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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里巎巎[náo]（1295年~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蒙古族康里部，元代著名书法家。自小博通群书。历任秘书监丞、礼部尚书、监群书内司、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制诰、知经筵事等职。
其书法与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世称“北巎南赵”。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康里巎巎，字子山，号正斋，如叟，康里人。康里即汉代的高车国。康里部本为依附克烈部的部落之一，其曾祖父海蓝伯本来是康里部贵族。王汗脱斡怜勒败亡后，其子燕真成为蒙古拖雷的媵臣，后又服侍元世祖忽必烈，征战有功，受到重用，于是成为元朝的色目世家。父不忽木官至平章政事，为元世祖、元成宗朝的名臣，对汉文化领悟颇深，因以儒为本、匡扶治政而闻名。巎巎的母亲王氏，乃为不忽木的第二个妻子，是曾任中书左丞、御史中丞、集贤大学士的王寿的女儿。
在这样的家庭里，巎巎从小博通群书。幼年时师从理学家许衡，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
延佑七年七月任秘书监丞，泰定二年八月任秘书太监、礼部尚书，元统元年十一月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至元元年十一月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监群书内司，至正二年七月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后离京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从江浙大员调回中央后，皇帝是想将其升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回京七天后，因发热引起的疾病去世，终年五十一。因家中贫穷，无钱收殓，皇帝得知后十分震惊，赐给抚恤金白银五锭。他所欠政府的钱，以政府的商业罚款代替偿还，谥号文忠。
康里巎巎身居高位，重视文人学士，使全国各地文人，都能与他友善往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爱惜儒士，他说圣祖先帝都重视文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怎么能轻视呢。他直接参与元朝文化制度的规划，在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促进蒙古统治者汉化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巎巎常说：“宰相应该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宰相不敢讲，御史谏官应该讲；谏官们不讲，则经筵官应当讲。我身为经筵官，能够在皇帝面前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凡有利于治国安民意见，他都从不讳言地进谏。
在“南坡之变”以后，以在任监察御史的身份，与丁哈八失、许有壬等一起上书论列铁失等逆党罪恶。
元顺帝即位后，欲铲除朝中权奸，改革政治，巎巎劝顺帝多学治国之道，并为之详细耐心讲解《四书》、《五经》中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直到皇帝心领神会为止。尤其好讲解柳宗元的《梓人传》及张商英的《七臣论》，使皇帝身边臣僚听了惊恐嫉恨，但又不敢露于形色。
顺帝爱画，巎巎进呈郭忠恕的《比干图》，并解释说，商纣王因不听忠臣比干之言，致使国家灭亡。有天顺帝看了宋徽宗的画，连声称好，巎巎进谏说：“徽宗多才多艺，唯独当皇帝无能，宋朝为金所灭，他自己为金所俘，都是他无能做皇帝所致。皇帝最主要的才能就是当好皇帝，其他都是次要的。”
大臣建议撤去先朝所设的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机构及其官员。巎巎认为不妥，进谏说：“平民中有千金户者，还在家设立私塾，请师教育子弟。我堂堂天朝，富有四海，怎么还容不下一间学堂。”皇帝非常赞同，于是只把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把艺文监改为崇文监，并命巎巎监督管理，又请设检讨官十六人为皇帝进讲。
当时，科举停考，在巎巎建议下恢复了。他还建议及时修纂辽、金、宋三史，行乡饮酒于国学，以及表彰邵雍等唐宋贤士，都得到了采纳。
康里巎巎在文学方面，由于文集已经散佚，巎巎的作品存者百无一二。今所得辑录者，计：文十一篇，诗六首。
文涵：《珊瑚网》卷一九录〈跋定武兰亭帖〉、卷二○录〈题化度寺邕禅石塔铭〉，《石渠宝笈》卷一三录〈题晋王羲之书曹娥碑〉、卷三○录〈书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卷三二录〈题阎立德所画王会图〉、〈周朗画杜秋娘图后识〉，《书画题跋记》卷八录〈题所书柳子厚谪龙说后〉，《书法正传》卷五〈学言〉录〈九生法〉，《水东日记》卷一一〈虞文靖朱宜人墓碣〉录〈题所书虞秘书着吉氏墓碣后〉，《宋元尺牍》录〈与张彦中书〉。
诗涵：《元风雅》卷后五〈题钓台〉、〈送髙中丞南台〉，《石渠宝笈》卷一四录〈题管夫人道升丛玉图〉，《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录〈古诗云：吾生落落果何为？世事纷纷无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亦啸人痴。堤花密密疏疏蕊，溪柳长长短短枝。万事欲齐齐不得，天机政在不齐时。独前二句不称，觉其人尚有乖气也，因隐括之〉，《水东日记》卷二四录〈达兼善侍郎迁绍兴总管，诸公分题作诗，饯行得清风岭，乃为赋清风篇〉，《中国历代书法大观上》录〈秋夜〉。
