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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渭水的先祖是漳州府龙溪县的闽南移民，父亲蒋鸿彰在宜兰城隍庙以命相维生，所以蒋渭水自幼熟悉台湾民间信仰，他小时也做过乩童。蒋渭水有兄蒋来福、弟蒋渭川、妹蒋花。
小时候，蒋渭水进入私塾，接受宿儒张镜光的汉文教育，在汉文化的熏陶下，产生了对汉人的认同，对处于日本当局压榨下的普罗大众悲惨境遇充满怜悯，并由此激发了民族主义思想。17岁就读宜兰公学校（今宜兰县宜兰市中山国民小学）。
学生时期蒋渭水
1910年，二十岁的蒋渭水考进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今台大医学院前身）。在医校时代，蒋渭水“多才略，而亦敏求”，于专门知识外，不仅有余力，且更有勇气领导校内外，从事一些充满民族意识的反抗异族统治行为。辛亥革命爆发，蒋渭水认为“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他发动台湾民众捐款，支持中国革命。
1911年，蒋家安排他娶从小一起长大的童养媳石有，石有是一位朴实、勤快且贤良的妻子，成亲之后为了顾及蒋渭水的学业，将石有留在宜兰老家，过着夫妻相隔两地的生活。婚后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松辉、松铭、时钦、时英。而石有的哥哥石焕长、石进源、石秀源，后来也都是蒋渭水社会运动的重要干部。两家感情十分深厚。
1912年（大正元年），蒋渭水与苏樵山、黄调清、林锦生、曾庆福、杜聪明、李根盛、翁俊明等人相继加入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之后曾发电报至国际联盟控诉日本妨碍中国统一。
1913年，蒋渭水与好友翁俊明、杜聪明，密谋以霍乱细菌到北京刺杀袁世凯。
1913年月11月底，孙中山革命失败后赴日本，路过台湾之时，蒋渭水急切希望能晋见孙中山，因日本当局害怕孙中山革命的影响，员警戒备森严，而未能如愿，但他得到孙中山热情的回信和所赠送的开国纪念章。
1914年（大正3年）时鼓吹医学院学生加入“台湾同化会”。
1915年（大正4年），蒋渭水以该届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分发至宜兰医院（现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实习一年。
1916年（大正5年），蒋渭水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开设大安医院。
1917年，蒋渭水取得宜兰名酒“甘泉老红酒”（今称红露酒）之代理权。
在成为医生后，蒋渭水经常与友人前去酒楼，并于1919年在东荟芳认识艺妓陈甜且顷心不已；不久，陈甜嫁与蒋渭水为其侧室，蒋氏将她名改作“精文”，又教导她识字和阅读各种汉文及日文书籍。
1921年，蒋渭水在大稻埕开始经营春风得意楼（台北市四大酒家“江东春蓬”：江山楼、东荟芳、蓬莱阁），常邀医师、学生与社会运动人士讨论台湾社会弊病与兴革方法。
1931年8月5日，蒋渭水因伤寒病逝台北医院，时年40岁。他临终前立下遗嘱：“台湾革命社会运动，已进入第三期，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须极力奋斗，而旧同志要加倍团结，积极的援助青年同志，期望为同胞解放而努力”。
他的革命战友张晴川形容他逝世时“伤心身外一无余，剩得萧条数卷书，儿女遗孤犹在读，亲朋同志痛何如”，他留下弱妻与稚子，租来的房舍被追讨，连家中唯一值钱的电话也被抵债，遗眷得靠同志捐赠的奠仪生活，不安定的生活使许多第一手资料散失。
蒋氏过世时，陈甜年32岁，矢志守贞，从此在台北慈云寺出家。1986年病逝，享寿87岁。
1931年8月23日上午8点30分，在台北永乐町通（今迪化街）永乐座举行“故蒋渭水先生之台湾大众葬仪”，场内中央有蒋渭水先生之遗像，二旁有“精神不死”、“遗训犹在”、“大众干城”、“解放斗将”及以大众为词首的挽联：
“大义受大名 生据大安作营阵 死埋大直 大梦谁先觉；众民归众望 功凭众志以成城 力排众难 众醉君独醒”
五千余人闻讯赶来参加大众葬送别，并有从上海、金陵、广州、厦门与日本的东京、京都各地来的吊慰电文二百余件，10点30分移灵，以“故蒋渭水先生之台湾大众葬仪”之大灵旗引导。移灵时天突降大雨，送葬群众无人退避，灵旗之后有音乐队、吊轴、挽联、花环、灵车。有80名工友团青年在护卫灵车，又有80名青年整理队伍。仪委员护灵4人一排而行，工友联盟数百名手持白旗、民众党同志、工总、商总及一般会众随后，计有五千人，安葬于大直的大直山公墓。
1942年，台湾被卷入太平洋战争，大直山公墓被征为要塞，蒋渭水骨灰坛被迫迁移，安放在关渡慈航寺10年。
1952年，蒋渭水的旧同志陈其昌、白成枝印刊《蒋渭水遗集》，募款捐建，迁葬于台北六张犁芳兰山麓，蒋渭水先烈纪念塔上，镌刻其遗嘱，墓碑由当时副总统陈诚题字。
2015年10月17日，蒋渭水从台北迁葬至故乡宜兰，台北市、宜兰县政府及蒋渭水纪念基金会为此举办“上医医国，渭水归根”系列纪念活动，重现大众葬，并将安葬处定名为“渭水之丘”。
蒋渭水一生有4项工作影响台湾历史：
创立第一个全台性的文化组织“台湾文化协会”。
创立第一份台湾人的报纸“《台湾民报》”。
创立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台湾民众党”。
