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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道尔，曾获得了联合国所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这个奖过去曾经也有两位人士获得过，他们分别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1977年，她建立了致力于野生动物研究、教育和保护的珍古道尔研究会，向全世界推进动物的研究工作。她的巨大贡献以及"国家地理"为她拍摄的几部精彩的电影使她名扬四海。她为成人写过六本书，包括那本著名的《在人类的阴影下》。她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简的旅程》。
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她英帝国司令的头衔。她还获得过多次褒奖，包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极富盛誉的KYOTO奖和国家地理学会的胡博奖，以奖励她在研究、探索和发现方面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我们是自大的种族莫不如说我们是科学历史的牺牲品，我们应该懂得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古道尔对黑猩猩和灵长类动物的感情之深厚，还可以从一次谈话中听出来。她说："当我看了有些医学科学家实验用的关在笼子里的猩猩或猴子时，就好像在波兰参观纳粹集中营时所感受到的同样滋味。"她把在非洲各地市场上骨瘦如柴可怜的黑猩猩收养起来。可是当她的妈妈薇恩的生命得救于猪心瓣的嫁接时，也不得不承认她对动物的爱好也有其片面性的方面。
为了唤起公众环保意识，1991年，珍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的青少年教育计划：根与芽。
“根，在地下四处蜿蜒而生，为植物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幼芽看似柔弱，但为了接触到阳光，它们努力生长，甚至可以钻透厚厚的砖墙。困扰着我们这颗星球的种种问题就好像是那些砖墙。成千上万如根之坚、芽之韧的年轻人遍布世界，为了更广阔的光明，他们一定可以冲破重重壁垒。"珍妮说：年轻人容易悲观失望。我回想起60多年来世界的变迁，也会对某些改变感到遗憾。但是，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很多令人不满的状况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的。只要你去做。”创造一种信念、信心，是"根与芽"的初衷和目标。
“很多人问我，想要通过这个活动来拯救地球吗？不，我并不那样认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整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努力去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我想，这就够了。”
从东非成立第一个组织起，"根与芽"今天已发展成为在50余个国家注册的1000多个团体，无论是学龄前儿童还是大学生。根与芽"组织的活动推进本地人对动物、人类社区和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些小组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互通有无，共同商讨怎样使生活更美好的课题。“这是学生们自愿报名参加的课余小组，8岁以下的孩子是有老师指导的，小学以上的学生小组完全是自主的，没有老师和家长的干预，但是我们会对他们提出每个学期的期望。学生们自己寻找问题和解决办法，自己去募捐资金。只有当孩子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是在为自己做事情，他们才能够认真地去感受和体验，才能树立起信心。”
关于著名动物生态学家珍·古道尔的经历，说来非常动人。古道尔1934年4月3日出生于伦敦。她从小痴心于动物，爱读杜立特写的动物故事书。她知道非洲的哺乳类动物最丰富，很想到那里去。她没有钱，就去当女招待和女秘书，攒足了旅费钱就启程到了非洲的肯尼亚。
古道尔一到肯尼亚，就去找著名的猿人类考古学家路易斯·里基（LouisLeakey），向他要求给她个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里基在一次保护野生动物的考察旅行中，不经心地考验了她对野生动物的知识后，同意请她当他的助理秘书。后来又看到她要和动物为伍的立志很坚，就派她到坦桑尼亚去观察野生黑猩猩群。这是因为里基认为黑猩猩在动物中与人的亲缘最相近似，它的基因组有98%与人类的相同，通过过黑猩猩生态习性的观察，可以为人类的远祖情况提供线索。这是1960年的事，古道尔年仅26。
里基为什么同意一个年轻的姑娘去观察黑猩猩的群体呢？除了古道尔的恳切要求外，他认为以考察灵长类动物的群体生活习性而论，女性的考察员对那些雄猩猩的威胁可能远低于男性的考察员，从而使考察工作更为可行。结果表明，里基的理论是正确的。
当地的土著人告诉她有人曾在爬一棵油棕树时被一只雄猩猩从树顶趋下来撕破了脸庞挖去了一只眼睛的可怕经历。但是她不被这则故事所吓倒。她一天又一天轻手轻脚地逼近黑猩猩群，她仿效黑猩猩的动作和呼叫声，使她能够和它们作一定程度的沟通，仿佛自己也是一只母猩猩。她惊人的耐心终于获得了黑猩猩群的信赖，为它们所接受，融入了它们的群体之中。
