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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国势力强盛，欲图称霸中原，企图北上。北方强国晋国自晋文公上位以来，实力逐渐恢复。晋文公知晓楚王图谋，遂先下手为强，与楚国发生战争。
起初，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逃。他到了楚国时，楚成王热情招待他。闲谈中，成王问他：“你将来如回到晋国做国君时，如何来酬谢我？”重耳说：“像财宝这些东西，你们楚国均有的，如果我真能得返晋国，做了晋君，若我们两国不幸要打仗的话，那我就退避你三舍。”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楚国发兵进攻宋国，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文公因宋公曾待他很好，便召开众将商量，看如何救宋。当时情况是：想向楚国去说情，怕楚国不肯，如和楚去打仗，自己也不大愿意，而且又怕齐、秦不赞成，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答应宋国，并说明原因，叫他先和齐、秦联系，请齐、秦与楚交涉，送些礼物给齐、秦。而晋先出兵伐曹、卫，把曹、卫灭掉，将他们的土地分一些给宋，以补宋人的损失。
楚成王见晋欲去救宋，便叫其大将子玉不要去逼近晋师，和晋师打仗。说晋侯在外面逃亡了十九年，才回到了晋国，什么危险他都经历过，人情世故他都明白，此是天意所决定的，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打仗的，告诫子玉要知难而退。可是这个子玉却不肯听，仍要和晋人打仗，于是派人向成王求战，说：“我不敢说一定要立功，只是想堵一堵那些说闲话人的嘴。成王听了不大高兴，就给他比较少的部队。
此后，楚子玉便派使者对晋人说，你们如放了曹、卫的国君，我们也就释宋之围。晋人听了以后，一面将楚使者抓起来，一面私下对曹、卫说，许他们复国，并使曹、卫告绝于楚。子玉听了非常生气，就带兵进逼晋师，晋文公便叫晋师向后退却，为此，一些将领很不满，说我们是国君率领队伍，他们是臣子作帅，现在君避臣，不是太丢脸了吗？而狐偃说：“出兵要理直，气才会杜盛的。理亏气就会衰。我们国君曾受过楚君的恩惠，也曾说过要退三舍以避之。若我们忘恩失信，那就是理亏，他们就理直，士气就会高。如果我们退了以后，他们仍不撤兵，那就是他们理亏。”于是退了三舍(九十里)。没想到，子玉竟然追了上去，于是，战争开始了。
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上钩了。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秦两国“喜赂怒顽”,与晋结为联盟拒楚,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在第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避开楚国主力部队的锋芒,以下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的陈、蔡两国军队发起进攻,楚右师战败。然后以“伪循,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队,楚左师溃。这样晋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左传》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皿的竟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因素。人的主观努力,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对于敌我力盆的转化,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庙算”。孙膑主张“变”、“权”。《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间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城濮一战中，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
1、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2、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3、晋国“一战而霸”。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的发展上。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的发展,而且特别注重“文之教也”,教导人民知义、知信、知礼。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称霸的准备。所以,正是晋文公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才奠定了“政平民阜”的称霸基础。尽管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有提高,但中国还将长期坚持邓小平同志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当前不仅要继续稳步增加“硬实力”,“软实力”的建设也需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4、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梁惠王向孟子所云,“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这一超级强国的存在,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面阻止秦人东进。随着当时中原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标准的“华夷观”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夷夏观”取代。每当强大诸侯崛起,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诸夏认同(如:秦楚吴越)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人心(如:齐晋),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文化认同”。可见晋文公能赢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诸国的支持,就是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并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这是构建良好国际环境,让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就像有学者描绘的那样:“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的写照。
之前，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后，晋国举办“践土之盟”。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