝说）
1999年仲夏，薛暮桥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疗。
2004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了两位经济学界的泰斗——百岁老人薛暮桥和108岁的陈翰笙。上午10时，温家宝来到北京医院。走进薛暮桥先生的病房，温家宝同他及其家人——握手，表示问候。温家宝高度评价薛暮桥为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的贡献。他说，薛暮桥长期担任经济领域的领导并从事研究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实践者，也是我国经济领域的理论家，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界的重视。
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薛暮桥与世长辞。
1、1937年出版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
2、1941和1942年写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3、1943年-1947年他在山东领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时，写有总结山东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经验的大量文章和报告，其后汇编成《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1979年出版、1982年出增订本）一书。
4、195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有英、法、日、俄等国文字的译本。
5、197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经济思想。
6、1979年写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总结了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探索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问题。该书有英、法、日、德、西五国文字的译本，1982年出版该书的增订本，也已译成英、日等国文字出版。
7、论文、报告汇编《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1980）。
8、论文、报告汇编《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1982)。
9、论文、报告汇编《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1985)。
10、论文、报告汇编《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1985)。
11、1986年，国家统计局编印《薛暮桥统计论文集》。
201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金融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薛暮桥文集》在北京正式出版发行。
《薛暮桥文集》共计20卷，选入文章530余篇、著作15部，共计500万字。
中国金融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称，《薛暮桥文集》的出版，不仅可以使读者从中全面认识和研究薛暮桥的经济思想理论，还可以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工作的曲折历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沪杭雨铁路总工会，投身工人运动，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开始学习苏联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并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多的牢狱生活，竟成了薛暮桥的经济学学术生涯的开端。
出狱后，薛暮桥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孙冶方等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由此形成了他严谨的学风。其间，薛裕龄在家乡调研后，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于《新创造》杂志创刊号，并被当时的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刊载。这篇文章一直被薛暮桥视为处女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薛暮桥和夫人罗琼毅然投笔从戎。在三个月反扫荡战争的行军途中，编写出一部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1943年开始，他担负起财经部门的领导工作。
薛暮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它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0年9月初，正式成立了以薛暮桥为总干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同国务院体改办合署办公。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他在改革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80年代初起，薛暮桥就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他既因此获罪入狱，也因此声名日隆。对此他女儿的回忆颇有意味：上世纪30年代薛暮桥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说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效率可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薛暮桥则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对理念信念的执着，薛暮桥完全堪称后来者的典范，而他勇于反思的精神则更令人感叹。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样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怎样以公有制为基础并让多种所有制共存、怎样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同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以及怎样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等，任何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
薛暮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
薛暮桥先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家，新中国经济学执著求实的开拓者。他生于1904年，至今已实足百岁高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59年就当过薛先生的助手，1980年代又在他的领导下朝夕相处地工作过，特别尊敬这位经济学界前辈。当吴先生得知我有拜访薛老的想法，便介绍我去谒见了这位共和国杰出的经济学大师。（温家宝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