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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礼拜堂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53号的一座闻名中外的基督教堂，建成于1925年。整幢建筑呈“L”形，近代哥德式的砖木结构。国际礼拜堂曾以优美的圣乐而蜚声沪上。礼拜堂的一大特点是这是不分教派、国家的基督教礼拜堂。
国际礼拜堂主体建筑样式为德国的仿哥特式教堂建筑，尾顶呈木屋架，红砖结构，大门朝北，两边尖拱长廊，窗框为弧拱形，礼堂可容纳700余人。礼拜堂占地733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372平方米，为红砖结构，堂高16米，江裕记营造厂承建，平面为L形。教堂与左面一幢三层楼房相连。大堂屋面两坡陡峭，铺盖石板瓦。内为3廊型巴雪利卡式，侧廊2层。大堂正中为祭台，两侧为二层廊式楼厅。1931年建造了三层侧楼小礼堂、牧师住房、办公室、活动室，后又置管风琴和建造400平方米交谊厅（今衡山路网球场）。各处走道均为磨石子地坪，堂内设备齐全，有暖气，全部造价约为3.3万美元。堂两侧设尖拱长廊，大堂的左侧有大片空地，现在是一片草坪，环境十分幽雅。
“文革”期间，教堂停止宗教活动。1980年圣诞节正式复堂，恢复了礼拜。现在，教堂除了主日崇拜以外，平日还有祷告会、查经班、读经班、老年之家、唱诗班、妇女会、青年聚会等团契活动，主日上午还有主日学。每月一次晚间音乐崇拜。每逢圣诞节、复活节都举行盛大的音乐崇拜。牧师们为信徒举行感恩、结婚、追思等礼拜，并到信徒家探访，为老年信徒送圣餐。为了照顾不方便来堂礼拜的老年信徒，教堂还在僻远地区设有三个聚会点。教堂还有三百余名义工在唱诗班、圣侍组、医务组、联络组、外事组参与教会服事。
位于上海市衡山路53号，1924年由上海的外侨，主要是美国侨民集资兴建，于1925年落成，占地7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72平方米，是近代哥德式的砖木结构建筑物，堂内有1400个座位，为各国、各教派的基督徒共同礼拜的场所。最初参加礼拜的均为外籍教徒，后中国上层人士中的教徒也陆续参加。近年来修缮一新，环境优雅，各种宗教活动均已正常举行。该堂有水平较高的圣诗咏唱班，每逢宗教节日和每月第三周的星期日上举行盛大的音乐活动。1983年以来，接待大批海外人士，其中有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主教等。
该堂于1925年3月8日落成，由在沪美国侨民及其他外国侨民集资建造，初名协和礼拜堂，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堂内可容700人。教堂建成后，因为参加礼拜者均为外籍教徒，且来自不同教派，所以不久后改名“国际礼拜堂”。该教堂散居海外的堂友很多。来教堂举行婚礼的也极多，在海外有较大影响。1936年，顾子伍出任该教堂牧师，是为该堂第一任中国牧师。该堂自1980年复堂以来，40多个国家地区与港、澳、台的上万名基督教徒及美国前总统卡特全家来此参加礼拜或访问。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著名和平战士、南非的图图大主教、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等，都曾应邀在此讲道。该堂也为在沪外侨举行英语礼拜和其他宗教仪式。
这里的圣工有主日崇拜、圣餐礼拜、音乐崇拜、洗礼、坚振礼、查经班、读经班、祷告会、丧礼（即追思礼拜）、家访。此外、圣侍、财务、总务等各项都有一定的制度与规定。
该堂有专职与兼职的牧师6人、传道员2人。88年6月，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在沐恩堂举行祝圣孙彦理、沈以藩二人为主教的典礼。
国际礼拜堂曾以优美的圣乐而蜚声沪上。国际礼拜堂的一大特点是这是不分教派、国家的基督教礼拜堂。
目前该堂每星期日上午分两次举行礼拜（7：30与10：00），该堂保持了优美圣乐的传统，每逢宗教节日和每月第三周的星期日上举行盛大的音乐活动。1983年以来，接待大批海外人士，其中有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主教等。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53号（衡山路、乌鲁木齐南路口）交通指南：地铁一号线－－衡山路站下，公交02、15、49、93、96、320等可达。
开放时间：平时不对外开放，星期日7：30、10：00、19：00做三次礼拜，游客可进去参观。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一块肥肉。1842年屈辱的《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个城市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第一站。自此之后的百年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签定不平等条约，接着是赔款、割地、立租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天主教、基督教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上海这个大码头，继英国、法国等列强前来掠夺后，自然也少不了美国人的光顾。1923年，在华美国人集资在当时的贝当路（今衡山路）开始建造这座教堂，以供在上海的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人享用。该堂最终在1925年竣工并开始使用，英文堂名为ShanghaiCommunityChurch，中文名称为国际礼拜堂。
