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年(249年)起的十年间,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发动高平陵之变、嘉平之变,镇压淮南三叛。在这些事件中,司马氏集团废少帝曹芳,逼死宗室曹彪,杀大臣曹爽、桓范、何晏、王凌、夏侯玄、李丰、张缉、许允、毌丘俭、诸葛诞等(大多诛及家人),其权力日益巩固下来。
司马氏集团注重豢养亲信,培植势力。司马师曾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司马昭也豢养死党,例如替司马昭弑君的成济,弑杀曹髦时担任太子舍人;传世文献中并无关于曹髦立太子的记录,胡三省判断,成济的太子舍人之职,是司马昭私相授受的结果。他们也注意把控军权,控制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即是司马昭的心腹。
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权日渐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废后,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仅以老弱戍守;又据毌丘俭所言,司马师不上朝觐见君主,曹髦欲探问其疾病,也被司马师拒绝,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
曹髦虽无实权,但才慧早成,有志于中兴曹魏,尤其推崇中兴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采取减省用度、派遣侍中巡视等举措。司马师死去后,曹髦命司马昭镇守许昌,令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由此可以达到削夺司马昭的兵权的效果,但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的计谋,公然抗旨,自己率军回京。曹髦计划落空,又不得不对司马昭加以笼络。此后,曹髦还曾写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对此感到厌恶,二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曹髦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常“天象”,例如频繁出现的“龙现于井”的情况,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发生日食。西汉的京房、东晋的干宝等学者,依据天人感应等学说,认为此类现象预示着君权衰落、祸事兴起。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当事人的心理状况也难免受到此类天象的影响,例如曹髦借“龙现于井”写作的《潜龙诗》即是以此类观点为主旨的。
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曹髦受逼及讨伐司马昭(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渐衰微的局面,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停了下来,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政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这一次,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另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等记载,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石苞说:“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戊子,260年6月1日)夜,曹髦亲自带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夺下陵云台发放铠甲兵器等物,准备趁机亲自率领他们出宫讨伐司马昭。时值下雨,有司奏请改日行动。
于是,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天我要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王经劝阻曹髦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此事应该慎重。”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绢绍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做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
曹髦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要王经与他们一起告密,但被王经拒绝。王沈、王业遂奔出宫殿,疾驰禀报司马昭,使得司马昭得以有所防备。
五月初七(己丑,6月2日),曹髦拔出剑登上辇车,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总共几百人,鼓噪着出击。此时,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和司马昭心腹、中护军贾充均率兵向皇宫进发。司马昭之弟司马干想从阊阖门(系曹魏宫城正门)入宫,被时任大将军掾满长武(满宠之孙)、孙佑等劝阻,改走东掖门;参军王羡也被满长武阻拦。
曹髦在东止车门遭遇入宫的司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被吓得逃走了。
曹髦率众继续前进,至皇宫南阙,贾充率听命于司马昭的军队也从外入宫,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并且警告说自己是要有所讨伐的,敢于轻举妄动者将被族诛。一说,贾充的部众停下来不敢交战,甚至想要退却。
骑督成倅之弟成济,担任太子舍人,也在贾充麾下,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成济答道:“是。”于是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而从其后背露出。曹髦死在车下。
据《汉晋春秋》记载,司马昭听说曹髦被杀,大惊,自己仆倒在地上,说:“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啊!”太傅司马孚闻讯奔跑过去,把魏帝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魏氏春秋》称陈泰也前往现场号哭。)
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善后事宜。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不以为然,对荀顗说:“舆评拿我跟您相提并论,现在看,您不如我啊。”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陈泰这才不得已流着泪入宫。司马昭将他请到曲室之中谋划,说:“玄伯,你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我只有更进一步的办法,不知如何再退。”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当天,颁布郭太后令,宣称曹髦弑母不孝,将他废为庶人,就以庶人礼安葬;并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业,而要求将与司马昭不同心的王经及其家属逮捕治罪。这篇令被收录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其中关于所谓曹髦弑杀太后的说法基本不被采信,但“从怀里掏出黄素诏书”、“声称要亲自出宫讨伐大将军”等多个细节,在裴松之注征引的多篇关于司马昭弑君的文献中得到了反映。
五月八日(庚寅,6月3日),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上奏,在指责被弑杀的曹髦悖逆不道、自取大祸、为世人和祖宗神灵所不容后,请求太后加恩将其葬礼等级提升为王礼,太后同意。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司马昭弑君之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其一,逮捕王经及其家属,交付廷尉。王经向他母亲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到被诛杀的那天,故吏向雄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司马炎在位时,认为王经“守志可嘉”,赐其孙郎中之职。
