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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光远发表的学术著作与政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政治经济学》（1952）
《论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1955）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58）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下册，1977—1978）
《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1978）
《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1978）
《试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C、V、m》（1979）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丛书》（1982）
《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5）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1980—1991）
《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
《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
《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
《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
《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
《我的教育思想》等
1993年起，开始出版随笔散文，有
《古稀手记》
《碎思录》
《文革中的我》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窗外的石榴花》
《论普遍有闲的社会》等。
另主编《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丛书》。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还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于光远是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曾对于光远有过这样的评价：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
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几年下放干校劳动外，他一直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于光远不仅仅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学者，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还是一个长于行动的学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那篇后来被认为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的手写提纲就一直保存在于光远那儿。
从1981年起，他又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20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6年，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他也是1955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中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龄最轻。
于光远一生著作等身，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和《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
当然，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学问家，他首先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倡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别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他至今已进行了40余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1979年以来，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廓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等。他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
于光远还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比如，关于经济效果，他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他正是从这一深层的价值理念上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是必要的。
关于所有制形式结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发表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中，以条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观点。特别是他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
他并强调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他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
他还比较早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的理论，著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一书。此书被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