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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宋教仁入读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宋教仁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宋教仁结识了黄兴，并成为挚友。同时，因不满清政府统治，他开始倾向革命。11月4日，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决定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25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于12月13日抵达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加入并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同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宋教仁一度回到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提供了有力证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举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宋教仁由此开始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事务。
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了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宋教仁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1月13日，离开武昌，赴上海；12月初，抵达南京。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被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民国2年（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子弹从宋教仁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嘴边，喘息地说：“我痛得厉害，起不来了……”，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宋教仁的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
《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
其一，在民国初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宋教仁极力主张政党内阁制，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的。当时，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孙中山与宋教仁在办法、策略上有所不同。孙中山在让位时，为限制袁世凯，曾在辞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中附加三项办法条件。这样，主张“办法条件”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倡导真正的政党内阁制者，以宋教仁为代表。
针对孙中山的“办法条件”，南北方较量的结果是临时参议院允准袁世凯在北京受职，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内阁虽是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的，却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存续不足三个月便告解散。此后陆征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被袁世凯势力所控制，也难负责任内阁之责。如此孙中山的“办法条件”并未能对袁世凯产生更进一步的限制作用。相比较而言，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制并力求付诸实践，则给袁世凯带来了有可能剥夺其政治统治的实际威胁。对此，袁世凯的反应是，“以攀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在相互间的斗争中，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由此不难看出，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问题上，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制，较之孙中山的“办法条件”，是更具威力和实际作用的。
其二，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如果说是孙中山创建了中国同盟会，那么，也可以这样认为，是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蔡元培也说，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建为国民党，是宋教仁“百计联络”的结果，是宋教仁而非他人做到这一步。
在国民党成立之后，宋教仁因孙中山正忙于筹办铁路计划而被委任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实际上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尽管孙中山、黄兴对国民党的成立给予了支持，但是，当时孙中山的注意力和政治活动的重心是不在国民党上的。仅仅认识到是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尚不足以揭示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上，一方面，宋教仁不仅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和武装斗争，而且实际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及其国会竞选活动；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成立，是顺应民初政治发展要求的，同样表现为一种历史进步。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认为他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是不过分的。宋教仁为推行政党政治，实施民主宪政而献身，在民主共和政体建设，以及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同孙中山等人一样，宋教仁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这种认识主要源于他的革命经历。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后，宋与黄兴等人逃亡到了日本，这期间是他的政治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期、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通士官制》等，这使他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
宋教仁主张中国采取单一国制，即中央集权，并制定宪法予以保证。主张通过全国大选产生国会，由国会自主制定宪法，既不受外力干涉，也不要被居心叵测之人操纵，否则，宪法就不能代表“共和之精义”。但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形各异，武昌首义后各省都督均由地方选举产生，宋教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也是为了反袁斗争的需要），认为各地行政长官可由地方选举再由中央委任，并且各省有一定的立法权限，但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他认为下放到地方的权限可以有：①地方财政；②地方实业；③地方交通业；④地方工程；⑤地方学校；⑥慈善公益事业。这些权利，中央不应干预。
中央政府的政治架构，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就从农业、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财税政策、外资利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金融机构的完善与金融市场的培育，国税、地税的分开征管与分配，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宋教仁曾任唐绍仪内阁农林部长一职，他在任期间“制定了奖励开垦、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设立农业金融机构、开发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筹设牛种场、改良渔业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
宋教仁还不排斥外债，虽然他知道大量的外债会导致亡国，但是他认为只要保持外债均势，就能避免惨剧。并且，宋教仁还根据形势，提出了制日联美的均势外债方案。然而，由于外债的用途、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均势外债的策略难以发挥作用。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与其政治思想分不开。他认为“教育必须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务，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参加政治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任制法院院长，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并主持创办了江汉大学。他提出了“教育为立国之本”、“强国之要，学战为先”的教育强国主张，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发展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论”。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报刊政论家。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始终比较重视新闻实践工作，在筹建革命组织，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从未放弃文字宜传的斗争。光绪三十年（1904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进行反满的民族主义和反帝的爱国主义宜传，以至嗣后该刊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以《民报》的面目出现，为革命摇旗呐喊。从此，宋氏的报刊宜传一发不可收拾。他还直接参与创办、指导和支持其他革命报刊，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实践工作的有力领导者和组织者。宋教仁的新闻思想始终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怀。他虽然未曾提出明确的新闻主张，但散见于他所发表的政论、文论、日记、讲演中的新闻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色和时代精神。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①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②至于建置内阁，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忠、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民国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中国近代政治家梁启超：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