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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某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便提出问题之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
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刚刚建立，赵匡胤就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口吐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里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然而，当天子太过艰难，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
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而且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拆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此番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且从此再不授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已没有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第四，立而不设制度。将殿前司的首二帅和侍卫司的首三帅不再除授，以致侍卫司只余下马军和步军的统帅，而没有了原来统合两军的马步军统帅，即是将侍卫司分裂为二。这种在制度上将最高的五个职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军统帅的职权，使军权服膺于王权。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