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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微，乳名阿忠，原名潘虹，又名心微，字铁苍，号景吾、影吾。祖籍番禺县鹿步司棠下村(今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东村)人。出身官绅之家。其父潘文卿是清末武官，辞官回乡后，曾参与创办广州广仁善堂。潘达微在兄弟姐妹7人中排行第五。他少时勤奋读书，十五六岁时便能模仿古诗作画，是著名画家居廉的入室弟子。
早年在广州从事画画创作，参与创办《时事画报》，担任图画教员。1908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殉难烈士数十人之遗骸枕藉于路数日。潘冒险出头奔走，将72死难者殓葬于黄花岗（该地原名红花岗，潘当时以黄花命之）。事后为逃避清廷追捕，流亡上海、香港等地。民国成立后，粤督胡汉民邀其出任重要行政职务，均婉拒，只愿做些社会教育和福利工作，并继续从事绘画及美术出版事业。1929年夏季病逝于广州。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于革命，收葬黄花七十二烈士，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黄花岗坟场。
潘达微小时就很多病，曾两年未离病榻。在病中，潘达微学习了不少书画，并达到一定境界。父亲见他体弱，不是习武之材，便送他学经商，可是潘达微对经商不感兴趣。由于体弱多病，1893年在求医中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得其治愈。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并成为知交，深受中山先生的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潘达微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他立志救国，为共和理想不避艰险，并提倡社会改革，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参与组党、筹款，成为孙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
1895年，潘达微便带着妻子陈伟庄离家出走，在河南龙道尾（今海珠区的龙导尾，现由龙凤街和南华西街各执一半辖治。）租房子居住。孙中山得知，就劝他利用父亲的社会地位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美术活动为掩护，宣传革命，与革命派人士密切联络。从此，他便很少返回出生地棠东村。
1896年，偕妻陈伟庄在双门底承宣街（今北京路北段）开设照相馆，开始与革命党人结交。
1901年春，潘达微与黄晦闻等人在河南龙溪首约成立“群学书社”，后转迁于海幢寺的园照堂，加以修葺，易名为“南武公学会”，潘达微与高剑父曾在此任教。后改名南武中学。
光绪三十年（1905年），孙中山在法国邮船“加利都尼亚号”上会见了潘达微，面示组党机宜。孙中山嘱托潘达微创办刊物，鼓吹革命。由于潘达微为人谦逊慈和，以侠义称重于时，因而在发展同盟会会员上颇有成绩，成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主要人物，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敬重。冯自由赴加拿大后，潘达微成为胡汉民的智囊人物，与高剑父、陈树人等人利用教学活动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在广州发展了不少青年会员。
潘达微还以赞育善社的名义，筹款数千元，和陈垣、高剑父、陈树人、廖平子、黄鲁逸等人在广州创办石印《拒约画报》（后改名《时事画报》），他在创办画报之时，针对当时国人文化程度低下特点，面对下层社会、专事启蒙的面报，画报图文并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就明确地提出了“以革命思想入画”的口号，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他不仅倡立公学，组织医社，而且以笔为枪，在报纸上撰写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时事画报》成为当时广东舆论、思想、乃至艺术界的一面旗帜。画报图文并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虽然出版约一年后被当局查禁，但仍在海内外起了巨大的影响。
1906年，广州人梁培基与潘达微在河南创办赞育医社，还积极支持潘达微在河南创办滨华女子职业学校，梁培基是光华医学校创始人。梁培基并兼任了专门培养女子接生人才的赞育善社总理。赞育善社以西法为产妇接生，常赞助《时事画报》。
