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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秭归。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94年到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区）”。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一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
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
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二、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
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三、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唯有宋玉却为屈原写悼辞，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辞的人。其辞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宋玉在悼辞中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杰出的辞赋家。
屈原祠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建设三峡工程时，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复建的新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
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
屈原墓
屈原墓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
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
屈原岗
屈原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相传屈原流放于汉北，他听说楚怀王欲到武关（今陕西商洛东）与秦王会盟，便在此岗拦住怀王“扣马谏王”，秦如虎狼，决不能去。怀王不纳，屈原在岗上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舆之败绩。”后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后人为纪念这一事件，将此岗称做“屈原岗”。岗上原有一座屈子庙，内塑屈原披头散发、面孔朝天的行吟图像。现仅存“屈原岗”三个大字的青石碑一方。屈原岗是全国唯一历史遗存下来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已经成为西峡屈原文化的一张名片。
明代诗人李蓘《屈原岗》诗：“灵修何到此，应问古迹难。试向高冈想，将无是屈原。”
明嘉靖《南阳府志》：“内乡县（今西峡县历史上隶属于内乡县）有屈原冈——三闾大夫扣马谏怀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内乡县志》卷一详细记载：“屈原冈在（内乡）县北60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淅时也。”
屈原庙
河南西峡屈原庙是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这里关于南阳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见于正史的最早的关于屈原纪念建筑的记录，这说明最迟在东汉，南阳已建立了屈原庙。
屈原庙位于屈原岗上，有三座各三间的清末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瓦房，是历代文人墨客祭祀吊唁屈原西边那座正间后山墙镶有清戊寅年间（1878年）内乡知事高袖海题写的石碑文，石碑正中竖写：“楚三闾大夫屈子神位。”左右两侧镶刻有对联，上联为“清节表三闾想当年芷泽行吟香草馀骚客赋”；下联为“忠魂昭一代怅今日菊潭奉祀落英犹是楚臣餐”；横批为“清忠一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重修着屈原庙石碑，碑文记载：“此屈夫子祠也，据屈夫子祠肇建于关帝庙东边，渺焉，斗室不堪容膝，乡人士爰改建于兹，规模极欲其合法，栋宇力求其宏畅，庶有以慰夫子在天之伟大忠魂于既祗，申屈拜者亦得以进退周旋而无憾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吉日。”屈原庙的墙壁上绘制有大量具有楚风格的壁画，屈原庙现存主要文物还有：明朝“犀牛望月”柱顶石、“八仙过海”洗舆用具、清朝“二龙戏珠”碑碣、功德碑等文物30余件。
中国屈原学会的专家曾到屈原庙考察，认定屈原庙里的壁画和湖南马王堆里有相似的地方，并在屈原庙的墙壁上发现有唐代的方砖。由此推断，屈原庙在唐代已经修建。
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始于南朝的文献。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南朝梁宗懔编撰的记录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