她在坦桑尼亚建立了"刚比河研究中心"。在对黑猩猩群所进行的长达30年持久不懈的观察研究工作中，她还陆陆续续地发现在这个刚比群体中的个体间形形色色的交互关系和生态习性。她观察到了在母子间和兄弟姐妹间的情爱情景，观察到了它们在雨中跳舞的欢乐情景，观察到了在性爱活动中雄猩猩轮流和母猩猩做爱并不争斗的情景；可是也观察到了上下间的制服和敌手间的仇恨情景，观察到了一只四岁的母猩猩虐杀了几乎全部新生猩猩的疯狂情景，任何有使结果产生偏倚的行为，都必须尽量避免。在生态学的观察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避免对被观察动物产生影响的行为。因此古道尔认为她把香蕉给黑猩猩吃这桩事犯了大错，为此而后悔不已。
过去，我们认为人类是唯一懂感情的动物。珍发现，黑猩猩每天要用两三个小时互相梳理皮毛联络感情，这是它们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而寻找食物则花一个小时。它们从整理皮毛得到的温情与快意似乎超过了吃东西的愉快。它们久别重逢的场面酷似人类，不乏搂抱、握手的亲热之举。可见黑猩猩的感情世界非常丰富。我们要感谢珍妮的一伟大的发现，不然我们不知还要等上多少年。
如果说我们是自大的种族莫不如说我们是科学历史的牺牲品，我们应该懂得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古道尔对黑猩猩和灵长类动物的感情之深厚，还可以从一次谈话中听出来。她说："当我看了有些医学科学家实验用的关在笼子里的猩猩或猴子时，就好像在波兰参观纳粹集中营时所感受到的同样滋味。"她把在非洲各地市场上骨瘦如柴可怜的黑猩猩收养起来。可是当她的妈妈薇恩的生命得救于猪心瓣的嫁接时，也不得不承认她对动物的爱好也有其片面性的方面。
继古道尔考察成功之后，相继有戴安·弗西对非洲大猩猩群的考察和蓓鲁特·高尔迪卡（BiruteGaldikas）两位女生态学家对印尼猩猩群的考察。不幸的是福西后来为了保护大猩猩被偷猎，竟遭到当地偷猎者的残忍杀害。
早在1942年，英国人的非洲狩猎团就已在尼喀湖（现属坦桑尼亚）西岸的雨林中发现了黑猩猩群居的踪迹。古道尔的营地就设在位于湖西岸的坦岗刚比河畔人迹罕到的茂密热带雨林里。在这里还是英国人殖民地的时期就已划出了150平方公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就是黑猩猩群生息繁衍之地。
初到时和她的妈妈薇恩同来，搭了个大帐篷，请了一个非洲厨师多米尼克和他的妻子当后勤。三个月后薇恩回归英国，古道尔聘用了一位曾经为里基工作过15年的非洲人哈山当助手。他是个好助手，帮了古道尔不少忙。最初，黑猩猩们对这位闯入其领地的白皮肤的不速之客纷纷躲避。珍妮只能在500米外观察它们。为了求得黑猩猩的认同，珍妮露宿林中，吃黑猩猩吃的果子。15个月后，黑猩猩们对珍妮的出现终于习以为常。珍妮甚至坐在黑猩猩身边，它们也爱搭不理地懒得看她一眼。古道尔不顾艰苦，带了哈山静悄悄地进入林区，静悄悄地等待，静悄悄地观察。雨林中的茂草有一人多高，锋利的叶片刮伤了她的皮肤，有时只能像猩猩那样爬树在树间行动。她也遇到过黑猩猩对她的威胁，由于临危不惧，终于安度难关。
她早期关于黑猩猩能够使用工具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因为在此以前大家认为只有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她发现黑猩猩使用细长的树枝从白蚁窝的出入口插进去沾出白蚁来吃。与此同时，她还发现黑猩猩是杂食而不是过去所公认的素食性的，因为她见到了黑猩猩还爱吃动物的肉。
5年后，即1965年，古道尔对黑猩猩群体生态学的观察和研究成果使她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她在坦桑尼亚建立了"刚比河研究中心"。在对黑猩猩群所进行的长达30年持久不懈的观察研究工作中，她还陆陆续续地发现在这个刚比群体中的个体间形形色色的交互关系和生态习性。她观察到了在母子间和兄弟姐妹间的情爱情景，观察到了它们在雨中跳舞的欢乐情景，观察到了在性爱活动中雄猩猩轮流和母猩猩做爱并不争斗的情景；可是也观察到了上下间的制服和敌手间的仇恨情景，观察到了一只四岁的母猩猩虐杀了几乎全部新生猩猩的疯狂情景。
她对她观察得最仔细的刚比群中每个成员都认得，并为它们起了名字。例如Flo是只漂亮而性感的母猩猩，她哺育了好几个子女，其中最小的儿子叫Flint。在这对母子间的感情好得无以复加，到母亲死后，小儿子十分伤心，不久也死了。然而，由于嫉妒，不时有母猩猩把不是自己生的婴儿抢过来残忍地弄死后吃掉。
于是古道尔发现了不少习性与人类间的多少有相通之处。可是经过长期的观察，期间的差别还是很大。古道尔认为，黑猩猩不像人类有个性，有意识。她研究不出黑猩猩的意识是什么，也看不出它们的个性是否存在。
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古道尔的品德为众人所仰慕。首先是她对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的无限爱好和了解，对知识的永不满足；其次是她有超人的勇气、耐心和恒心，能够去平常人不敢去的野兽出没之区而无所畏惧；第三是她作了入微见细的观察和客观翔实的记录，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第四是她忠实于科学事业，从不讳言自己在观察和研究中的缺点。例如她说不应该用香蕉给她的黑猩猩朋友，因为这样做有可能改变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从而使所观察到的资料和进行的判断产生偏倚。在科学研究中，任何有使结果产生偏倚。
古道尔成了黑猩猩最好的人类朋友，堪称为世界级的模范科学研究者。
年幼时，在善良的母亲影响下，她就开始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动物。她刚满周岁时，伦敦动物园首次降生了一只小猩猩，母亲给她买了一个蓬松玩具黑猩猩，取名“朱比里”(Jubilee)，以示庆祝。
有一次，花园里的几只蚯蚓被她捡到床上，和她一起睡觉。母亲并没有斥责她的古怪与疯狂，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小动物放回它们自己的家。等她又长大了一些，母亲买来《泰山》(Tarzan)和《怪医杜利德》(Dr.Dolittle)这些书给她读，让她更加热爱大自然，也知道了原来人与动物可以平等交流。