今天，任何人都会明白，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压迫之际，这座教堂的主权当然只能在美国人手中，无论是该堂的管理机构理事会的理事，还是该堂的牧师、信徒，都只能是以美国人为主。更为荒唐可悲的是，进入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座教堂内不能讲中文，却都得讲英语。在该堂偶尔有少许几名中国牧师，也只是充当配角而已。这是一部屈辱历史的真实写照。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之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1950年9月，由吴耀宗、江文汉、江长川、崔宪祥、刘良模、郑建业等26名基督教领袖及团体负责人共同倡议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划时代的三自宣言中的这段结论，不正是对1949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包括国际礼拜堂历史，最好的总结吗？只有当中国革命胜利，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国际礼拜堂才与全中国千千万万座教堂一起，真正回到了中国信徒的手中，国际礼拜堂才得以新生，中国基督教史才得以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生的国际礼拜堂见证了50年代初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见证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
1950年，第一次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国际礼拜堂理事会推荐出了该堂第一位中国理事长李仲道，当李仲道先生以理事长的身份站在主席台上代表国际礼拜堂作拥护三自宣言讲话时，他的眼眶应该是湿润的，众多的中国信徒的眼眶一定也是湿润的。
1958年，国际礼拜堂同样见证了上海基督教实行的联合礼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它便成了徐汇区联合礼拜的主要场所。
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国际礼拜堂与全国千千万万个教堂一样，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堂里的管风琴、洗礼池、铜十字架等宗教设备毁于一旦。礼拜堂的石柱在流泪，信徒的心在流泪！
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改变了整个中国。不久，牧师与信教群众随之获得了相应的尊严，庄严的礼拜堂同样再次获得了它的新生，人们比作这是第二次解放！
1981年1月4日，一个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星期日，千万个信徒会永远铭记着的一天。因“文革”而关闭了15年之久的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从清晨开始它就迎来了来自四面八方久违了的信徒，整日络绎不绝。信徒眼中盈着热泪，牧师眼中也盈着热泪，他们相互拥抱着，祝贺着。这是幸福之泪，喜悦之泪！从此，庄严的圣乐又重新在大堂内回荡！
复堂以来，教堂已先后接待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外国朋友与海外侨胞，有些被我国教会邀请来访的外国教会人士都曾在该堂讲道或致辞。不少在沪工作的外侨和港、澳、台同胞来本堂参加礼拜。这些交往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团契和友谊。如今，随着参加崇拜的信徒人数越来越多，每逢星期日上午两场礼拜开始之前，大堂、二楼大厅、三楼小礼拜堂，1400余个座位就早已坐满。90年代来，信徒先后奉献了双层大型电子琴、三角钢琴、闭路电视等设备，近年在大堂内又安装了几台大功率空调机，既增加了宗教气氛，又使礼拜堂条件大为改善。
近二十年来，国际礼拜堂信徒中涌现了众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三八”红旗手。他们中有不辞辛劳长期义务为街道里弄居民送医送药的退休医生张锷、为祖国争光赢得“女排三连冠”的中国女排前主力队员李国君，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上海市海峡律师事务所女律师项黎等，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光作盐”。90年代以来，当我国部分地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时，国际礼拜堂的信徒积极参加“献上一份爱，奉上一片情”的赈灾活动，为灾区踊跃捐助棉被、棉衣，为希望学校捐款助学。送往灾区的包裹中既有刚从商店中买来的崭新的棉被棉衣，也有慈祥的老妈妈在灯下用针线补上每一粒纽扣的寒衣，送往贫困山区孩子们手中的都是簇新的书包、文具和课本。至于为福利院、敬老院、伤残儿童特殊教育基金会、社会帮困基金捐款，信徒中的医务人员下街道里弄提供义诊、医疗咨询服务，配合社区为街道里弄一些孤寡老人洗头、洗脚、洗衣、护理等义务服务，其人次更是无以计数。这正是处于新时代的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爱教、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前主任牧师
李储文（1918年1月30日出生），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辞海》副主编之一，现任上海杉达学院董事长、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永远名誉会长，以长期隐藏在基督教会内从事地下工作和於1980年代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期间，为香港主权交接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而著称。
基督教青年会的地下党员
