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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严司明和母亲离异，严凤英在四五岁时，就回到祖父母居住的罗家岭，学唱了流传于当地的不少民歌。因为抗战爆发，她的父亲严司明也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教她唱京剧，这使她与戏剧艺术有了接触。
在她十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授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缘分。她始而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傅，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传统戏中的单折。
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从四五岁到十五岁，严凤英度过了踏上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的准备时期。
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可她却没有放弃这条已然迈出第一步的道路，继续参加黄梅戏班的演出活动，终至离开家庭，从桐城唱到怀宁、枞阳等外县，唱到当时的省会安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她于1947年底避走南京学习京昆艺术与歌舞，不知情者说她此时失踪了。其实，在她避走途中，由她的祖父护送，曾路经秋浦，在秋浦河两岸和殷汇镇上唱了三个月的黄梅戏，在严凤英短暂的黄梅戏生涯中，她的这段避走秋浦唱黄梅的故事鲜为人知。
1947年10月，17岁的严凤英凭借灵雀般的歌喉和轻盈舞姿吸引了秋浦两岸的百姓，深受大伯大婶们的喜爱。严凤英是随她的师父程积善（贵池晏塘人）来到秋浦的，当时搭班唱戏的还有铜陵的桂月娥、桂天赐，殷汇的宋再春、洪连梓等老艺人。先在高坦一大地主的后花园搭台唱，后在灌口祠堂里唱，据说在唱《槐荫别》时，严凤英来了例假，被广大的秋浦观众谅解后，又深为没有看到严凤英“别夫上天”的精彩表演而惋惜。最后在殷汇老街苏家当铺大屋唱，据说当时票价仅为三角一张（旧币）。
严凤英在秋浦河两岸前后共唱了三个月，不仅艺高，人也好，肯结人缘，在秋浦唱戏时，每到一处，还和房东结了干妈干婶。据还健在的八旬老人韩发祥回忆，严凤英在殷汇唱戏时，恰逢他结婚，新婚之夜，严凤英还和当地小姐妹们一齐闹新房，大伯、大婶们亲切地喊她“小严”或“红六”，她口口声声答应得亲嫡嫡的像亲生女儿一样。
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丰富，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水平迅速得以提高。她本来就有较好的演唱天赋，又虚心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她回忆道：“我到安庆想把戏演好，就努力学习。那时学表演，主要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因为我是女性，演旦角戏的动作要细腻些，像是那么回事，观众看得很有味，反映说严凤英的‘小做‘很好。”正是凭着这种学习精神，严凤英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
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严凤英非但没有得到扶助，反而遭到摧残，她被迫一次次地离开她钟爱的舞台，流落各地，无家可归。
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
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解放前夕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
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解放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也激发了她积蓄已久的艺术创造热情。同年，她应邀到上海演出，她在戏中所塑造的角色，情感真挚，性格鲜明，唱腔优美动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严凤英也因此被上海观众誉为造诣很深的艺术家。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会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这次汇演直接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随着电影的播映，黄梅戏从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小剧种，变成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从1953年到1965年，她的表演艺术水平也不断腾跃，既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特色，又代表着当时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剧种风格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3年间，严凤英演出了50多个大小剧目，尤其在《天仙配》、《女驸马》中塑造的七仙女、冯素贞的艺术形象，已成了她的代表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
严凤英的唱腔亮丽沙甜，委婉动听，韵味浓郁，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唱腔之长，将它们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誉为“严派”，广为流传。在短暂的艺术生命中，严凤英主演的大戏有20多个，小戏近30个，此外还拍了3部电影，曾多次与王少舫一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演出，被田汉同志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被国人称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
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感
严凤英的男友是安庆军区的业务骨干王兆乾。王兆乾住在伯父家，他的伯母是德国人，伯父有钱。
王兆乾和严凤英是一起学跳交谊舞认识的。王兆乾是个很有才气的人，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他是《黄梅戏音乐》的作者，50年代即开始研究“傩戏”。
1953年，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演出《打猪草》，带了礼物，想去甘家表达谢意。王兆乾不让她去，但严凤英坚持要去。“王兆乾就悄悄跟着去了，还碰见了甘律之。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严凤英介绍甘律之时说，这是我过去的朋友，又一指王兆乾，说，这是我现在的爱人。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怒气难抑的王兆乾还是当场打了她一个耳光。”说起严凤英的这段经历，吴琼很是感慨。个性刚烈的严凤英不堪受辱，坚决与王兆乾分手了。
这样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50年代初，严凤英生下第一个儿子王小亚，小亚出生前，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严凤英的师姐、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评价严凤英的特点是性格倔强。那时，严凤英已经怀了身孕，上世纪50年代初，未婚生子要背负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严凤英并不在乎。
一次无疾而终的婚姻
严凤英为生计在南京舞厅唱歌时，认识了当时南京有名的“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律之。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严凤英曾经在甘家居住，学习“京、昆”艺术。
