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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登（1664年～1735年），姓富察，吉林乌拉街人。隶满洲镶黄旗，清代官员。康熙二十三年（1684），任清康熙皇帝侍卫。康熙三十七年（1698），从京城返回故里任第四任总管。康熙五十一年（1712），奉康熙帝之命，代表清政府与朝鲜李朝京官李义复等人赴长白山分水岭处议定中朝两国边界。康熙五十八年（1719）授吉林副都统，转年授吉林、乌拉街两城八旗兵前锋统领。雍正三年（1725）出师新疆，任阿尔泰等处地方将军，事后返吉。雍正十年（1732），再次率兵赴新疆巴里坤驻防，授内务大臣。雍正十三年（1735），因劳累成疾病逝。卒后，清世宗雍正帝追封他为“光禄大夫”。
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帝圣旨，第二次踏查中朝边界，查找界江鸭绿江和图们江（当时，清王朝称之为土门江，朝鲜王朝称之为豆满江）源头，并于两江分水岭上立下“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的石碑为记。事毕，又委托朝鲜在图们江源的无水陆地处竖立木栅、石堆、土堆等标示物，以示图们江以北为中国界，以南为朝鲜界。此后170年间，两国对图们江界河均无异议。19世纪末，大量的朝鲜民众越境，迁入图们江北岸的中国境内垦种、定居，被称为“垦民”。1881年，清廷对延边地区开禁垦荒，翌年，朝方要求“刷还”全部垦民，清廷又给以一年的期限。1883年，朝方在无法“刷还”垦民的被动情况之下，向清廷提出穆克登碑所刻之“土门”界河非图们江、图们江非中朝界河、图们江北岸为朝鲜领土的主张，所谓中朝边界问题由此而产生。为此，两国于1885、188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勘界与谈判，最终进一步确认了图们江为中朝界河的历史事实，仅就图们江最北的两条源头——红土山水和石乙水的合流点以西之地域，以两者中之何水划界则悬而未决。1964年后，中朝边界线得以定论。
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开拓北方领土，在图们江中下游南岸地区设置六镇之后，图们江开始成为中朝两国习惯上的天然分界线。清王朝全面继承了明王朝的疆域，延续了明代中期以后以今图们江中下游明确河段为界的习惯分界线，江北为中国疆域，江南为朝鲜国土。
清康熙朝时，穆克登两次奉旨查边。第二次查边，定下两国界河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源头，确定以小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在小白山分水岭上立下石碑，以标示两江之源。穆克登委托朝鲜在其指定的最北的图们江源头和小红丹水之间筑设标示物，但朝方施工时违背穆克登的本意，沿北去的松花江上源——黄花松沟子筑设了石堆、土堆。后来穆克登死后清政府更没留意这件事了。
穆克登碑失踪前位于天池东南约八、九里处，220余年间该碑被屡次从初立位置向中国方向挪移。
1883年，朝鲜王朝向清王朝提出图们江非中朝界河，海兰河为穆克登碑文中的界河“土门”。1885年，中朝两国进行了勘界与谈判，清方坚持“土门”即为图们江，朝方改称黄花松沟子为“土门”界河。两国对长白山中朝边界情况做了详细勘查，但界谈未取得一致结论，对“土门”为何水未达成共识。1885年界谈后，朝方自行放弃了“土门”非图们江的观点，承认中朝两国原本就以图们江为界河的事实。1887年，双方进行了第二次界谈，讨论图们江上游地段以何水为图们江正源并以之分界。清方主张以石乙水分界，朝方主张以红土山水分界，谈判始终未达成一致，最后朝方提出听由清光绪帝裁决。光绪帝命以石乙水分界，朝方仍持异议。1897年之后，朝方又重新提出“土门”非图们江，只因无法自圆其说，最终不得不放弃。
15世纪中叶之后，大致上以图们江为习惯边界线、长白山以南尚有中国领土；穆克登查边前，三江口以东地段以图们江主河段为界，三江口以西的图们江上游地段界限未明；1712年穆克登确定以小红丹水为界；“丁亥”界谈后光绪帝裁决以石乙水为界；1909年《间岛协约》约定仍以石乙水为界；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朝两国确定以红土山水为界，并将长白山天池一分为二。这一过程中，朝鲜领土不断向北方拓展，中国领土则一再缩减。
公元1712年，清康熙帝派乌喇总管穆克登赴长白山查看中朝边界界河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段，同时知会朝鲜政府。朝鲜政府遂派汉城府尹朴权、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为接伴使，并派若干军官、译官随穆克登上长白山。5月15日，穆克登在长白山顶分水领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源头立审视碑（朝鲜称定界碑）。碑文中有“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图们，故于分水领上勘石为记”。穆克登同时发现图们江江源地段，从江源往下．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两岸草稀土平，不易辨认边界。因此就商于朝鲜接伴使朴权，建议在图们江江源地带数十里不见水痕地带，设棚立标。朝鲜朴权同意，并建议由朝方承担。两国边界设棚立标本为大事，理应双方共同参与，但穆克登竟将此事完全委于朝鲜，而后回国，盖因时朝鲜为清藩属，而朝鲜在该地实际上有替清廷看家护院的职责，尤其在后来的封禁时期。因此，朝鲜王国方面并无逾越之胆，而且多次请清朝发还越界耕种的朝鲜农民，并且斩首示众，已示向清朝的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