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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
小说以约德一家为代表，记叙了他们一家十二口从俄克拉荷马州向加利福尼亚州逃荒的艰难经历。他们将家中的一切变卖后，换来一辆破旧的汽车，一家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轻的诺亚和康尼则在半路上开了小差。到了加州，一切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压低佃农助工资，各地势力敲诈勒索和迫害流浪的农民。于是农民愤怒了，他们团结起来，奋起抗争。小说标题《愤怒的葡萄》中的“愤怒”便是对导致人们贫困的不公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抗议。
20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生态灾难的形成，与一战以及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而大量种植粮食和棉花有直接的关系。“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做军装吗？只要老打仗，棉花的价格就会涨上天。”“你们知道棉花对土地起了什么作用：它把土地弄坏了，吸于了地里的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当时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出口国俄国的小麦通道被土耳其截断，人们就把眼光瞄准了美国的大平原。当美国总统威尔逊把美国领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发出了一个爱国的、预示小麦高价格的呼吁：种更多的小麦，小麦会赢得战争。”
当时，美国已经摆脱了19世纪的孤立主义而醉心于20世纪的全球主义，随着美国越来越热衷于世界霸权，工业主义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大行其道。这些国内国外的情势对资源造成了前所末有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迫切要求美国的大平原生产更多的棉花支援战争，生产更多的小麦养活国内的人口。《愤怒的葡萄》的作者告诉我们：“乐土的梦想之所以破灭，并不是因为土地自身的先天不足，而是因为人的贪婪和暴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的进步。”
1937年秋，作者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吉姆·凯西
吉姆·凯西原是一位美国乡村传统的、热衷于传道的牧师。他是斯坦贝克以现代基督形象构思出来的一名典型人物。在通往加州的路上，他亲眼看到了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目睹了大批农民饱受压迫奴役的残酷现实，他开始怀疑自己所宣传的宗教信仰，他渐渐地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仰—政治信仰，由一名虔诚的基督教转向一名积极激进的政治活跃分子，决心为劳苦大众服务。他赞成和支持流动工人为要求正义和公正待遇团结起来形成合力、他出狱后积极组织罢工，号召：一大农业工人团结起来，反抗财主的暴虐，与地主老财开展斗争。最后，他在暴力冲突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汤姆·乔德继承他的事业。
汤姆·乔德
汤姆·乔德是中心人物，他深受吉姆·凯西激进思想的影响，曾参加过多次罢工斗争、在斗争经历中，他深刻地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他极富个性，非常直率：既善良，又诙谐、在他身上，潜藏着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他认为个体的灵魂仅仅属于整体灵魂的一部分，只有将个体的一部分融入到整体的灵魂之中，方能显示出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吉姆·凯西死后，汤姆·乔德决心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意志，将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卜去，他意识到，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只有斗争才有出路，才有他们的话语权利，他要团结更多的和他命运相同的人，为给自己家人和苦苦挣扎的人们寻找一条更好的生活之路而奔波，为社会改良而奋斗。
母亲
母亲是位家庭主妇，是乔德一家最有权力的发言人。同时，她也代表着理想的母亲形象。在乔德一家艰难的西迁之行旅途中，她渐渐地代替了意志消沉的父亲，成了团结带动全家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为了维持家庭这一个集体，她能够同男人们进行很有力的对抗、她还经常向其他贫苦乡亲伸出援助之手、她能够很好地同自己的儿子汤姆进行沟通，支持儿子继承吉姆·凯西的事业、她让女儿罗莎香用自己的奶水去救一位饿得奄奄一息的陌生人。对家庭和社会，母亲都是爱的象征，在她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互助友爱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斯坦贝克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表达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赞美。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使她的母亲形象更加完善。她细心关受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菩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她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另一个必须关注的是罗莎夏这个人物。她接过了母爱的大旗，把爱心传递。她在许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替妈妈照看生病的奶奶，她不但帮助奄奄一息的人，也帮助活着的人。尽管她有孕在身，还忙着做饭、洗衣、摘棉花，帮着挣钱养家。最为感人的是，罗莎夏忍受着孩子天折的极大痛苦，用自己的乳汁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正如乔德妈在最后说的：“从前总是先照顾到自己一家人。现在不是这样了。对谁都是一样。日子过得越不顺当，越要帮别人的忙。”作者还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们成了一体，我们也就神圣了，人类成了一体，人类也就神圣了。”人类中心主义不但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导致人与人的对立。斯坦贝克笔下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