李储文是浙江宁波慈溪人。1937年－1940年，李储文就读於上海圣约翰大学（今上海中山公园附近蘇州河畔，原址上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在抗战期间，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他任职於基督教青年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储文受周恩来的直接指派，离开上海前往大后方的昆明，以在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工作为名，进行地下党活动，吸引西南联合大学的华罗庚、吴晗、闻一多、潘光旦等著名学者在政治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同时向美、英外交官、新闻官以及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的飞虎队）成员积极宣传共产党，尽力批评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促成爱德尔曼、贝尔、海曼等美国士兵到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此外，他还利用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之便，到滇军中进行反内战宣传。1946年－1947年，李储文前往瑞士日内瓦，从事青年会世界协会工作。
国际礼拜堂的红色牧师
1949年，李储文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有人怀疑，获得博士学位时间太短。，李储文回到中国大陆，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宗教教育部干事，不久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副牧师。上海国际礼拜堂原是一所上海美国侨民设立的一所英语礼拜堂，信徒一直以美国侨民为主。中日战争期间吸收少数熟谙英语的华人知识分子信徒。韩战爆发后，外国侨民纷纷离华回国。此后进堂的信徒以中国人为主。1951年4月，政务院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控诉运动开始，李储文积极控诉「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毕范宇，毕范宇因此被驱逐出境，而该堂的另外两位副牧师孙恩三、顾政书，一位自杀身亡，另一位死在狱中。此后，李储文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秘书长。
李储文虽然是一位秘密的高级别共产党员，不过他在上海国际礼拜堂担任牧师长达10馀年的时间中，讲道还是注重《圣经》，并不像当时吴耀宗等人那样夹带政治宣传。1953年复活节，李储文在上海基督教青年复活节圣乐崇拜中的讲道《我是复活与生命》，还被评价为信仰纯正。他还在《天风》上发表《罗马书讲解》，表明他还能讲很属灵的道。
不过对於表示不愿与其合作、参加「三自」的基督徒（如郑惠端），谈话不久后即被公安机关逮捕。1958年，上海市实行基督教联合礼拜，徐汇区原来分属於中华基督教会、圣公会、卫理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灵工团、自立会、五旬节圣洁会、灵粮堂的17座基督教新教教堂的信徒都集中到国际礼拜堂和救主堂实行联合礼拜，李储文继续担任该堂牧师，但是由黄培永任联合礼拜主席。直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各礼拜堂的神职人员无一幸免，均遭到残酷野蛮的批斗，这时李储文才被迫向批斗他的红卫兵公开表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随后被有关部门保护起来。李储文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公开，使得许多不知内情的基督教人士感到十分震惊（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赵复三牧师，在1964年夏作为革命干部奉命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负责批判神学的任务，并在1980年代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据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表示，李储文确实是长期「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
外事领域
此后，李储文就不再以宗教人士身份出现，调回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工作。1977年，他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12月升为主任。1978年起又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侨务办公室主任。
1983年6月30日，李储文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日后被中共官方评价为「为香港回归做出贡献的知名外交家」在香港期间，李储文似乎仍然分管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虽然没有公开与宗教人士联络，但是仍然邀请一些香港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们进行私下接触，许家屯仍然对这些宗教人士表示「李储文就是你们的人」。
1988年，李储文从香港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顾问（一直到1994年）、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1993年起又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并出任上海杉达学院董事长至今，曾为该校募集办学资金数千万元。李储文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在上海市社会名流及港台、海外人士组成的「上海国际京剧票房」中，担任副理事长。
现在李储文的公开简历中，通常都回避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任基督教牧师的经历，只是说「广泛从事社会与外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