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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第一期考古发掘，揭露出大批与宋、元、明三代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而且时代顺序清楚，功能相互关联，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更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10月至12月进行的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弄清了造纸作坊遗址的整体布局状况、造纸型水碓的形态演变，完善了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的工艺流程，新发现了元代抄纸房遗迹，进一步证实了华林造纸作坊始建于宋代，并对华林古代造纸的规模与商贸路线有了详细的了解。据介绍，在福纸庙作坊区650平方米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各类与造纸相关的遗迹共28个，在周岭村清理水碓遗迹7座，西溪村清理水碓遗迹7座，这是目前我国发现造纸遗迹多的遗址。专家称，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这无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早的造纸遗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高安市博物馆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宋代至明代时期水碓16处、沤竹麻坑20多处、槽房10多处以及蒸煮、拌料、漂洗、槌打台、烧灰坑等造纸作坊遗迹；出土了宋代至明代青白瓷、青瓷、青花瓷、黑釉瓷、白釉瓷等几百件瓷器；还出土了宋代铜钱，元代铜镜、铜盂、石砚，明代烛台等大批文物。为进一步揭示和论证其价值，高安市召开华林古代造纸作坊遗址专家论证会。
2005年，位于宜春高安市华林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东溪行政村的周岭村，江西省第三次全省文物普查正在进行。负责此次普查的高安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周岭村的山间梯田里，共调查发现了16座水碓遗址。水碓，是一种从西汉末年开始出现的利用水力舂米的石具。在偏僻的周岭村发现如此密集的水碓遗址，这引起了考古调查人员的密切关注。为了弄清这16座水碓遗址的用途与年代，同时也为配合2007年4月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年9月至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进驻周岭村，对水碓遗址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试掘。2009年10～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华林造纸作坊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此次发掘发现了宋代至明代时期水碓9处、沤竹麻坑10多处、槽房10多处以及蒸煮、拌料、漂洗、槌打台、烧灰坑等造纸作坊遗迹，还出土了宋代至明代青白瓷、青瓷、青花瓷、黑釉瓷、白釉瓷等文物百余件。
除在石脑头溪两岸清理7座舂打竹麻的水碓外，还在福纸庙作坊发掘区揭露出宋代的沤竹麻坑、陶引水管和烧灰料的灰坑；元代的沤竹麻坑和抄纸坊；明代的沤竹麻坑和烧灰料的灰坑、蒸煮竹麻的大片烧土块、晒料与拌灰的工作台、堆放石灰的混砂土以及沤竹麻坑的尾砂坑等与古代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此外，还有一些挡土墙、排水沟和柱洞、柱础等房屋遗迹。其中宋代沤竹麻坑（H7）为不规则长方形土坑，南北长4.2、东西宽2.1、深0.3米。东壁较清楚，南、西、北面遭到部分破坏。H7应是遗址中早的沤竹麻坑遗迹。元代沤竹麻坑（H3）仅残余一段半月形的石砌坑壁。但从所处位置分析，H3是在宋代沤竹麻坑H7的基础上加以改建和扩建形成的。明代沤竹麻坑（F1）为长方形石砌水池，长11.45、宽1.53、深0.5米。水池被石墙分隔为南段和北段，但有水沟相通。1号水碓呈南北向。水车池用石块垒砌，长方形，内空长2.7、宽1.9米。东侧和西侧边墙的最上一层是麻石质长条形石梁，中间相对处留有一承放水车轮轴的卯窝；南墙的最上一层也是麻石质长条形石梁，留有两组承装碓杆的榫卯，说明这处水碓是一车带两碓杆的结构。1号水碓据最底层出土遗物，其废弃时代可能为明代中晚期。7座水碓的大小和布局基本相同。但在工作间正对碓杆位置、承接碓头打击的部位，结构可分为三类：1号与3号水碓是安放1个石臼和1块带有凹窝的长方形石板；2号水碓安放的是两个石臼；4～7号水碓则安放2块石板。带石板类型的水碓专门用于造纸。而1、3号两个安放1个石臼、1块石板的水碓，其用途为加工粮食或纸浆。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早的一处造竹纸的作坊遗址。它的发现，对探讨造纸术的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发掘出的明代造纸作坊遗迹，基本上反映了从伐竹到制浆的造纸工艺流程，可再现《天工开物》中“造竹纸”之“新竹漂塘”和“煮楻足火”的情景。这为研究明代中国南方先进的竹纸制造工艺及探寻明代西山造纸官局所辖纸厂的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忠培到周岭村实地考察后说，过去我国考古只发现过古代的纸张，还没有发掘过造纸的遗址，现在在华林发掘出古代造纸作坊遗址，在全国这是第一次，是我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开创了科技考古的一个新领域。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纸史委员会主任陈思亮说，这对探讨我国造纸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