在斯坦贝克的观念中，人与人互不了解，难以沟通，生活有时甚至是无望的，但斯坦贝克始终保持着一点希望的火花，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能抵达乐土的。从小说最后一句话罗莎夏“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这句话看出，作者认为只要普通人之间互相关照，生活是有希望的。这就是他的灵感的来源，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所在。他认为人类有面对失败不气馁、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所在。
生态女权
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在这一结构体系中，女性必须服从男性的利益，自然则必须屈服于机械化和文明社会的主宰。而生态女权主义正是结合了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肋目标，挑战一切统治关系，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观和社会结构。它的目标是改变权力结构本身。《愤怒的葡萄》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是为了凸显大地的母性特征及其神性，因为斯坦贝克敏锐地观察到，要想真正恢复对土地的敬畏，人类必须颠覆男权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即土地的他性特征。斯坦贝克相信，作为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妇女将起到重要作用，给危机中的美国社会带来生机。
总体风格
《愤怒的葡萄》显示了作家纯熟而多样的写作技巧。从小说结构上看，作者显然受到多斯·帕索斯《美国》的结构的启发。小说的整体线索是俄克拉何马的农民西去加利福尼亚逃荒，围绕这一线索，作者插入一些辅助章节，为乔德一家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一幅完整的全景。概括性的陈述和具体细节的描绘，两者结合构成了一幅人世间的画卷，形象深刻，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在人物描写上，斯坦贝克通常从外部描写人物，而不是探究每个人物的微妙心理。小说那种史诗般的广度，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了类型化而不是个性化人物。约德一家实际上是受苦受难的人类自我象征，他们的命运具有普遍性。凯西也是一个类型化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现代基督式的人物来构思的。因此，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个性特征显得笼统、模糊。
此外，斯坦贝克还善于采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增强小说的表现力和含蓄力。他还常常在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插入充满激情的抒情描写，以表达他对人物和事件的爱与憎。
蒙太奇
《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大量使用的主要是蒙太奇的常规形式，尤其是连续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和音画蒙太奇等。展示乔德一家的西行历程，主要是用连续蒙太奇的形式进行的。所谓连续蒙太奇，就是沿着一条单一的情节线索，按照事件的逻辑顺序，有节奏地连续叙述，表现出其中的戏剧跌宕。这也是这部名著极具电影化想象并易于被改编成电影的显在特征之一。第5章，通过田地业主和银行代理人与佃农的对话、拖拉机开进田野驱赶佃农的场面以及拖拉机驾驶员和佃农的对话等音画蒙太奇场面，戏剧性地展示了佃农的田地是怎样被土地所有者或者说被拖拉机和银行这两个无生命的怪物收回的。这里，蒙太奇的电影文法，使斯坦贝克可以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卷入冲突的不同阶层的人物群体，以便使读者看到类似电影假定性中的俄克拉荷马人的全景。
“葡萄”一词的含义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在《圣经》中“葡萄”一词包含着多层的象征意义。其中之一，“葡萄”象征着主耶稣的子民。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主是真葡萄树“中，耶稣对民众布道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由此可见，在圣经中耶稣把自己看成是一颓“真葡萄树”，而跟随他的苦难的民众——他的子民，则是“葡萄树“的“枝子”。斯坦贝克把《圣经》中“葡萄”的这层含义用进他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用“葡萄”来象征成千上万受尽压迫的劳苦大众，真可谓是独具匠心。
《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
有一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取名《快乐的葡萄》，内容是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而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
《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小说家。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塞利纳斯镇一个面粉厂主家庭。在母亲的熏陶下，很早就接触欧洲文学。1920至1925年间，他曾在斯坦福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和海洋生动学课堂，并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写作，192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后发表两部小说《天堂的牧场》和《献给一位无名的神》，都未引起重视。1935年《托蒂亚平地》出版，立即受到好评，此后又发表《胜负未决的战斗》、《鼠与人》、《长谷》、《愤怒的葡萄》是他的代表作。获普利策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欧洲当过战地记者，写过报道和宣传作品。后期主要作品是两部长篇小说《伊甸园以东》和《我们的不满的冬天》，斯坦培克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