创立第一个全台性的工会组织“台湾工友总联盟”。
其中，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发轫最早，立会明列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为目的”。他一系列推展民众文化提升之作为，包含发行文化会报、办理文化义塾、举办文化讲演团、设立文化书局、开办各类知识讲习会与夏季讲习会等，不但成为1920年代台湾启蒙运动之滥觞，更是20世纪台湾“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先驱。
当时人称“文化头”，他却自比为“文化钟鼓手”与“文协机关手”，实可称为启蒙台湾文化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之父”。蒋渭水曾留下名言：“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借此激励台湾人齐心努力，争取自由。
《蒋渭水全集》（上册：ISBN978-986-7359-21-6）、（下册：ISBN978-986-7359-22-3），后人收集其相关作品之集成。
《劳动节歌》，蒋渭水1929年创作。
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1921年（大正十年）10月17日下午一点起，于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校（今静修女中）举行创立大会，由蒋渭水报告创立经过：“有关本会组织，曾访川崎警务局长，依主旨书说明本会的主旨，他询问：‘虽然说只计划提高文化，但多数会员中，是否有跟政治运动有关连的人呢？’于是回答绝对不涉及如此行为之后，才求得该局长的谅解。”，出席会议的人有1,031名，以医师、地主、公学校毕业生、留学回国的学生为主，另外也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士绅等人参与。随后通过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并选出理事41名，评议员44名，会议于下午三点十分结束。
“台湾文化协会”除了展开一系列的民权启蒙运动，也积极指导青年团体的成立，包括设立台北青年读书会，其会员有蒋渭水等五十人，而陈甜是唯一的女性。
请愿运动
1921年起蒋渭水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时常从日本进口《台湾青年》杂志给青年学子，以启蒙自主意识；1921年（大正10年）蒋结识雾峰林家的林献堂，并与其他同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作为提倡民权之启蒙运动组织，并发表文章《临床讲义》，从医师角度针砭台湾各种“疾病”。
1923年（大正12年）蒋因治警事件遭判刑4个月，因为他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名义持旗向日本裕仁太子（后为昭和天皇）请愿，为台湾人因政治请愿被拘禁之第一人。1925年他又因反抗总督政令被囚4个月，两次入狱共监禁144天。蒋渭水一生受日本拘捕、囚禁十余次。
1926年（昭和元年）蒋渭水在大安医院旁开设文化书局，贩售当代先进思潮之书籍。
之后，蒋渐渐成为一个本土运动者，总督府视蒋为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第一指导者”、“煽动民族反感”，平日派二名特务坐镇文化书局监视，在民众党被禁后增派四名特务监视，在蒋渭水的大众葬时，监视的规模更巨，派出八十名警吏。
成立政党
1927年（昭和2年）台湾文化协会因左右派的路线之争而分裂，之后蒋渭水成立台湾民众党，出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台湾民众党争取地方自治、提倡言论自由，是台湾第一个现代化政党。
成立政党之后，蒋于1928年（昭和3年）筹组台湾工友总联盟，并任顾问，且与台湾农民组合联合进行阶级斗争，但是蒋渭水行为受党内右派批判。1930年林献堂、蔡培火、叶荣钟等人退党，并筹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不只一次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在台湾贩卖鸦片特许制与雾社事件，逼使日本政府采医疗措施，让台湾情况得到国际注意。蒋渭水深受孙文学说影响，孙文领导时的国民党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主张也影响台湾民众党走向，在谢春木、蒋渭水等人主导之下往工运迈进，所以在1931年（昭和6年）被台湾总督府勒令解散。
总督府当局对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第一指导者”蒋渭水，因他“煽动民族反感”，便视他为眼中钉，所以利用分化与孤立来对付，平日有二名特务坐镇文化书局，到民众党解散后增派四名特务；到蒋渭水的大众葬时更派出八十名警吏。
黄煌雄称誉蒋渭水为“台湾的孙中山”，叶荣锺也表示：“革命家最大的必备条件，就是始终不渝的反抗精神，……渭水先生在这一点，可以说是够水准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