甘家的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认识了正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1951年，严凤英回安庆，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儿子王小亚出生时，陪伴在严凤英身边的是甘律之，王兆乾只是发来一封电报，祝母子平安。1954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结婚了。“这次婚姻有报恩的成分，毕竟甘律之给过她很多帮助，而且当时甘的境况也不好。”吴琼说。甘律之在严凤英同事的眼中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刚和她住到剧院这边的时候，见人就鞠躬，别人都很不习惯。他很有修养，不像从底层生活上来的人那样大大咧咧的。”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做生意，但很不成功，严凤英演出了《天仙配》，在安徽省内声名日起、蒸蒸日上，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1956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离婚。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最后的幸福
19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并与之结婚。时白林回忆说，严凤英是个浪漫的人。下班时，经常看到她趴在三楼的窗口，等丈夫回家吃饭。王冠亚个性温和体贴，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无论事业还是家庭，这都是严凤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评剧演员新凤霞曾回忆说：“冠亚老实，对凤英俯首贴耳，体贴万分，是个模范丈夫，自和凤英结婚以来，没有给她带来一点痛苦。但在凤英生命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
1968年4月8日，严凤英不堪在“文革”中受到的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她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他把精力用在给严凤英写传、拍传记电视剧上。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严凤英》，就是他编剧的。
2013年4月16日早晨5点30分，王冠亚在合肥逝世，享年84岁。遵照王冠亚的遗嘱及子女的意见，丧事从简，家里没有设灵堂，也没有摆放花圈，不时有生前好友从各地赶来，送别这位戏曲界的泰斗。
“文革”中，严凤英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
1968年4月7日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为严凤英平反昭雪。同年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
1946年《小辞店》、《游春》
1954年8月《天仙配》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排演
1954年12月30日《春香传》朝鲜古典名剧
1955年5月《天仙配》黄梅戏艺术片开拍
1956年1月1日《打金枝》首演
1956年2月28日《王定保借当》首演
1957年2月《碧玉簪》首演
1957年6月3日《菜刀记》首演
1957年6月6日《排环记》首演
1959年1月1日《拉郎配》首演
1959年1月5日《牛郎织女笑开颜》首演
1959年1月12日《王金豆借粮》彩排
1959年1月31日《女驸马》首演
1959年3月《党的女儿》首演
1959年6月《女驸马》黄梅戏艺术片开拍
1959年11月18日《闹金阶》首演
1960年1月29日《对课》首演
1960年6月29日《金黛莱》首演
1960年10月30日《程红梅》首演
1960年12月4日《刘三姐》首演
1961年2月9日《赶郎》首演
1961年3月4日《韩宝英》首演
1961年4月29日《玩会跳船》彩排
1961年5月16日《碧玉簪》彩排
1961年6月23日《香罗帕》彩排
1963年《三里湾》首演
1963年7月《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开拍
1964年《红色宣传员》首演
1964年3月14日《丰收之后》首演
1965年2月《江姐》首演
1954年，《天仙配》获华东区戏曲会演一等奖。
1960年曾荣获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1966年，《天仙配》获文化部“金质奖章”。
严凤英虽然只活了38岁，但她对黄梅戏的发展作了卓越的贡献，影响极为深远。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
严凤英从15岁开始登台演出，她天赋的嗓音、艺术领悟力以及向前辈艺人虚心学习的精神，使她所扮演的舞台形象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主演了50多部大小剧目，塑造了陶金花、七仙女、冯素珍、织女、江姐，以及《春香传》中的春香、《打金枝》中的公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正因为她对形象塑造得成功，黄梅戏由流传一隅的小剧种迅速引起广大观众的注意和喜爱，从1952年在上海演出《打猪草》而获得交口称赞，到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演员一等奖，再到她主演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被搬上银幕，严凤英个人的表演与黄梅戏的声誉鹊起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对艺术天赋的领悟，严凤英还是一位富于学习与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从她登台演出到新中国成立初年，黄梅戏的生存环境艰难，表演艺术水平也处在粗糙的状态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严凤英和一批新文艺工作者为提高黄梅戏的艺术水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既虚心向前辈艺人学习，借鉴传统，更注重向兄弟剧种学习，曾拜北昆名家白云生为师学习京昆的程式动作，并融会贯通，用之于自己的表演中，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期间，她“向范瑞娟学习她扮演严兰贞的感情处理与水袖运用”。在音乐唱腔上，她支持音乐改革，经常提出建议并带头试唱，同时又在充分把握角色思想感情后赋予自己的创造。
严凤英的表演艺术，对黄梅戏剧种的特色和风格，还起到了极大的强化作用。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黄梅戏源于农村，带着朴实自然的气息，严凤英的演唱使之更加优美动听，形成了黄梅戏不同于京剧的沉厚、越剧的清丽、豫剧的豪迈的自然、优美、亲切的音乐风格；其二、由于严凤英表演艺术精湛，唱腔优美动听，逐渐形成了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式，更加喜爱女性形象和女声唱腔。这种审美心理定式反馈到剧种自身，又使之在女性角色、女声唱腔本来已占优势的传统上，更加强化了这一特色，旦角戏在黄梅戏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与其他剧种相比，黄梅戏的这一特色也十分明显，它与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成就是密切相关的。
严凤英所作的努力，既为自己创立了典范之作，又为黄梅戏剧作家、音乐家架起了一座通往观众的桥梁。她以一己之力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黄梅戏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张力大大的增强。
赖少其《纪念严凤英》：“十年落花无数，何来锦囊，亦无埋花处，花在泪中难为土。举起招魂幡，犹有伤心处，春满江淮花起舞，燕子已归来，君在九天碧落处。”
李明杠《念奴娇·忆严凤英》：“岭头梅蕊，只明眸一瞬，众芳无色。歌舞淋漓情尽致，回荡大江南北，流韵山乡，蜚声环宇，此情真难得。画楼人坠，痴情留语堪泣。无意触动红墙，纯良姝丽怎抵凶雷击？一片冰心天可鉴，休向瑶台寻觅。湖上仙姿，翩翩起舞，又唱春潮急。歌凝花醉，有人亭畔横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