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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或为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此称为“随园”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喜欢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也会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仿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游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有意思的是，虽然自身不愿涉及官场，但是袁枚却有着独到的政治眼光。曾经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句对两兄弟的评判“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后面的事实证明，之后，和珅之后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第一红人，和琳则成为著名将领，官至一等公爵。
袁枚在《随园诗话》、《子不语》、《续子不语》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心向往焉。因为他翰林文人、风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怀送抱者颇多。《随园轶事》中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袁枚在《子不语》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对美少年心心相映，出入同行，有个叫王秃儿的恶棍，想要玷污他们，他们不从，于是被杀。袁枚写道：“二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这枝风姿绰约的杏花，几乎伴随了袁枚一生。直到年过花甲，他还收了年轻美好的刘霞裳为弟子，每次出游登山，必与同行，所谓“从游朝腊屐，共寝夜连床。寒暑三年共，文章一路商”。对于他人的质疑、腹诽，袁枚不以为意。
袁枚作官后，以薪俸易书，积至40万卷，筑藏书楼“小仓山房”、“所好轩”。
自注何谓“所好”，味、色、花、竹、金石、字画，皆有时有限，只有藏书，不分少壮、饥寒，读之无限；还专门写有一篇《所好轩记》。
袁枚年轻时就喜欢追求山林之乐，但由于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一直到他67岁服丧完毕后，才开始了尽情游历山水的旅行。这一年，他游历了天台山、雁荡山、黄龙山等名山。68岁时，袁枚游历了黄山。69岁，他跑得更远，正月出发，腊月底才回家，从江西庐山一路游玩到了广东罗浮山、丹霞山，又到了广西桂林，之后经永州回返，顺路游衡山。71岁去武夷山，73岁游江苏沭阳，77岁二游天台山，79岁三游天台山，80岁又出游吴越之间，即便是81岁还出游吴江……要知道，旧时交通不便，以袁枚这么大的年纪，能够承受舟车劳顿、跋山涉水之苦而兴致不减，如此频繁、长时间的出游，其身体状况之佳、精力之矍铄可见一斑，难怪当时便有人称赞他“八十精神胜少年，登山足健踏云烟”。
文集：《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随园食单》、散文、尺牍等30余种；
笔记小说：《子不语》（又名《新齐谐》）24卷及《续子不语》10卷；
散文：《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黄生借书说》、《所好轩记》等；
骈文：《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
手札：《袁枚致尤荫手札》；书法灵动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闲适，正合于袁枚“性灵”之主张。虽法度稍欠，然才情横溢，亦为佳构。
通天老狐，醉辄露尾。（洪亮吉在《北江诗话》的评价）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白居易）、诚斋（杨万里）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豪雄，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朱庭珍评述）
著名的清诗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提出“袁枚现象”一词，认为袁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诗人。
关于袁枚的个性，严迪昌先生《清诗史》有极精到的概括，总之一言为“不耐”。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满语，乾隆七年（1742）庶吉士散馆，以习满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养时年仅三十三岁，后再铨选知县，未及一年复归。
袁枚欲做专业的诗人，理想近于明诗第一大家高启，含毫伸牍，“但好觅诗句”，“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者绝异。做专业诗人是一种很高的人生理想，蕴含着不同流俗的价值追求。求仁得仁，袁枚成为清诗史上独具个性的一代大家。（李圣华评价）
袁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及时的抉择，如果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把知县当到老，又能怎样？走仕途，混不到个省部级，都是芝麻官儿。说不定遇个变局，还有牢狱之灾。袁枚的长寿，就在于他的自由和随意，做人不必阳奉阴违，不必违背良心迎上欺下。不必用尽心机搞阴谋，一天到晚心里紧张。告别了官场上的袁县令，才有了文坛上的袁才子。这是个人的选择，是智慧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陈长吟于《西安晚报》）
袁枚称得上是清代商业炒作第一高手，通过不断炒作，赚了大笔银子。袁枚对生意的策划步步为营，思路极为清晰。首先，他花费许多钱重修随园，修好了并不将其圈起来供自己一家人欣赏，而是故意拆掉围墙，让游客在园里随意游玩，目的是使人知道江宁城里有这样一个山美水秀境幽的地方。园子初具声名、有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他立马写了一本《随园食单》，极力渲染自家私园食物的精妙和家厨烹调的高水准，激发那些热衷口腹之欲的人的兴趣。袁枚对饮食氛围也极有研究，每有客来，他都要叫人将餐桌摆到一些景致极美的亭榭，还安排自养的美女为之唱歌跳舞，随园的饮食生意非常火爆。当随园炒热，个人知名度激剧上升，袁枚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在园子里售卖《随园全集》、《随园食单》等著作，他的书果然供不应求，属国琉球都有人专程来购买。仅卖书一项，袁枚一年即可收入三四千两白银。中年以后，各方人士争相请袁枚写应酬文章，袁枚来者不拒，墓志碑记、寿序谀文，只要给足银子，绝对服务三包，又大赚了一笔。（游宇明于《老年生活报》）随园先生是乾隆年间享誉最高的诗人。袁枚少时家贫，《秋夜杂诗·并序》九首有：“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对于诗，有人讲格调，有人讲神韵，袁枚则讲性灵。说禅理均障，皆远性情。讥诗不摇荡性灵，则“蛤蟆繁声，无礼取闹”，“生客阑入，举座寡欢”。性灵是在泥沼中仰望星光，俗人信仰基督，就是希望能在泥胎中被浇灌他的灵。性灵需要天才，皓首穷经不是本钱。然而有性灵，不见得同时有气魄，比起东坡，袁枚还属于“和记小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