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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楼墓地

望江楼积石墓,位于浑江右岸的桓仁县城西南,属于国家第七批(西汉至东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望江楼积石墓距“下古城子”南雅河乡南哈达村北约100米的山岗上。岗北为峭崖,崖下即浑江。这是一处紧靠浑江(古称卒本川)的积石墓群,墓地沿浑江西岸山坡呈南北布列。现存墓葬共6座。该墓地处于浑江右岸台地上,北邻下古城子,东北临近五女山城,西靠青铜时代晚期“上哈达遗址”。三者均在数千米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与《好太王碑》等记载,建都于“卒本川”(忽本)上的高句丽第一都城的关系极其密切。
所在地/隶属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
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第七批(西汉至东汉)
所在地/隶属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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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桓仁“望江楼积石墓”相关考古遗存为“卒本夫余”史迹的再举证发现于20世纪后半叶的望江楼积石墓,位于浑江右岸的桓仁县城西南,距“下古城子”南雅河乡南哈达村北约100米的山岗上。岗北为峭崖,崖下即浑江。这是一处紧靠浑江(古称卒本川)的积石墓群,墓地沿浑江西岸山坡呈南北布列。现存墓葬共6座。1974年已发现遭破坏盗掘。墓葬外部仅存圆丘状积石,最大的一座位于墓群东部,长10.5、宽9米,西南侧残石高1.5米,南侧墓边缘较直,分析墓葬平面初应是长方形……墓内被盗掘出的金银器、铜器、铁剑等遗物多已散失,仅追回铁车车和一批珠饰。其中经200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再次清理的墓葬结构和遗物与早年盗掘出土的遗物互相对照,望江楼积石墓在墓制结构和出土遗物上有如下特点:

1.该墓地处于浑江右岸台地上,北邻下古城子,东北临近五女山城,西靠青铜时代晚期“上哈达遗址”。三者均在数千米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与《好太王碑》等记载,建都于“卒本川”(忽本)上的高句丽第一都城的关系极其密切。

2.该墓地为一较典型的“地上式积石墓”。西部为相同时代遗址。从其墓葬的形制“外部呈圆丘形状积石结构”看,与五女山城对面高力墓子等地的高句丽早期“圆丘式”积石墓形制相同。而从其出土的器物看,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高句丽在浑江建国初期。是目前已发现的桓仁地区高句丽积石墓中年代最早的类型之一,在时代框架内与西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兼论高句丽起源和早期文化的内涵与分布王绵厚以辽宁桓仁县“望江楼积石墓”等为代表的浑江、富尔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为早期高句丽的核心部族“卒本夫余”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具有包括高句丽先世“小水貊”、“北夫余”和“汉郡文化”因素的本质内涵;“卒本夫余”改称为“高句丽”的时间,应在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末年和第二代琉璃明王初期的公元1世纪初,即迁都“国内”前,早期“涓奴部”与“桂娄部”实现王族交替之际;“卒本夫余”文化,是形成高句丽早期“五部”和“五部文化”的基础。汉中晚期朱蒙南下浑江(卒本川)的“立国”时代相合。

3.望江楼积石墓从其葬式、葬具和葬俗上看,具有浑江流域(卒本川)“貊系”(沸流部)到高句丽早期“积石为封”与火葬相结合的特征。从其出土的部分串珠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看,该积石墓中的火葬习俗比较明显。具有辽东“二江”流域貊族和高句丽早期“积石火葬”的传统文化特点。

4.该墓葬中的随葬品特点显著。总的看具有秽貊族南北不同的民族特征,而以其“北系”的夫余(北秽)的特征突出。与已被公认的吉林“榆树大坡”和“西丰西岔沟”等“夫余”古墓群的出土文物比较,在陶器造型、铁器和串饰上类型均相近。如陶器多数为素面手制夹砂灰褐,色泽不匀、胎质较粗糙,造型以“西岔沟式”的手制灰褐陶敛口鼓腹罐、短直领平底鼓腹壶为主。少量的陶器造型兼有高句丽早期的夹砂褐陶板耳筒式罐或一种高斜领竖耳罐和四系耳侈口陶壶。而采集和出土的直柄长刃铁剑、车饰、石串珠等,则多与“西岔沟类型”相同,具有较多的“北夫余”与早期高句丽结合的文化特征。

5.在已发掘的六座积石墓中,以M4(即东部最大的一座墓)最为重要,其墓规模较大,遗存结构较明显,径宽10余米,出土遗物丰富。从其残存的墓葬结构看,具有浑江流域高句丽早期以“地上式方形积石火葬墓”为主的高句丽部族墓葬的基本形制。从出土文物看,其中坚环耳高颈褐陶壶、汉式铁凿、铁剑,高领鼓腹罐和三串用绿松石、玛瑙、水晶组成的串饰极具特色。而滑石耳坠、石珠、绿松石耳饰和青铜玲等车马具,连同采集的铁车车,标志着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随葬品中典型汉式铁器和车马具的存在,表明墓主人已接受辽东“汉郡”文化。而大量的随葬武器、陶器和装饰品,则更多地具有当地貊族(高句丽先世)和“西岔沟类型”的夫余族影响的特征,其时代又应在西汉中后期,与高句丽在浑江流域建国相当,应属于浑江流域高句丽早期遗存的典型代表。

