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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次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服务于东北军。他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信任，一再提升。
1928年，他任第一旅（即卫队旅）旅长负责沈阳警卫，保护张的安全。在同亲日派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张学良一边，并以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张产生过一定影响。
1930年，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雷厉风行地整顿了社会秩序，并开展禁烟、禁赌的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夕，他努力搜集情报、向上反映，请示对策。但由于蒋介石不可抵抗的密令，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率领公安局各分局、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抗击，直到确实无力继续抵抗，才下令退出沈阳。其后，他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转战于辽南、辽西一带，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932年秋，其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
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他又率部出关迎敌，在百马关一带进击日本侵略者。后因国民党二五师尾随监督胁迫，不得不忍痛撤回，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于是，他通过其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与中共北方局联系，派来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骑二师开展工作，并在骑二师建立了中共党组织。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骑二师的政治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抗日气氛十分浓厚，他也因其爱国热忱和进步思想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和蒋介石集团的忌恨。蒋介石为分化东北军，曾以高官厚禄利诱他，被其拒绝。尔后，又宣布调东北军到南方参加“剿共”，他联合东北军将领拒不服从命令，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1935年夏，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后，任他为骑兵军副军长。但他一再向张进言，不要上蒋“一石二鸟”政策的当，要联共抗日，并拒不执行“剿共”的命令。他的骑兵军成了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和红军发生过磨擦的部队。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建立培养抗日骨干的军官训练团，其被任命为教育长。
1936年冬，他受张的委派到河北任五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他到任后，支持扶助了一一六师吕正操等部，使之成为该军的抗日中坚。同时，撤掉一批腐败分子，吸收了一批爱国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参加军内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表示坚决拥护，并做好了迎战准备。就是张学良被扣之后，也未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拉出自己的部队，在漳河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激战，重创日军，但他的队伍也遭到重大损失。当他正收拾残部、准备再战时，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只身奔赴武汉，相商大计。到武汉后，他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为营救张将军奔走呼号。当他认识到这是徒劳时，便转向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曾将党从香港运来的物资以及他在西安和五三军保存的武器，一次次送往延安；并组织东北籍进步青年和老部下，赴延安考察学习。
1938年春，他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邀请，准备去延安参加抗大的领导工作。就在他决定动身离开武汉的前夕，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他。特务机关对其多次审讯，企图从他身上多找些材料，以罗织所谓“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的罪名，但都被他严词驳斥。他先后被关押在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贵州息烽，最后被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宁死不屈、经常对狱中难友说：咱们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在狱中，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始终尽自己的努力，为难友、为同志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并始终坚定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党组织对他一直非常信任，白公馆地下党组织曾指示陈然与他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信息来源，办起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1949年11月27日下午，他在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被刽子手枪杀，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