《时事画报》停刊后，潘达微又与高剑父、陈树人等人在广州南武学堂、培淑女校、洁芳女校等担任图画教员，暗中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发展同盟会员。
潘达微在广州河南漱珠桥担杆巷开设“陈巨裱画店”二楼的“守真书阁”，这些厂、店和潘达微的家成了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络的据点，是策动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的机关之一。庚戌起义失败后，守真书阁”裱画店被查封。
1907年，同盟会在广州成立支会，高剑父、潘达微分别担任正、副会长。潘达微还与高剑父、陈树人共同创办陶瓷工厂，开设“美术瓷窑”，从事陶瓷工艺的改良。革命党人经常在厂里和他家中秘密开会，潘达微与革命党人利用彩瓷厂作掩护，制造火药，造炸弹，以供起义之用。1908年，潘达微与陈树人、邓慕韩等人在广州创办《平民报》，这是同盟会在广州的机关报。他还兼任《七十二行商报》笔政，经常撰文抨击时弊，揭露清朝统治的黑暗。
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同盟会计划再在广州发动起义，在起义前夕，潘达微与战友在河南造炸药，潘达微和高剑父等人就利用河南歧兴里培淑女校转运、储存武器和弹药，潘达微、陈伟庄夫妇，常常以探望亲友为名，并由妻子陈伟庄扮作新娘，用轿子偷运军火炸药进城。冒着生命危险送到革命党人的地下据点（现在的小东营一带）。
起义前夕，潘达微要亲自参加黄花岗起义行动，黄兴派人劝他说：“君乃才子，并非武夫，冲锋陷阵，非君所长。且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代民立言，亦非易事，不宜轻易放弃。此次起义成功与否，均需报社仗义执言，君坚守报社阵地，更为有利。”潘觉得有理，也就打消了上前线的念头。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下午5时30分，副总指挥黄兴带领“选锋”一百二十馀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料张越墙逃遁。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起义经一昼夜激战，攻占两广督署的行动失败，近百烈士牺牲，而“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义军奋战一夜，黄花岗起义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烈士遗骸分布在总督衙门前，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有的被俘后用铁链绑扎杀害，次日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殉难烈士遗骸枕藉，暴尸街头。加上连日苦风凄雨，尸体膨胀，生虫发臭，惨不忍睹。广仁、方便、广济、爱育等善堂院奉命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
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知事相议，拟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往往草草掩埋刑人尸骨，臭气熏天。通常做法是挖有一巨穴，草草掩埋刑人尸骨，臭气熏天，故名臭岗。烈士如果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由于当时当局追捕革命党人，慑于清政府淫威，所以无人敢殓，束手无策。
潘达微知悉后“肝肠欲摧”，挺身而出，冒着清政府还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的危险，以《平民报》记者身份，潘达微找到了在河南的好友名绅江太史公-江孔殷。江与潘达微是世交，当时正担任两广清乡督办，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和影响。1906年，潘达微主编的《时事画报》因发表《美人时局图》，揭露官场利用妻妾买官卖官黑幕，被勒令查封，由于是江孔殷与南海县令疏通，罚款了事。1910年新军起义失败，受伤义军被俘后，又是潘达微找到江孔殷出面保释。
当潘达微找到江孔殷提出择地安葬烈士时，江立即明确表示：“请转告各善董，此事余可力任，纵有不测，愿负全责！”尽管江孔殷当时接到命令加紧搜捕革命党人，但他却表面应付，暗地支持潘达微。