她家养了条狗叫Rusty，是她的玩伴，“第一个教会我动物也有人格和喜怒哀乐”，珍妮·古道尔说。平素，她喜欢在外婆家伯恩茅斯的乡间游走，观察筑巢的小鸟、把卵囊背着走的蜘蛛、在树木间追逐嬉戏的松鼠，就这样，安静而充实地度过了风华少年时代。
由于家境清贫，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珍妮·古道尔高中毕业即走向社会，到伦敦接受秘书培训。这段经历，使她拥有了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与能力，也为后来她成为路易斯·利基的秘书打下了基础。
那是1957年，这个没有学术背景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姑娘，凭借一腔热忱只身来到肯尼亚，找到国家博物馆馆长、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只是想和他谈一谈动物”。利基非常欣赏她，延请她担任秘书，协助自己研究自然与生物。
1960年，珍·古道尔在利基的支持下来到坦噶尼喀湖畔的冈比河自然保护区开展黑猩猩研究。刚开始时，工作异常艰难。“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害羞的动物，每次见到我都会迅速闪开。它们会瞥一眼我这个来到它们地盘的‘白猿’然后消失踪迹。”她说，“我总是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地，担心经费用完，更害怕会令利基失望。但是每次我还是带着决心重新回去。”
1964年，古道尔嫁给了荷兰野生动物摄影师雨果·范·勒维（BaronHugovanLawick），成为BaronessJanevanLawick-Goodall。三年后，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
1973年与雨果·范·勒维离婚。因为身为摄影师的丈夫需要到处奔走，而她却不能放弃研究。后来，她和坦桑尼亚国家公园园长德瑞克·布莱森（DerekBryceson）结婚，夫妻俩都酷爱大自然，生活过得十分逍遥幸福。布莱森却在五年后因癌症辞世，当时一度让她悲痛欲绝。
为求得黑猩猩们的认同，珍力求保持和它们一致的生活习性：她在林中露宿；吃黑猩猩吃的果子；甚至像黑猩猩一样爬树，在林间行动。整整15个月过去了，黑猩猩们终于对她习以为常。她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母猩猩，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和动作，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靠近猩群，并最终赢得了它们的信任。
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珍·古道尔取得了许多惊人的发现。例如，她发现黑猩猩能够选择和加工工具，用来从蚁巢中捕捉蚂蚁，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她还发现，黑猩猩能够表达与人类比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愤怒、伤心及恐惧。
1965年，因为对黑猩猩的出色研究，她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伴随着漫长的研究生涯的，还有漫长的孤独生活。在她刚刚踏入丛林的时候，母亲亲自前往，陪她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几年后，她与为她拍摄影片的摄影师结婚，但婚姻仅仅维持了8年，
珍·古道尔为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她的研究成果，还有她对动物保护和环保事业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1986年，芝加哥科学院举办了“了解猩猩”研讨会。当珍·古道尔乘坐飞机经过冈比国家公园上空时，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自己熟悉的冈比国家公园依旧郁郁葱葱，但公园周围黄沙飞舞，所有的树都被伐光。“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还是一直待在冈比研究黑猩猩，非但不能保护它们，反而会让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她说，“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
1991年，珍·古道尔启动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和社区成员投入到关心环境、关爱动物和关怀社区的行动中来。目“根与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的面向青少年的环境教育项目之一。
许多青少年问她，该如何去保护动物，该如何改变世界？她回答：“去做吧，做出改变，改变自己，影响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都能一起努力，将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点。这就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想想看，即使你只是做出微乎其微的改变，又怎么能停下来呢？”
LADY：能否介绍一两只您为之命名的、与您关系亲近的黑猩猩？
