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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端（984年～1082年），字平叔，又名用诚（成），号紫阳，敕封紫阳真人。道教（金丹派）南宗始祖。北宋时浙江天台人。自幼博学，三教经籍、医、卜、兵、算，无不涉猎。曾长期居台州府城临海为府吏，后因火烧文书被流放岭南。从此，浪迹云水，寻师访道，修炼内丹。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张伯端投桂林知府陆诜为机要典事。隔年随调成都。在成都天回寺得高道刘海蟾（吕洞宾传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使他原来不明之处顿时“雾开日莹”。
次年（1070）陆诜病逝，张伯端便前往汉阴山中（今陕西省紫阳县）修炼。道成后，转徒于秦陇（陕甘一带）云游布道。不料“三传非人，三遭祸患”，被凤州太守流放。幸解押途中遇石泰为之申冤而获释，感激之余，张伯端将所得秘诀倾囊相授。
随后经翼城返，乡居天台山桐柏宫修炼、著书、传道授徒。熙宁八年（1075）著成内丹经典《悟真篇》。后赴山东兖州，嘱知州马默“流布此书”。然后经常州、杭州返桐柏宫修炼。元丰五年(1082)三月十五日，张伯端往返临海途经百步溪（今属临海）时水解羽化，世寿99岁。后人在桐柏宫建紫阳殿供奉，还在其羽化地百步和临海旧居建祠立观以志纪念。
张伯端的《悟真篇》倡导“三教归一”，在道教传统的命功的基础上，引入儒家“穷理尽性”和佛教“达本明性”的心性修养方法，将隐匿在金丹术中的内丹妙道和盘端出，形成“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的南宗丹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道教的发展。《悟真篇》与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并称“丹经王”，张伯端被尊为道教（金丹派）南宗始祖，桐柏宫亦因此成为南宗祖庭。张伯端与其嫡系法脉传人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合称南五祖。
《悟真篇·序》中张伯端亲笔署名“天台张伯端平叔”，其天台籍贯明白无疑。此后六百年亦无人异议。然而自清《康熙临海县志》首现“临海说”后，张伯端的乡籍成了三百年争议不绝的历史公案。直至新中国修志，学者们求真务实，1989年版《临海县志》率先摒弃旧志关于张伯端的失实记载，不再为之立传；而《天台县志》和《台州地区志》都为之立传，明确了张伯端的天台人身份。至此，“张伯端是天台人”已成共识。
然而，在世纪之交“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引发的争名人风潮中，临海学者著《台州道教考》，以“郡人就是临海人”、“雍正皇帝认可张伯端是临海人”、“天台齐召南将张伯端改为临海人”等为依据，重新主张“张伯端是临海人”，引起了学术界的新一轮争论。但随着“张伯端籍贯考辨的几个关键问题”的针对性考辨论文在刊物《宗教学研究》上公开发表，原先曾持“临海说”的几位学者纷纷转而认同“天台说”，持“保留意见”的《台州道教考》作者也公开表示“不再争论”。而在道教界，无论社会上对张伯端的籍贯如何争议，几百年来道士们每天早课诵念的《南五祖宝诰》开句“九皇降迹于天台”，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九皇）张伯端是天台人。
2014年，台州市社科联为张伯端籍贯问题专列课题研究，其成果《张伯端籍贯考辩的正本清源》得出了“张伯端是天台人”的明确结论，标志着张伯端的籍贯之争再次划上句号。
张伯端虽然少年博学，从洛阳会邵雍时自言“曾肆力于儒，肄业国学，久不第”和南宋翁葆光《悟真篇注》称他“肄业辟雍，唯翁（张伯端）不第”的记载可知，张伯端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作为一个科举不第的读书人，为了生计屈就台州府吏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了。于是，府城临海也就有他的旧居遗迹。
明确称张伯端任台州府吏的说法首见于清《康熙临海县志》。此前南宋白玉蟾在《高祖先师天台紫阳真人赞》中称其为“元丰一皂吏”，这皂吏应该就是指台州府吏，而元丰两字也许是泛指，因为元丰期间张伯端已是95岁以上的老人，根本不可能再去当皂吏了。