在江孔殷鼎力支持下，潘达微和各位善董四出找寻葬地。有一西医在广州沙河新购一地，本想献出来，却遭到亲属极力反对。此事陷于僵局，潘达微来到广仁善堂告知此事，对善董徐树棠痛陈大义，并自我介绍是该善堂创办者潘文卿的儿子，说：“座中多为父执，讵忍此不为小子助？”“诸义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如此藁葬，心奚能安？且慈善事业不计谁是谁非，施棺施地，应为义所安。”言词痛切，双泪直流，泣不成声。善董徐树棠大受感动，他说：“本堂有一地位于沙河马路旁，名红花岗，青草白地，可谓净土，今献此为葬地，棺殓营葬诸事，并由本堂任之，如何？”潘立即转悲为喜，并随黄树棠到红花岗实地视察，觉得此地虽非风水宝地，但仓促中得此，亦难能可贵，遂拍板同意。并承担棺殓营葬等事。
虽解决了葬地问题，但棺殓营葬诸事，千头万绪。潘不便过于抛头露面，需要有人做实际跑腿工作，不能草草了事。他觉得必须有一个知书识墨又老实肯干的人帮忙，此人非堂妹夫郭伟泉莫属。郭伟泉当时在广州一家报纸当编辑，平日有一群市井小民、酒友和三教九流跟着他，正用得着。郭伟泉不负重托，连夜赶到广仁善堂，商讨雇请仵工、购买棺木等事。潘达微转悲为喜，随徐树棠到红花岗实地视察，觉得此乃净土，正好可用来安葬义士。
到了4月初4营葬这一天，潘达微“见星而起”，其妻知其有葬事，偷偷以白布“裹其襟底，以寄哀思，并以辟秽丸数枚置囊中”。
据载，当日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微雨霏霏，天公也在哭泣。百馀仵工浩浩荡荡抬着灵柩向红花岗进发，只有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担心清政府镇压，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
潘达微来到谘议局前的尸场，用药丸塞住鼻孔，辟除臭气。潘达微亲自协同仵工，并将烈士尸体洗去血污，由于陈尸多日，加上连日夜雨，尸体已经腐烂发胀，并且生蛆，蠕蠕而动，尸臭扑鼻难闻；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们见难却步。郭伟泉对仵工说：“加钱给你们，干否？”仵工终于答应，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抵达尸场红花岗后，见棺木都是用薄板造成，于是请医院用较好的棺木成殓，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工，掘土深挖后才下葬。潘达微一直在现场指挥，参加殓事的仵工达百余人，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布标志（当时起义者均挂白布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的怀疑，问众人，有一仵工指证：“此清吏李某的仆从，肯定不是革命党人”。便叫仵工把该尸首拉到别处。这样，潘达微协同100多名忤工殓葬的工作从上午11时一直忙到黄昏，运送至红花岗安葬，总共殓葬了共72位死难烈士遗骸。（按：据后来调查，牺牲烈士应为86人）。郭伟泉又发动他的酒友、听众调查访问，加上其他方面的支持，弄清了烈士身世生平，其中不少为饱学之士和很有作为的青年、学生、华侨。清政府散播起义者都是地痞、无赖的谣言终被戮破。
烈士忠骸安葬后，潘达微本想低调，不愿张扬。但康有为弟子保皇党的徐君勉所办《国事报》披露了此事，且点了潘达微的名，故意中伤潘达微，潘达微不得不在《平民报》和《七十二行商报》，发表了七十二烈士已验葬的消息，以“黄花岗”命名烈士墓地，标题是：《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坦承收葬烈士遗骸是自己所为，并称：“党人视死地为乐所，余身命久置度外”。潘达微平日酷爱菊花，曾以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诗句自勉。他后来又为被迫迁至香港出版的《时事画报》作画题句云：“行风雨岗前立，指点黄花是血。”并取“黄花晚节”的古诗意；他认为“黄花”二字比“红花”优美。黄花即菊花，象徵节烈。从此红花岗改名黄花岗扬名海内外，“三·二九”广州起义也称为“黄花岗起义”。1911年潘达微将烈士的遗骸安葬在黄花岗后，曾题句“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
潘达微的举动终于激怒清政府当局，两广总督张鸣岐以潘达微是《平民报》成员及“过事鼓吹”为藉口，勒令《平民报》停刊。潘达微没有因此屈服，立即创办《平民画报》，继续进行抗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潘达微首先提出公祭黄花岗烈士。在他的倡导下，1912年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解除了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士至黄花岗祭悼，亲自主祭并致祭文。随后在潘达微的首倡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历经政局动荡，历时10年终于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