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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司城遗址是古溪州彭氏土司政权司治之地，彭氏土司政权始建于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止于公元1728年（清雍正六年），历经五代、宋、元、明、清9个朝代，历时818年，世袭28代，共35位刺史或土司。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景区土司墓葬群、古街道、古城墙、排水系统、德政碑等历史遗迹丰富，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市遗址。城墙、砖雕、建筑、街巷重叠变幻，且与周边瑰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据专家印证，老司城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独特管理智慧，是民族区域自治成功案例，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和未来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文化多样性维护和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宫殿区位于城区北部，依山而建，东北高、西南低。形状略呈椭圆形，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宫殿区共有四门，并以石灰、桐油胶结。大西门为正门，连接右街古道，残存局部台阶，两侧的城墙残高2米左右，以红砂岩错缝平铺叠砌包边。宫殿区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各有一门，城墙的厚度1米左右，长436米。主体建筑处在宫殿区的中部偏南，依山而建，正对着大西门，自下而上，形成四级阶梯状平台。地基用夯土筑成。遗迹包括保坎、墙基、墙体、台级、散水、排水沟等。
衙署区位于中心城址北部，北与生活区相邻，是土司及其职官行政办公和临时居住的衙署政务机构所在地，平面接近长方形，城墙周长408.8米，面积8762.4平方米。其东、南、西墙保存较为完好，一般残高1─2米。衙署区西门残基至今仍出露在地面上，门宽3.4米，以条石作石阶，下通正街。
老司城内原街巷密布、纵横相通，有八街、五巷、两口，尚存其名的有：正街（新街）、河街、五屯街、紫金街、左街、右街、鱼肚街等，其中以正街、右街保存最好。街巷全由红褐色卵石嵌砌路面。
老司城东南郊是紫金山土司墓地，整个墓地依山势修筑成4列，整个陵园的地表由封土、拜台、“八字”山墙、花带缠腰过道、南北神道及石像生、照壁等遗迹组成，这对于复原明代土司陵园整体面貌，研究明代丧葬文化、土司世系、制作工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老司城南部有一片神圣的区域，这里是土司时期的宗教区，也是土司辖区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据考古勘探并结合地方志，可以确认的寺庙有祖师殿、观音阁、五谷祠、关帝庙、将军山寺、八部大神庙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寺庙，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祭祀仪式，成为聚集民众、加强社会凝结力的一种手段。土司时期屡有征战，将军山祠、关帝庙借助超自然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沿着灵溪河上溯，在老司城的背后，有一片静谧的壶天，在那里，分布着众多的土司庄园、别墅、钓鱼台等设施，是土司时期的苑墅区。在灵溪河两岸的崖壁上，已发现8处石刻题铭，记录了土司与家眷与友朋徜徉宴乐的时光。
此殿占地580多平方米正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顶，长17.5米，宽13米，高20米，全木材结构，永34根大柱支撑屋顶。柱础用双曡圆鼓式，殿脊殿檐是图案精致的陶砖陶瓦。殿中金柱前，砌有神龛一座，上供“祖师”神象。殿宇斗拱雄伟古朴，梁架结构颇为特殊，是武陵山地区颇具民族特色的建筑。
彭氏宗祠位于司城中心，在土司“寝宫”的后面，内供历代土司的牌位，有精美的木雕像，还收藏了历代土司制定的三纲五常法谱。为明代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第24代土司彭元锦任宣慰使时所建。
翼南牌坊位于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云书院的雅草坪，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上刻“子孙永享”四字，系为表彰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土兵抗倭有功而立。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仅十八岁的土司彭冀南，率五千土兵奔赴江浙一代抗击倭寇。土兵在王江径一役歼敌一千九百余人，明史称“自有倭寇以来，东南用兵未有逾此者，此其第一功云”，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
土司德政碑立于司城衙署遗址左侧，由青石雕凿而成。碑高2.74米，宽1.2米，腹背刻字，上有石帽盖顶，旁扶石柱。此碑是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二月永顺土官为永顺等处宣慰使彭泓海歌功颂德而建。
土司古墓群多集中于司城紫金山、雅草坪、帕桶湖三个地方，其中以紫金山最多。据勘察，紫金山一处共有土司王及其贵族坟墓109座。彭福石冲以后的土司、土官及其眷属，分别埋葬在这里。古墓的规模大小，视其官爵而定。从已挖开的30多座古墓来看，基本形式是用土砖拱成半圆形，墓前有石人石马，四周筑有围墙，进出必经铁门。墓室四壁上刻有精美的花草图案和龙凤图案。棺材系楠木、梓木做成，用土漆漆成乌黑色，并用铁钩悬挂在石室之内。随葬器物也极为丰富，有金花、金譬、发插、耳环、莲蓬等金银饰物，还有各种玉器等。明代土司彭显英、彭冀南等人的坟墓至今尚保存完好。
从张家界汽车站乘发往永顺的班车，票价25元/人，发车时间为7:00-16:30，每30分钟一班;从吉首汽车站乘发往永顺的班车，7:00发车，每小时一班，再从永顺县城乘小巴车即达老司城。
老司城遗址被喻为中国的“马丘比丘”，完整地反映了土司及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填补了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物化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老司城遗址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性城堡，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它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静止的文物，又是活着的文化；既是独立的考古遗址，又是复合的遗产体系。老司城遗址完整地体现了迄今已消亡的土司文化传统，为研究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土司文化提供了独特见证；完整地见证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典范，是民族区域自治成功案例，为研究武陵山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乡土文化提供了实物例证，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之道提供了难得物证。
老司城遗址以自然风光、民族文化、考古发掘相结合为主要特点，独具艺术与观赏价值。自然风光集山石、水景、林木、河流、洞穴、墓葬于一体，景观奇特；人文景观以古朴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和悠远凝重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在艺术与观赏性上最为突出的便是自然与人文的原生态特征，具有直观性、确切性，有较强的观赏和美学价值，是民族文化直接而重要的载体，可以生动地反映出许多人类文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几乎包括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