后来，据〔宋〕陆思诚《陆彦孚记》称张伯端“坐累，谪岭南兵籍。”这“坐累”两个字作何解释？清《康熙临海县志》给出的答案是：张伯端“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食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半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不过此说看是合理，却经不起推敲。所载“鱼案”只是一个并非临海专有的传说故事，譬如常州版的故事情节雷同只是主人公不是府吏张伯端而是县吏龚子彬。“赋诗”更是元至顺年间福建廉访使蜜兰沙扶乩所得的乩笔诗。故该志所载难以为据。《台州道教考》称张伯端“因火烧文书罪，被流放岭南。……一方面是对所掌冤屈案件的同情，更主要的是他内心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可备一说。
岭南，是指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以南的地区，相当于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历史上，由于岭南远离中原相对荒蛮，曾被作为流放之地。
通常认为，遭流放是不幸的，可是对于好道的张伯端来说，却可以因此抛却俗务专心事道，从而走上修道成仙的光明大道。张伯端被流放岭南的具体地点未见史料记载。元《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悟真篇本末事迹》均称：“浪迹云水。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这里的“云水”，有人认为是广东省乐昌县的云水河，但是那里没有任何与张伯端相关的遗迹或者传说，而乐昌亦非道教名胜，因此称张伯端在云水一带访道缺乏依据。事实上，“浪迹云水”是指张伯端如行云流水般地在岭南地区四处访道。正如他在《悟真篇·序》中所言：“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其足迹所至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有史料记载的主要地方是桂林。
张伯端桂林赠歌刘道人是第一个有时间可考的生平节点。据南宋桂林摩崖石刻《张平叔真人歌跋》：“刘君讳景，字仲远，桂林人也，嘉祐末得是歌”可知，嘉佑末为公元1063年，此时张伯端年已八十，经过数十年访道修炼，已是道行高深的一方名人了。
根据陆思诚《悟真篇记》所载，宋治平中，张伯端在桂林依龙图公陆诜，此后“公移他镇，皆以自随。最后公薨于成都，平叔转徙秦陇。”又据曾金兰等考证，陆诜于嘉祐八年（1063）六月帅桂林，治平元年（1064）十月赴邕州处理峒亊，治平三年（1066）四月知延州，治平四年（1067）十一月知晋州，熙宁元年（1068）知真定、成都。可以判断，张伯端很可能是在治平元年（1064）上半年桂林遇陆诜的，此后一直相随，直至熙宁三年（1070）八月陆诜在成都病故。其间张伯端的活动轨迹与陆诜的仕宦变迁相一致。
《历代神仙通鉴》曾记载有张伯端治平中在洛阳会邵雍的故事。有学者认为，“治平年号共四年，如按治平二、三年(1065-1066)推算，生年则为雍熙元年(984)左右，与‘住世九十九’相吻合。但此说似乎根据不足。按其他史料，治平中张伯端先在桂林，后随陆诜转成都，似不可能另去一趟洛阳。”其实，陆诜知桂林后，因处理邕州峒蛮事宜有功，被英宗任命为天章阁待制（从四品）、知谏院。可就在赴京任职的途中，又被重新任命为“兵部郎中鄜延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时间是治平三年（1066）夏四月。于是陆诜赶紧到京城觐见皇帝，然后赴延州上任。其间途经洛阳，此时著名的易理大师邵雍亦居洛阳，张伯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请教机会，于是就有了张伯端会邵雍的故事。笔者判断，由于陆诜己经知道进京觐见皇帝后马上就要返经洛阳赴延州上任，所以很可能就让年迈的张伯端在洛阳歇息等候，这就为张伯端会邵雍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称：“仆以至人未遇，口诀难逢，遂至寝食不安，精神憔悴。虽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皆莫能通晓真宗，开照心腑。后至熙宁己酉岁，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可谓指流知源，语一悟百，雾开日莹，尘尽鉴明，校之仙经，若合符契。”