珍·古道尔：所有我遇到过的黑猩猩都是我非常珍爱的。如果非要让我选择一个，我想我会选灰胡子大卫(DavidGreybeard)。它是我刚到坦桑尼亚时候遇到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新手，所有的黑猩猩都会在我靠近它们时跑掉。它是最初那几只让我意识到它们会制造、使用工具且吃肉的黑猩猩之一，那是当时我在科学界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些特点是之前被认为只有人类所拥有的。
LADY：通过观察黑猩猩之间的交流方式，您觉得它们的交流方式对于人类来说是否有启发呢？
珍·古道尔：通过对黑猩猩的研习，我发现它们与人类并无特别大的差异。跟人类一样，黑猩猩有非常独特的品行和习性，它们通过声音来沟通，除此还有非语言类交际方式，例如手势示吻，握手及相互拥抱等。它们之间合作非常高效，在捕猎中同样适用。它们能够表达与人类比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愤怒、伤心及恐惧。这些交流上的相似性能够进一步挖掘我们的相互关联性。不仅是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相似性，还有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承认人类并非是唯一物种可以表达自己情感，是一种谦逊的态度。
LADY：为了研究黑猩猩，您在非洲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失去了很多常人本该有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您后悔吗？
珍·古道尔：我承认那时(身处非洲)的确错过了很多事情。但是能够实现去非洲的梦想，能够沉浸于对黑猩猩生活的研究，这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我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利基博士的帮助，以及很多人的鼓励。我学到了关于黑猩猩的知识，关于人类及我们身处环境的认识。
“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动物做食物”
LADY：作为一名动物保护主义者，您对于“素食主义”怎么看？
珍·古道尔：作为一个素食主义同胞，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且对人的健康有益。当我在写《希望的收获》(HarvestforHope)一书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肉对人身体的作用，比起肉食来，人的身体更适应素食。同样在我们的社会里，肉类加工工业是当今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动物生存所食用的激素和抗生素大大地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因为我长年在外旅行，吃纯素对我来说比较艰难，但是自从吃素之后我感到精力更充沛。
LADY：假如您身在野外，处于极端饥饿的状态，身边只有一只死去的黑猩猩，您会选择吃掉它吗？
珍·古道尔：我知道也希望这个场景不会发生。在野外可以找到许多可食用的植物、果实。在研究黑猩猩的时候，我注意到它们寻找食物、处理坚果、使用工具钓蚂蚁的许多方法。只要当时的环境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动物做食物。
LADY：不知您是否知道，每年夏天，中国广西玉林市会有个“狗肉节”，在中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狗是人类的朋友，不能食用；也有人说如果这些狗不是宠物狗，而是像牛、羊、猪一样只供肉用，食用起来就不值得谴责。对此您怎么看？
珍·古道尔：我从中国根与芽的同事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在中国大家开始讨论动物福利的问题，并且用行动带来改变。
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如果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要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如果忽视别人的意见，不与别人对话，很多事情就不会有结果。
同时，希望人们理解对话不是无休止的争辩甚至暴力行为，我相信合作和协商更有助于解决问题。改变人的行为和态度需要时间，这就是教育十分重要的原因。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已经开展了20年，从2004年起，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开始了动物福利教育项目，我们与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合作培训了300多人次的教师，成千上万名学生听到了动物福利的课程。
LADY：在中国，有些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积极。有时，当他们提前得知有运送狗去宰杀的车辆行经某个路段，会去半路拦截(有时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当您得知这种事情发生，会去救助吗？会采用什么样的救助方式？
珍·古道尔：我认为更好的选择是联系政府部门，就像之前说到的，如果处理得当，别人应该会去倾听你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动物、环境相处和谐的未来需要法治的支持，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关爱。
LADY：您对于“朋友”是怎样定义的呢？您认为人和动物之间会存在“友谊”吗？
