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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由唐人赵蕤著，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原名《长短经》，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
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说：“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
《反经》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人赵蕤所著。《反经》“不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以发展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做了一次全面的阐述和总结，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物，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真正做到识人量才、知人善任。
史有《资治通鉴》，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知道，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一本是被历代君臣推崇的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而另一本即不为人熟知的《反经》。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反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反经》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反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读《反经》，以古为镜，慎察既往，以戒今失。春风得意时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穷途末路处也许正是柳暗花明时，得失之间，坦然淡定。
赵蕤(ruí），字太宾，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
唐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唐书·艺文志》亦载：“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与光宪所纪略同。惟书名作《长短要术》为少异。盖一书二名也。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志》与晁公武《读书志》卷数并同。今久无刊本。
王土祯《居易录》记徐乾学尝得宋椠于临清。此本前有“傅是楼”一印，又有“健庵收藏图书”一印，后有“乾学”一印。每卷之未皆题“杭州净戒院新印”七字。犹南宋旧刻，盖即士祯所言之本。然仅存九卷。未有洪武西已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疑书贾伪托。）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然勘验所存，实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传写之误也。第一卷八篇，题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题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则有子目而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题曰“霸纪上”；第五卷一篇，论七雄之事，题曰“霸纪中”；第六卷一篇，论三国之事，亦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霸纪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题曰“权议”；第八卷十九篇，题曰“杂说”；第九卷二十四篇，题曰“兵权”。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则今不可考。篇中注文颇详，多引古书。盖即蕤所自作。注首或标以“议曰”二字，或亦不标。体例不一，亦未详其故也。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