成都遇师是张伯端访道过程的关键节点和终点。他此前数十年苦苦寻求的金丹真诀，终于如愿以偿。
成都遇师时间序中已讲明是“熙宁己酉岁”，即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遇师的具体地点，据《悟真篇集注·薛紫贤亊迹》所记：“平叔先生，旧名伯端，始于成都宿天回寺，遇异人，改名用成，授以丹诀”，当是天回寺。
至于师父是谁？陆思诚《悟真篇记》说是刘海蟾。翁葆光《悟真篇注序》则说是青城丈人。但是青城丈人只是一个道号，究竟所指何人并没有明说。白玉蟾等南宗嫡系传人，以及南宋《混元仙派图》和元《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历代文献多认定是刘海蟾。至于教内道士们天天颂念的《南五祖宝诰》，则明白无误地称“一脉浚通于刘祖”，也就是刘海蟾。
张伯端成都受诀之后不久，熙宁三年（1070）八月，年仅59岁的龙图公陆诜即亡故。失去依托的张伯端何去何从呢？
《青华秘文》称张伯端“自成都归于故山”，显然不合情理。设身处地想一下，曾让张伯端“寝食不安，精神憔悴，虽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皆莫能通晓真宗”的金丹真诀，在成都意外地得到真人传授而豁然开悟之后，张伯端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不是回家，而是尽快地找个合适地方潜心修炼，将真诀付诸实践，以成就金丹大道。陆诜的英年早逝，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个念头。
那么到哪里去修炼呢？陈耆卿《嘉定赤城志》称其“曾入成都遇真人得金丹术，归以所得萃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陆诜之孙陆彦孚《悟真篇记》则称其在桂林随陆诜后，“公移他镇，皆以自随。最后公薨于成都，平叔转徙秦陇。”《历代神仙通鉴》云：“往荆南访都运马处厚，得其资材，择兴安之汉阴山中修炼，丹成遂返台州。”三种说法貌似矛盾，实则一致，就是去汉阴山中修炼(其地也因此被命名为紫阳县)。
就在这天造地设的修仙圣地，张伯端在多年内丹修炼功底的基础上，按照师父所传的丹诀，全心全意地投入修炼之中。经过大约二个年头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金丹大道。
道成之后，张伯端怀着济世度人的慈悲心开始了秦陇传道之旅。张伯端在《悟真篇·后序》中写道：“伯端向己酉岁于成都遇师，授以丹法，自后三传非人，三遭祸患，皆不愈两旬”，最终触怒凤州太守而遭黥窜。好在解押途中偶遇石泰，不仅因而脱缰解锁，而且得到了理想传人。
传道石泰后，张伯端心头的大事已了，一种叶落归根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于是，不久就告别石泰踏上了回乡之路。时间当在严冬之后，即熙宁七年（1074）春。
根据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载：“张伯端，天台人……归以所得萃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清台州知府张联元《天台山全志》所载亦同。当年好道的张伯端迫于生计离开天台赴府城临海当差，结果临海成了不堪回首的伤心地，以自由之身回天台桐柏宫修道著述。这正是教内一直奉桐柏宫为道教南宗祖庭的重要原因，也是清雍正重修桐柏宫的撰联“东浙无双地，南宗第一家”的缘由。
一说，临海有张伯端故居、悟真坊、悟真桥、紫阳街等遗迹，主张《悟真篇》在临海写成，但是台湾学者曾金兰等经过分析“不得不怀疑为事后附会之作”，而紫阳街更是直到1998年才命名，难以为凭。
张伯端的《悟真篇·后序》称，此书“既出，而求学者凑然而来，观其意勤，心不忍拒，乃择而授之。”寥寥数语，就把张伯端在天台授徒的形象描绘得有声有色。现存北京白云观的《诸真宗派总薄》称：“紫阳派”系“张紫阳真人于雍熙（疑为熙宁之误）年间，在台州府天台县崇道观（即桐柏宫）流传。”也印证了张伯端在桐柏宫著书授徒的历史事实。
这篇后序接着指出：“然所授者，皆非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祸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乃省前过。……自今以往，当钳口结舌，虽鼎镬居前，刀剑加项，亦无复敢言矣。”此序写于“元丰改元（1078）”，讲明张伯端在桐柏宫的授徒活动，在这一年宣告结束，转而以《悟真篇》书籍形式来传播丹道。让“根性猛利之士，见闻此篇，……可因一言而悟万法”，而“如其习气尚余，则归中下之见，亦非伯端之咎矣”。