其二,将成济作为弑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诛杀。一同被杀的还有成济之兄、同在军中的成倅。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破口大骂,被人从下方射杀。
其三,追究阊闾门守将的责任。据《魏晋世语》记载,司马昭弑君后,责问司马干何以来迟,司马干便把被满长武劝阻的事告诉司马昭。参军王羡因被阻拦,怀恨在心,也向司马昭责难满长武。司马昭本就因平定诸葛诞时满长武及其父昌邑侯满伟的表现不满,借这个机会拷打满长武,杖杀了他,并贬其父满伟为庶人,人们为他们感到冤屈。另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司马昭想要对孙佑加以族诛,荀勖劝阻,其中说道:“现在成倅的罪过只由他自身来承担,孙佑却被族诛,恐怕忠义之士会私下议论。”于是司马昭转而将孙佑贬为庶人。五月二十六日(戊申,6月21日),司马昭又上疏郭太后,声称:自己本想舍弃己身、听候曹髦裁决,但考虑到曹髦想谋杀太后,于是动兵,但仍命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并曾连续发命,不得迫近天子辇车;成济私自闯入兵阵导致曹髦被杀,现已将成济军法从事,还应逮捕成济家属,交付廷尉治罪。太后诏在再次责难曹髦后,同意了司马昭的要求。
司马昭决定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并派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去迎接曹璜,作为曹叡的继承人。曹璜是曹操之孙,与魏明帝曹叡平辈,也非曹丕的直系后裔(当时曹丕仍有直系子孙在世,例如曹髦之弟曹启)。
六月一日(癸丑,6月26日),太后下诏令群臣为常道乡公曹璜更名。
司马孚:杀陛下者,臣之罪。
王祥:老臣无状。
张悌:曹髦之死,四方不动。
陈寿: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元子攸: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又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
房玄龄等《晋书》:①为帝之主,不亦难乎?······反虽讨贼,终为弑君。(评司马昭)②王沈才经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参席上之珍,居晋为幄中之士,桐宫之谋遽泄,武闱之祸遂臻。······处道文林,胡贰尔心?③贾充以谄谀陋质,刀笔常材,幸属昌辰,滥叨非据。抽戈犯顺,曾无猜惮之心;杖钺推亡,遽有知难之请,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
叶适:至髙贵公,则又有可哀者。司马懿父子暴擅亟夺,五年未远,国祚已非魏有。······侍从、群臣一语不酬对,更假数岁,不过身亲授受而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义,谓小贞则吉,大贞则防,未知亡国与杀身,小大何所别异,而尚以吉凶言乎!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终不能也。公立时年十五,英才逸气,与少康、晋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李冶:①士大夫大节,不必观其所为,但观其所不为足矣。······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成败之机,在於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变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②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胡三省:①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歼浇、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②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以于权臣之手乎!③帝礼遇王沈,呼为“文籍先生”,而临变乃尔,吁!
吴澄:夫弑髦,贾充发言,成济操刃,而《皇极经世书》及《通鉴纲目》皆书曰“魏司马昭弑其君髦”,曷尝归狱于贾充与成济哉?赵盾之专,犹司马昭之专也;晋灵之欲杀盾,犹曹髦之欲杀昭也;赵穿之弑晋灵,犹成济之弑曹髦也。赵盾阳为不知谋,以求自免其弑君之罪,将谁欺乎?夫子书曰“晋赵盾弑其君夷臯”,诛首恶也。
刘友益(元代学者):曹髦之殒,本以轻举无谋而见及,况唱逆者贾充,而抽戈者成济,今但归狱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赵穿亲举桃园之难,而《春秋》正色书盾。况昭久操国命,特借成济之手而已。虽葬以王礼,夛济三族,天下岂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诛昭,则君弑贼讨,始可以成礼葬矣。
邱濬:魏主髦之被弑,司马昭之心、贾充之计也,特假手成济耳。昭杀之,以欺世逭诛,今亦以“昭诛”书之何?用以示戒万世,使人莫为贼臣所欺也。······人人不为权奸所用,则彼安能以其一人智力为之哉!
李贽:①王经极老成,然曹髦亦自不弱,屈于势耳。②比操前事又加利矣,快心,快心。(就《三国演义》而评)
王夫之: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天下其可谢,而天其弗亟绝之邪?己谋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恶其人,心之不昧者也。
毛宗岗父子评本: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难之矣。司马昭不自弑之,而使贾充弑之;贾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济弑之。所以然者,诚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熟知论者不归罪于济而归罪于充,又不独归罪于充,而归罪于昭,然则虽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诛乱贼必诛其首,有以夫!(就《三国演义》而评)
何焯:或以公是举失之轻脱,正使隐忍不发,亦不过作陈留王耳,吾殊健其勇决也!
赵一清:赵高之后,复见此事。王莽、梁冀阴行鸩毒,未有如此之显者也。
牛运震:高贵乡公遇弑之事,人所共愤。司马氏又诬之以谋危太后之罪,岂复有天道邪!
李慈铭:①高贵乡公······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②观《高贵纪》所载太后追废之诏,丑辞诬诋,令人发指,以贤如髦,而致斯惨酷,操之余殃,甚矣。其时儒学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卢毓辈,皆坐视此变,附和贼臣,经术之害,固有甚于匡、张、孔、马者焉。
蔡东藩:魏主髦卤莽从事,仿佛孙亮,亮且不能诛綝,髦亦安能诛昭?南关遇弑,莫非其自取耳。惟王经见危授命,始则进谏,继则抗逆,身虽被戮,名独流芳,而经母亦含笑就刑,贤母忠臣,并传千古,以视成济之为虎作伥,亦夷三族。其相去为何如乎?
吕思勉:①论兵力,高贵乡公自非司马昭之敌,高贵乡公亦岂不知?然而敢于率兵直出者。一则忿威权日去,感情冲动,未免要孤注一掷;一亦由专制时代,皇帝的名义到底非寻常人所敢轻犯,他也有个幸胜的希冀。试看司马昭的兵,既已溃退于前,贾充的兵又要渍退于后,则他的估计原没有十分错,无如狠恶而敢干犯名义的人,历代总是有的,尤其是在军阀手下。而高贵乡公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牺牲了。②这样办,成济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说:冤枉或许只有一半、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说不定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因为这根本用不着。而成济当日,杀人杀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自取其咎了。③然而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昭下如此辣手,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