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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黑白相间的鬈发，随意的牛仔裤和自己动手修剪的发型。即便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大卫·切瑞顿教授都鲜为人知、至为低调。学生们很少意识到，这位导师竟然是全球最富有的教授。看起来他总是喜欢反复饮用茶包，而且开着一辆老式本田车到处跑。“是的，我就是要这个效果。”大卫切瑞顿说。
尽管硅谷人士几乎全部是使用LinkedIn或Facebook这样的标配，大卫·切瑞顿对此不仅不理会，他甚至连Twitter也不用。事实上，这位教授并非凡人——他身价高达17亿美元，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学者。
上个世纪50年代，大卫切瑞顿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在家里六个
在那里，他的父母罗斯切瑞顿和穆里尔切瑞顿开了一个工程公司。穆里尔1946年完成了电气工程的学习，成为阿尔伯塔省的第二位女工程师。“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他们一家很特别，因为父母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大卫切瑞顿的同学卡尔弗利安说，卡尔弗利安现在是埃德蒙顿公立学校国际课程监事。
年轻的大卫切瑞顿对音乐很感兴趣。有两个暑假，他在班夫艺术学校学习音乐剧，曾经在多个歌剧合唱团里担纲表演和音乐制作。“回头想想，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理智的方式。否则，我会投入更多精力到数学和技术领域。”切瑞顿说。
他原本可能开心地玩他的古典吉他，但阿尔伯塔大学的音乐专业没有录取他，这让他意外地走上了之后的财富道路。“我的第二选择才是数
切瑞顿牢牢记得第一次接触电脑的那一天，他戏称那是自己的“史前时期”——高中的后两年。“我记得数学老师开始讲起计算机的话题，但我不能肯定之前是否有过一台。不过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计算机。”他说，“一直到大学一年级，我才第一次使用。”
一开始他在阿尔伯塔大学攻读数学，后来转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随后，他在滑铁卢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1年，斯坦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来到这里，“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斯坦福的计算机研究具有世界级的水平，我就想试一试，和大牛们比拼一下。”他对《斯坦福日报》说。
2005年秋天，切瑞顿教授向滑铁卢大学捐赠了2500万美元，作为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获得杰出成就的奖励。滑铁卢大学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了计算机学院。
创业投资
爱好“天使投资”的教授
在计算机之外，大卫切瑞顿教授有很多爱好。他喜欢音乐和帆板。作为投资人，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对于创业的兴趣。“如果做一件概念新颖而且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会变得很兴奋。”
切瑞顿事业的转折点大概是在1995年，当时他参与创建了一个叫做GraniteSystems的公司。
在它成立仅14个月之后，思科就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家公司。这次收购，让切瑞顿拥有必要的资本，可以投资其他的创业。
“在我做教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完全没有什么钱可以用来投资。”切瑞顿说，“好像是一夜之间，我从需要担心怎么还房屋贷款，到还清贷款，再也不用想贷款的事。”
从那时开始，就有斯坦福学生来找切瑞顿教授，请他投资他们的公司，或者就是简单地请他给些意见。在GraniteSystems之后，他对很多硅谷的创业公司都有贡献。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当然是1998年他给两位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投资了10万美元。他印象很深刻，当时他还带了这两位博士生去见硅谷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
切瑞顿曾经表示，“谢尔盖布林对自己打算做的事情一向直言不讳并且更具有侵略性。而拉里佩奇则要细致周到小心得多，他性格有点内向。我觉得拉里佩奇更适合做科学家而不是CEO。”不过，今天谷歌的CEO已经由拉里佩奇接任。“公司发展到了不同的阶段，需要显得成熟稳重些的人吧。”他说。
除了投资，切瑞顿还担任过这些公司的咨询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拥有计算机和商业两方面的专长，他不仅和投资人沟通，也带来了客户和产品上的想法。他最新投资的公司叫AristaNetworks，这是一个加快服务器的数据转换的专业公司。
相对投资成功，切瑞顿把自己给计算机领域带来的变化看得更重一些。“我不觉得钱这个东西很有趣，它只是用来让新事物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我所做的事情，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工作。”
1998年，还在斯坦福上学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两位谷歌的创始人)找到大卫·切瑞顿，就在后者家中的门廊展示了他们的创业项目。切瑞顿教授和他的朋友安迪贝托谢姆当场开出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支持这家还没有走出宿舍的小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谷歌公司。
“那时，他们在筹集资金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不认为这应该是个大问题。”切瑞顿回忆道。自此，他成为投资谷歌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
而当初雅虎和Excite公司都曾将谷歌开发的算法拒之门外，并因此错过天大的好机会。
在福布斯2013年3月发布的亿万富豪榜单中，大卫·切瑞顿以17亿美元身价成为加拿大最富有的20位富豪之一。
不过，他从未变现过在谷歌公司的投资，一直过着低调而且朴素的生活。“我觉得在投资方面我非常幸运，但在花钱这个问题上我的思维方式跟乞丐没什么两样。”他说。
如果媒体谈到亿万富豪应有的生活方式，他会显得很不高兴。“我觉得那些人建一个有13个洗手间的房子，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还是在斯坦福任教，乐于投资一些初创企业，尽管年纪渐长，但他依然坚持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