必须指出的是，张伯端秦陇传道的“三传非人”与天台授徒的“竟至于三”不是一回事。若不认真研读两序，将两者混为一谈，张伯端的生平就很难厘清。
张伯端与禅师扬州折花的故事，就发生在天台授徒期间（1075-1078）。因为张伯端在1075年《悟真篇》成书后名声大振，导致自负的天台澄一禅师前来较劲。同时，因场景中有随学弟子，所以只能发生在1078年写后序之前的授徒期间。
据陆彦孚《悟真篇记》载：“久之，事扶风马默于河东。处厚被召，临行，平叔以此书授之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原公流布，当有因书而会意者”。据《宋史》，马默在元丰元年（1078）开始知兖州，元丰三年（1080）被召还京。其时间点与文中“久之”相符，地点亦与“河东”（黄河以东）相合。估计张伯端在《悟真篇》书成之后，认定马默是流布此书的合适人选，就打听他的去向。当得知马默在兖州任职后，即携书前往拜访。时间可能在马默知兖州不久，即元丰二年（1079）。马默亦是好道之人，就留张伯端在身边以便讨教，直至元丰三年（1080）马默被召赴京任职。临别时，张伯端将《悟真篇》郑重交给马默，嘱其流布。传书既毕，张伯端即循大运河返回天台。途经常州、杭州时，有可能短暂滞留，遂演绎出红梅阁、瑞石山著书的故事来。
张伯端兖州传书的心事既了，即回天台桐柏宫安心修炼，会友论道。
据元《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称“后处厚（马默）出为广南漕，紫阳复从之游。”然据《宋史》和相关史料考证，马默任广南漕是在元丰四年（1081）秋到任，后“以疾求归，知徐州”。而张伯端元丰五年三月即于天台百步仙逝，要说他在逝前几个月还千里迢迢去广南“从游”，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至于罗浮山传王邦叔的故亊，首见于《青华秘文》序，次见于清《罗浮山志会编》，而后者显然是前者的翻版。据曾金兰在《张伯端访道与传道路线考》文中考证，若张伯端到罗浮山，赴广南会马默应是最可能的时间点。然如前所述，这个时间点存在的可能性极小。再说，罗浮山并无张伯端踪迹的可靠记载，已考明是白玉蟾再传弟子的王邦叔亦不可能与之交集，加上张伯端在写后序以后已发誓不再授徒等等因素的分析，曾金兰就用此事“迨不可能”给以断然否定。
所以，张伯端自兖州回天台桐柏宫直至仙逝的一年多时间中，除了偶尔往来临海等近距离走动外，没有再出过远门。
元丰五年(1082)三月十五日，张伯端在往返临海途经天台百步（现属临海）时尸解羽化，住世九十九岁。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称张伯端“元丰五年(1082)三月十五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岁。有尸解颂云：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一好禅弟子，用火烧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实焉，色皆绀碧。群弟子至，遂指谓曰：“此道书所谓‘舍利耀金姿’也！”
史学界对于张伯端逝于元丰五年的说法都无异议，日期则有“三月十五”和“三月初五”两种说法，通常依教内所持前说。争议较大的是年龄，这关系到张伯端的生年。
南宋翁葆光《悟真篇直指详说·序》称张伯端“于元丰五年三月初五日尸解……其阅世亦九十六载矣”，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称“住世九十九岁”异。经与《历代神仙通鉴》中张伯端治平年间会邵雍时自称八十二岁相印证，恰与后者吻合。所以张伯端住世99岁得到道教界和多数学者的认同。中国道教协会主编的《道教大辞典》和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等许多文献所载“张伯端（984-1082）”，即是由“元丰五年(1082)”羽化再按住世99虚岁推算所得。
至于张伯端羽化地，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称张伯端为“郡人，……归，以所得粹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已而仙去。”可知，张伯端当逝于台州。《天台山全志》等则进一步明确为天台山百步溪。张伯端自百步溪水解成仙，遗蜕漂至竹溪村被捞上岸。其村遂改名仙人村。乡民在其解化处建祠纪念，匾题“紫阳真人神化处”。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台州推官张滂在百步修建紫阳庵，并重修碑石，题曰“重修紫阳题诗碑记”。