总观桓仁望海楼积石墓的考古发现,从其地理位置、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特点看,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墓群被盗掘破坏后,调查者已考虑到与高句丽建国初期“卒本夫余”的关系。经近年的正式考古发掘,其遗迹和遗物的现象更加明确。结合文献记载,再次印证于考古发现,可将其考古发现资料归纳出标志性文化特征要点如下:

其一,望江楼积石墓的地望,因毗邻“卒本川”(浑江)右岸,与碑志和文献中记载的朱蒙所部“造渡沸流水,于忽本(卒本)西城山上”的方位俱合。④而且其靠近高句丽早期两座都城五女山城和下古城子,更靠近平地城“下古城子”,与《三国史记》等记载朱蒙等南下卒本川后,与当地部族结合,形成了高句丽早期的“卒本夫余”的活动相对应。

其二,望江楼积石墓的时代从出土文物看,为西汉中晚期。这是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器物断代标准的高句丽早期积石墓。这一考古学时间断限,与朱蒙于公元前1世纪,从“北夫余”南下“卒本川”(浑江)的建国初期在时代上亦基本吻合,成为具有实证意义的将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联系起来的年代基础。

其三,望江楼积石墓的墓葬形制和葬俗,具有明显辽东“貊”系文化和高句丽早期“地上式积石墓”的特点,而其保留“积石火葬”的传统,显然有别于“北夫余”基本上“土圹竖穴石棺墓”的墓葬结构,具有高句丽早期继承辽东貊族积石墓火葬的明显特征。所以望江楼积石墓,在墓葬结构的总体上,应属于桓仁浑江、富尔江流域大量存在的“地上积石墓”的高句丽早期石墓结构形式,其根本性质应归于高句丽早期贵族墓。

其四,与墓葬结构形成反差,望江楼积石墓的大量随葬品,确有吉林“榆树大坡”和“西丰西岔类型”等较多的夫余文化特征。这正是望江楼积石墓区别于其他一般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高句丽早期积石墓的独特之处。而这一特征,正好反映了,这处“卒本川”上的早期积石墓,应是兼有汉代夫余和高句丽两种民族文化内涵的复合式积石墓。其性质应即高句丽建国初期,活动于浑江流域的“卒本夫余”的贵族家族墓地。

其五,在“望江楼积石墓”西临浑江右岸,近年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调查发掘了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上哈达遗址”和“龙头山大石盖墓”等遗存。后者龙头山、二户来冯家堡子等地石盖墓,2004年笔者与桓仁县王俊辉先生曾亲自调查过。从该处出土的遗物看,其下限在战国末至西汉,可与望江楼积石墓时代衔接。二者应有发展演变关系或系同一时期的考古遗存。

上述,“望江楼积石墓”及其周边文化反映的车口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期时代特征、墓葬形制,特别是随葬品中兼融夫余和高句丽双重特征的考古学现象,为西汉时期朱蒙南下浑江流域形成的“卒本夫余”,找到了圭臬性标志。它是高句丽建国初期,朱蒙的“北夫余”王族,与浑江流域的“沸流部”、“涓奴部”等土著“句丽部族(小水貊)”,共同构成“卒本夫余”主体的考古学证据。而从望江楼积石墓的总体结构和近年上哈达遗址、五女山山城等早期遗存看,高句丽建国初期“卒本夫余”的民族文化,在进入浑江流域后,仍是保留着一部分夫余特征的当地高句丽早期文化,即融合了浑江流域的土著“貊”系(西汉称句丽部族)文化为主。这既是卒本夫余文化特定的地域特点,也是“卒本夫余”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即改称为“高句丽”的历史文化基础。

总之,浑江西岸“望江楼积石墓”的发现并不是孤立的。相近的墓群,至今还有浑江流域类似的如四道河子、二户来等地考古遗存的不断发现,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确认朱蒙建国初期“卒本夫余”的史迹存在,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这几个早期积石墓和石盖墓的随葬品时代和民族特征,与已经发掘的五女山山城高句丽早期的遗迹、遗物也可以比较印证。从整个五女山城上“四层”文化层,即相当于西汉的文化层看,其陶器均为手制掺滑石粉的夹砂粗褐陶,出土的仅存的西汉“五铢”,应为西汉晚期王莽时代前后的“五铢”和“货泉”。而其全部建筑遗址,包括较大型的一号、二号早期建筑址内,均无后来的建筑陶件(瓦或瓦当)发现,而且础石较少且粗糙,多为自然石,无明显的夯土痕迹。种种迹象说明,浑江右岸的“望江楼积石墓”和“上哈达遗址”等,与五女山山城上高句丽早期遗存(包括调查的下古城子下层遗存),其时代均可定为西汉中晚期的高句丽建国之初。与高句丽鼎盛时比较,其时代特征是:建筑结构、墓葬规制、出土遗物,普遍早于集安“国内城”和“丸都城”。但建筑规模、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数量,均大大不如“国内”地区。反映了朱蒙在“卒本川”创业初期的国力微弱和生产力的落后。其中“望江楼”积石墓随葬品,更具有夫余类型特征的现象,则进一步说明了,该现存高句丽的早期遗存性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卒本夫余”,在继承了浑江流域“小水貊”和“沸流部”等民族文化传统后,形成的高句丽早期的“西部”(涓奴部)的文化遗存。从而为从考古学上确认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明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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