以上诗、文，半数以上盖因“附”于“书法”收藏品中而得以转录保留。
巎巎的书法作品有：屈原〈渔父辞〉、怀素〈自叙〉、颜真卿〈书论〉、柳宗元〈梓人传〉、〈谪龙说〉、黄溍〈杨载墓志〉、孛术鲁翀〈杨君世庆碑〉、揭傒斯〈竹温台碑〉、〈□公碑〉、〈义公塔铭〉、〈慕容氏先茔碑〉、王士熙〈晁公神道碑〉、虞集〈大都城隍庙碑〉、〈卞将军新庙碑〉、欧阳玄〈曲阜宣圣庙碑〉、〈张思忠碑〉、〈王氏世德碑〉、〈达摩大师碑〉、〈王节妇碑阴清风篇〉。除外，尚有《吴下冢墓遗文》卷二黄溍〈陆德原墓志〉。
临《十七帖》
康里巎巎书法册页
传世书法作品
《草书张旭笔法卷》，纸本，35.8×329.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作于至顺四年（1333年），其时康里氏年三十八，功力、精力皆可谓正当年华。从行笔意趣和结构习惯看，书卷中分明有张旭、怀素两位唐代草书大家的创作风格。巎巎运笔以喜用中锋和行笔迅疾闻名于时，锋正而无臃滞之态，笔快而不见单薄之势，这恰是他的高明之处。这种风格在此帖中均又所体现，使全卷笔画遒劲挺拔，圆劲清朗，极有神韵。
《奉记帖》，纸本，29.8×55.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是一封信札，共计30行。迅捷的笔力加上过人的气势，使全篇雄奇连贯，一气直下，没有丝毫窒息，表现作者独特的书法风貌，是其代表作之一。
《述笔法》，纸本，35.8×329.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作于至顺四年（1333）。
《谪龙说》，纸本，28.8×137.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致彦中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草书诗书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李白古风诗卷》，纸本，35.0×63.8cm。
《自作七言古诗》，纸本，28.9×82.2cm。
《唐人绝句六首》，纸本，30.0×101.6cm。
《柳宗元梓人传》，作于至顺二年（1331年），纸本，27.8×281c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
2007年9月，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镇国公府村的张氏墓地中发现康里巎巎楷书碑两幢，是较能全面地反应其书法风格的珍贵文物。康里巎巎墨迹中的楷、行书作品甚少，新发现的碑正面为巎巎书之楷书作品，背面则为回鹘文。
张氏祖茔葬张应瑞及其两代先人和后代，墓地毁于元末明初的兵燹战火，唯有张应瑞墓碑完整地保存下来，矗立于山峦之间。碑建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碑高563厘米，宽135厘米，厚37厘米。碑额正面篆书：“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碑额阴面为巴思巴字拼写作回鹘文译正面之汉文。碑身正面为汉文楷书，39行，满行100字，字体刚健有力，为元碑珍品。碑阴为回鹘文，碑身右侧刻有“大都西南房山县独树村石经山铭石”字样。旁有一碑倒置地表，残断为二。碑额篆刻：“大元同知微政院事住童先德之碑。”墓道南北方向排列石刻两座，碑座石龟造型生动。有文官石像两尊，武将石像两尊，石兽、石狮、石麒麟各两座。石人衣饰雕刻细腻，惟妙惟肖。文官身着官服，手擎笏板，武将身披铠甲，手按宝剑，生动地放映了我国古代北方石刻艺术的成就。
巎巎的书法造诣，除了追慕“文雅”外，得自于刻苦的精神和谦虚的态度。他学书极其用功，陶宗仪《辍耕录》称可以“日写三万字”，三倍于松雪道人之“日书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
其楷书学虞世南、钟繇，行草学王羲之、王献之。行草书在怀素的基础上学习钟繇、王羲之，并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当时趋赵孟頫妩媚书风的情况下，能创自己的艺术道路。他从王字起家，又吸收醉素、张颠的狂放、孙过庭《书谱》的俊秀，自《李白诗卷》起形成个人风格。
康里巎巎的字既有很深的功力，又有劲圆毫雄、纯净洒脱的神韵。善以悬腕作书，行笔迅急，笔法遒媚，转折圆动。其行笔迅捷，线条极为流畅，字形较长，风姿疏展挺拔。流畅而不浮滑，更显出康字的深厚功底，在当时有“南魏（魏国公赵孟頫）北巎”、“南北并雄”之誉。
《元史·本传》云：“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
《书史会要》认为“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析圆劲”。书法界公认其书法不在赵孟俯、鲜于枢之下。
明代解缙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
清代康有为称其行书“奇崛独出”。
民国罗振玉称：“有元一代书家多不能超出赵魏公范围；惟康里子山、杨廉夫（杨维桢）、饶醉樵（饶介）三家及宋仲温（宋克）能超然读异。导源锺傅，司淑素师。”
他的书法出规入矩，结体富于变化，自具风骨，更令人叹佩的是，他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在书法艺术史上有着显著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书法方面，巎巎有着众多的学生：王余庆、金哈剌、陈达、王桂、詹希元等。宋濂、宋克、解缙以及后来的文征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他书法的长处。
除了书法外，在“美术”领域里，巎巎还是个不错的画工。可惜巎巎的诗、文亡佚过多，根本无法得窥全豹。即使是“文物”上数量甚伙、但不曾被录的题跋，也将由品件的毁失而无从欣赏。
不用说书法作品，作为元朝士人的一员，巎巎的交游堪称“广泛”；这可从与之“酬唱”的人中得知。其中，有诗家马祖常、杨载。也有文擘许有壬、黄溍、胡助和贡师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