《悟真篇》是张伯端的代表作，是宋以前内丹理论及方法的集大成者，并融儒佛心性修养于一炉，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
《悟真篇》用诗词形式阐述内丹修持之道，弘扬三教归一之理。先讲“养命固形之术”，是内丹修炼的“命功”。也就是通过修炼人体内“精、气、神”三宝，结成长生不死的金（内）丹。再述“达本明性之道”，为内丹修炼的“性功”。即通过心性的修养，达到虚寂无为的境界。其修炼过程是从“命功”入手而以“性功”结束，体现了南宗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的功法特点。
《悟真篇》由上、中、下三卷及附录组成。其成书结构采用了《周易参同契》所用的易学象数模式。
上卷七言律诗16首（以表二八一斤之数），为总论。首先以“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的警语教人修炼金丹以脱生死，再以“人人自有长生药”来坚定修炼者的信心。接看讲明“顺行成人，逆行成仙”的丹功原理，简述药物、火候、取坎填离等内丹修炼要点，以达到“玄珠成象，寿永天地”的目的。
中卷七言绝句64首（合《周易》六十四卦），是全篇的主体，具体阐述内丹的修持方法。
第一，描述内丹的修炼过程。指出：“先把乾坤为鼎器，次将乌兔药来烹”。“药”即“真种子”，就是“精、气、神”三宝。“此般至宝家家有，自是愚人识不全”。告诫世人须善用“三宝”，切勿枉自抛丢。又以“竹破须将竹补宜，抱鸡当用卵为之”的原则，强调修炼之始，须以先天真一之气（金丹基质）同类之物补足已耗损的精、气、神，称之为“筑基”。然后按“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循序渐次修炼，直至与道合一，成就金丹大道。
第二，阐述内丹的道家渊源。“《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从此处达真诠”。将内丹功法源头上溯到黄帝的《阴符经》和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论仙。取《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归根复命”、“祸福互变”的理论，以“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生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来阐发顺行万物化生，暗示逆行归原丹法，以求归根复命。又取《阴符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生死互根”，“恩害互变”之理，强调内丹修炼重在领悟真诀，适时动机，则阴阳施运，脏腑安宁。书中沿用《参同契》术语，排斥旁门小术，否定外丹烧炼，认为只有“群阴剥尽丹成熟”，“金丹只此是根宗”。
第三，阐述内丹的修炼要点。篇中用隐秘诗词，披露了炼丹之中火候、采药、锻炼、封固、沐浴、温养等要点。首论火候进退。强调“火候”的重要性，严防太过和不及。调其中和，知其“止足”。如知进而不知退，知作而不知止，则反受其害。次论“性命之学”。认为佛门专修心性有失偏颇，只有性命双修才能成为真人。即便是“性命双修”，在功法步骤上还要“先命后性”：“始于有作人无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见无为为要妙，岂知有作是根基”。性、命本不相离，但“有作（指命功）”是根基，“无为（指性功）”由之发展而来。“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所谓希夷大道，本出清静无为，而性命双修，可巧夺生死之权，故云“我命在我不在天”。
下卷五言四韵1首（以象太一之奇），《西江月》12首（以符一年十二个月的岁律）。此外又续添了《西江月》1首（以象闰月），七言绝句5首（以象五行）。
五言一首总括全部功理：“女子着青衣，郎君披素练，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恍惚里相逢，窈冥中有变，一霎光焰飞，真人自出现。”谓阴阳交感，先天真一之气于“恍惚”、“窈冥”之中“无中生有”，霎时之间，内丹成就。
