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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中文名
严复
别号名称
严宗光,严又陵,严几道
出生日期
1854年01月08日
性别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福建省福州市
毕业院校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去世日期
1921年10月27日
职业职位
翻译家
目录

主要经历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省侯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Naval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1年(宣统三年)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贡献影响

海军思想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人才培养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提倡西学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盖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翻译理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

“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人物评价

社会总评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名家点评

康有为评: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

梁启超评: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毛泽东评: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胡适评: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强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郎咸平评: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黑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窘境,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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