珍·古道尔：我认为随着更多人养宠物，照顾它们，把它们当做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纽带关系变得越来越强。但是这种友爱应是对所有动物都平等的，无论是对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大的或小的。我认为所有动物都应受到重视，无论是最小的昆虫还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都是我们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如果亚马逊河的一个小昆虫灭绝了，不会有很多人知晓或关注。但是或许那种昆虫是某类生物或鸟的猎物，它们也会因此而灭亡；而这种鸟或许在散播一些不同植物的种子方面起关键作用，这样一来，随着这种鸟的消失此类植物也会无法继续繁衍，如此类推。昆虫对于农业很关键，它们是传粉的媒介且防止害虫。因此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与地球上生物之间各种微妙的关系。
“我对未来非常乐观”
LADY：相比于野生动物，现代人似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珍·古道尔：随着人类不停的探索和发展，尤其在技术领域，在很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慢慢地对这些先进的技术产生更多的依赖，人们花更多时间在电脑上。随着人类进步，我们变得过于受刺激，在生活中制造更多的压力，以至于忘记真正重要的一些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嫉妒动物，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面临那么多的问题。
LADY：“根与芽”(Roots&Shoots)这个组织在中国已经成立20年了。您对于它在中国的发展寄予怎样的希望？怎样能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呢？
珍·古道尔：1994年，中国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北京京西学校建立。我相信根与芽项目在青少年环保教育和发展社区积极影响力方面做得很好。我认为儿童可以激发改变，成为有激情的领导者，且能够以他们为中国环境、野生生物及社区做出的贡献而自豪。我希望中国能更加珍惜环境，意识到不要以牺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LADY：您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实现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呢？
珍·古道尔：我终年在外奔走就是想为人类传达这样的信息。我认为人类社会需要认识到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意识到他们的一些选择会对环境和动物造成的影响。诸如你吃什么、你如何旅行、你的穿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相互连通的，我们生存在一个脆弱、但恢复能力很强的自然环境里，但是人类的很多行为都是作用于那些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之上。
LADY：您已经80岁了，依然在为公益、为动物保护而奔波。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
珍·古道尔：自从离开冈比国家公园，我一直都在旅行。最初是战争、污染和野生动物世界被破坏，促使我开始这趟旅程。但不是这些原因使我持续下去。1991年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坦桑尼亚成立。当时有12个学生找我讨论环境问题，想知道有什么他们可以做的。这些人中的一个后来为坦桑尼亚环境署工作，另一个成为了坦桑尼亚根与芽办公室的总干事。从他们和其他许多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热情，这些希望将会创造一个绿色的未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支持和关心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的原因，你们的支持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和鼓励更多年轻人，带来更大的改变。
LADY：对于人类的环境与未来的发展，您是否持乐观的态度？
珍·古道尔：非常乐观！对于同样支持这一事业的活动家和科学家，他们的进步和坚韧不懈我感到非常惊喜。如同此刻，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如何深受我工作的影响，告诉我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听到孩子们讲的故事，我总是感怀至深。最初成立根与芽，我相信儿童能够创造积极改变，对于阻力表现出无畏，我也看到全世界很多根与芽小组都是这样做的。从我开始研究黑猩猩，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非常确信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人类和自然可以和睦相处。现在，我们通过大的或小的选择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自觉留下最小的生态足迹，如果我们按需购买并且在购买时能够考虑人与动物、环境的和谐共生，我们能够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