《西江月》十二首等，也多是补充强调前述八十一首之内容。
书成之后，张伯端认为其中对“炼精化炁”、“炼炁化神”阶段的传统“命功”阐述较详，而对“炼神还虚”、“炼虚合道”体现“本源真觉”的“性功”发挥得不够。因此进而融佛入道，形成《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作为《悟真外篇》附之卷末，进一步阐发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无为”境界。
《悟真篇》总结了宋代以前的内丹理论及方法，并融儒佛心性修养于一炉，将隐匿于金丹术中的内丹妙道和盘端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道教的发展，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此书与《参同契》同为历代道教徒最为推崇的两部炼丹经典，也是世俗中气功养生的核心经籍。
《悟真篇》的历代注本见仁见智，计有六十多家。主要有：宋叶士表、袁公辅等注《修真十书》本《悟真篇》，宋薛道光、陆墅、元陈致虚的《悟真篇三注》，宋夏宗禹《悟真篇讲义》，宋翁葆光《悟真篇注疏》、《注释》和《三乘秘要》三种注本，明陆西星《悟真篇小序》，清仇兆鳌《悟真篇集注》，清刘一明《悟真直指》，清朱元育《悟真篇阐幽》，清董德宁《悟真篇正义》以及今人王沐《悟真篇浅解》等等。
张伯端的著作《悟真篇》以及依此创建的“道教南宗”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人物。
首先，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一部中国道教史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它总结了宋代以前的内丹理论及方法，并融儒佛心性修养于一炉，将隐匿于金丹术中的内丹妙道和盘端出，从此道教内丹由隐趋显，逐步成为丹道的主流。此书与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同为历代道教徒最为推崇的两部炼丹经典，也是世俗中气功养生的核心经籍。《四库全书》将《悟真篇》与《参同契》并称“丹经王”。当代国学大师南怀谨认为：“如果我们将丹经的鼻祖著作《参同契》比之老子的书，那么另一部丹经，宋代紫阳真人所著的《悟真篇》应该比之如庄子的书了。”
第二，《悟真篇》高举“三教归一”的大旗，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甚至对佛门弟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的佛教禅师薛道光受其感召皈依道门，成为南宗三祖。张伯端“三教归一”思想成为三教的共同财富，收入佛藏、进入小说。如《西游记》不仅有紫阳真人救皇后的故事，还直接引用了7首《悟真篇》诗词，更由孙悟空将“三教归一”一字不差地向车迟国国王提出要求。清帝雍正崇禅贬道，唯独对张伯端推崇有加，原因就在于対其“三教归一”思想的“深契”。于是下旨重修天台山紫阳道场崇道观并御笔亲书《崇道观碑文》，敕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将其《悟真外篇》收入《御选语录》并亲自为之作序，盛赞“篇中言句。真证了彻。直指妙圆。即禅门古德中。如此自利利他。不可思议者。犹为希有。如禅师薛道光。皆归依为弟子。不亦宜乎。”
第三，张伯端的“三教归一”理念，与他自幼在和合圣地天台山三教圆融的氛围中成长密切相关。反过来，他的“三教归一”理论，对于当今倡导和合文化、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四，张伯端开创的以“三教归一”为核心教义，“性命双修”为功法特征的道教南宗，领导了中国道教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全真道的形成和完善，也导致符箓派的斋醮活动融入了内丹修炼，使南宗丹法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南宗弟子，也在全真龙门派的复兴中担当起旗手的作用。同时，南宗留下的大批内丹专著，为医学、养生学以及气功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陈撄宁高度评价张伯瑞：“性命双修之学，至师始集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