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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
《后汉书》是历史类文学作品，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章怀太子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后汉书》。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
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
《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冀，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传·论》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后汉书》中有如下记载：“十月癸亥，一客星出于南门，其大如斗笠，鲜艳缤纷，后渐衰萎，于次年六月没。”后汉书这段文字记录了发生于2000年前的超新星爆发事件，如今科学家为这个超新星编号为RCW86，距离地球大约8000光年。
公元185年正值中国的东汉时期，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在天空中观察到一次超新星爆发过程并对此做了记录。他们称之为“客星”。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们在夜空中看到了一颗极亮的“新星”，色彩鲜艳，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才逐渐消失，前后一直在天空闪耀了将近8个月。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确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发纪录。
2011年最新的天文研究发现，借助美国宇航局斯皮策空间望远镜以及广角红外巡天探测器(WISE)的强大红外观测能力，科学家们发现这一超新星爆发发生于宇宙中一片气体和尘埃相对匮乏的区域。这样的环境让超新星爆发发出的光芒得以传播地更快也更远。这个超新星爆发留下的遗迹如今已经变得非常巨大，扩张速度极快。事实上它如今的尺寸比我们预料一个2000年爆发的超新星应当遗留的遗迹尺寸整整大了2~3倍。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察到的RCW86属于一类所谓的Ia型超新星。双星系统中，一颗和太阳类似的普通成员恒星逐渐年老，终于走向死亡。它收缩成一颗致密的白矮星。但是由于它属于一个双星系统，于是它开始从其伴星身上“盗取”物质。物质以吸积盘形式下降抵达白矮星的表面，在此过程中由于势能释放以及摩擦作用使白矮星的温度不断上升。当这种吸积作用速度太快太剧烈时，白矮星的质量将不断增加，核心区温度急剧上升，最终在一瞬间引发剧烈爆炸，彻底摧毁白矮星。这种爆炸极为剧烈，其在1秒内发出的能量几乎相当于太阳在其整个主序星阶段发出能量的总和，因而极其明亮。白矮星就像是一块已经燃烧完，但还冒着烟的煤渣。如果这时候你给它倒上一桶汽油，它立即又会再次燃烧。科学家研究首次揭示一颗白矮星可以在自己周遭清出一个清空区，随后才发生Ia型超新星爆发。正是这一清空区可以解释为何RCW86爆发遗迹会变得如此之大。当爆发发生时，大量碎屑物质急速向外扩散，由于周遭已经被清空，因而没有气体或尘埃阻挡减速。这就让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圆球状碎屑云得以迅速扩散至巨大的规模。
体例特点
（1）无“表”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使以后史家竞相效法。
（2）创制类传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在编写上又有所创新。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
（3）合传编写
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1）观点鲜明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2）再现历史，史料充足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
《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版本修订编辑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他注范书着重训诂，跟刘昭不同。王先谦说他注后汉书不比颜师古注汉书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处。
实际上他立为皇太子以后，才跟张大安等共注后汉书，到他被废为庶人，注书工作结束，前后只有六年，没有充裕的时间详细校订，漏略再所难免。
何况他们的注书工作似没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谬，至于不可究诘，体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他们之手，而是后人补撰。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
梁书刘昭传说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可见他注范书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偏重于事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的训诂。八篇志的注，就是这样的。
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孙?#93;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
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现存《后汉书》，以宋绍兴刊本为最早。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为唐高宗太子李贤所注。司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书及司马志，李贤的注即是以此为基础，参照其他各书增删而成的。李贤以志非范书，故不注，刘注作为补阙才与李注一并流传下来了。清人注释《后汉书》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栋的《补注》为最好。后来王先谦采集众注合成《集解》一书，更为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后汉书训纂二十五卷(清)惠栋撰(范氏后汉书训纂、司马后汉书训纂、司马氏续汉志训纂)抄本(8)
后汉书蒙拾二卷(清)杭世骏辑钱塘汪氏《道古堂外集》刻本(9)
后汉书辨疑十一卷(清)钱大昭撰广雅书局刻本(10)
后汉书琐言(诸史琐言卷九至十二)(清)沈家本着沈寄簃先生丛书本(11)
后汉书拾遗(清)林茂春撰稿本(1)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清)姚之[马因]辑会稽徐氏抄本(2)
后汉书校语-稿本(3)
后汉书注校(清)吴寿炀撰稿本(4)
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清)惠栋撰嘉庆德裕堂刻本(5)
后汉书补注续(清)侯康撰广雅书局刊本(6)
后汉书注又补(清)沈铭彝撰同治八年(1869)刻本(7)
后汉书注补正八卷(清)周寿昌撰广雅书局刊本(8)
后汉书注考证(清)何若瑶撰广雅书局刊本(9)
谢氏后汉书补逸(清)姚之[马因]辑孙志祖增订稿本(10)
续汉书辨疑九卷(清)钱大昭撰广雅书局刊本(11)
十意辑存十六卷(汉)蔡邕撰;(清)于文华辑清东阳于氏丛书本(12)
后汉书华佗传补注(清)张骥撰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13)
后汉郡国职方表(清)刘庠撰稿本(14)
汉季方镇年表(清)吴廷燮撰景社堂刊本(15)
学古堂日记·后汉匈奴表(清)雷浚编光绪刻本(16)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清)吴仁杰撰知不足斋丛书本(17)
两汉订误四卷(清)陈景云撰丙子丛编本(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