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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律师纽兰在礼教传统的熏陶下长大，满心欢喜地盼望早日与同阶层的美丽女子梅缔结婚姻，并在欢迎梅的表姐埃伦的宴会上宣布订婚。埃伦嫁给一个一事无成的贵族后裔后，不甘做为装点丈夫客厅的花瓶和无爱婚姻的活祭，毅然决定离婚，回到自己的故乡。由于她的行为不符合当时上流社会的习俗规定，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荡妇，受到亲友的侧目与不齿，而纽兰却被无拘无束、见解独特的埃伦深深吸引，埃伦也因他的真诚相助而对他倾心。相比之下被旧贵族礼教培养出来的梅显得循规蹈矩，索然无味。但是慑于社会传统习俗的巨大威力，纽兰还是与梅提前举行了婚礼。婚后纽兰益发感到自己陷入传统婚姻的陷阱，频繁地约会埃伦，打算孤注一掷与她私奔，但梅怀孕的消息使埃伦毅然断绝了与纽兰的感情纠葛，出走巴黎，纽兰从此忠实地履行着他对社会和家庭的职责。直到多年以后；梅因病离开了人世，长子婚前与纽兰同游巴黎，要父亲去看望埃伦。到了埃伦家门口，纽兰却失去了进去的勇气，在楼下公园的长凳上独坐良久后，一个人回到旅馆。
《纯真年代》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在经历了战争的残医与血腥后，社会的发展和唯利主义的盛行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面临理想破灭带来的痛苦，人们视如何生存下去为生活的主题。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陈规旧俗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独序为个人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活动空间和广阔的发展天地。与时代的新旧交替相适应，美国文坛经历着从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的过渡。
《纯真年代》的时代大背景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代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绅士淑女化的时期。上流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装点门面”，用圣洁和正直的保护着装饰他们的每一个行动。而且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对别人的不幸置若惘闻。这种高雅传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地方主义。对不高雅事物的惧怕和回避必然带来对新的未知事物的恐惧，因此那些注重名誉的人们便组成孤立的封闭性小社区，借以排斥一切所谓“外界”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的转型期，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作者的成长经历和创作历程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在人们研究华顿的作品时不难发现，个人生活丰富大胆，同时婚姻并不美满的女作家的确有着把自己的生活和爱情融入故事情节的倾向。作为美国内战后50年间的女性作家，华顿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与敏锐观察描写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个人追求和情感纠葛，尤其是她们在传统婚姻、家庭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两难抉择。
对婚姻情感和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关注是华顿小说创作的核心。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镜子，从独特的视角探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中女性的命运和地位，《纯真年代》称得上是对作者婚姻观和本我的最集中体现。小说中华顿以其细腻的笔触刻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老纽约”上流社会与她本阶级的女性形象，而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如何通过礼俗及传统的婚姻来对女性实施占有与压抑，在这篇小说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纽兰·阿彻尔
纽兰在婚姻问题上的矛盾是他内心最激烈的挣扎。在19世纪70年代的男权社会中，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就是取悦男人，服侍男人；而婚姻于男人来说，可以是为了利益的扩充（如两大家族的联姻），可以是为了虚荣心的满足，也可以是为了责任，总之无关真爱。纽兰在与梅的婚姻中，深知梅的幼稚无知，但梅满足了他所期待的一切，可以说是满足了男性极大的虚荣心。几千年来让人因循守旧的习俗，梅背后的坚固的封建世俗束缚着纽兰，压抑着纽兰内心对自由，对新事物的冒险。最终，纽兰情不自禁地追求埃伦，那种对真爱的向往的狂热是无法压抑的。然而纽兰似乎已经把遵循那个社会阶层的道德风尚视为他的第二天性，他胆怯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二者的矛盾就像是天杆两边的砝码一样深深的纠缠着他。当梅告诉他，她怀孕了。纽兰顿时感觉这一重磅法码压向了天杆责任的一边。多年后，梅去世了，纽兰和儿子受到埃伦的邀请来到巴黎，但最终纽兰没有上楼，纽兰最后的放弃，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复杂的心境的体现，可能是他的锐利的视角，潜在的反抗意识在长期与梅的婚姻中被完全的湮灭，他已恐惧去接受任何新的事物；可能是他对埃伦的真爱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回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完全的屈服于这个社会的强大压力下。
梅·韦兰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之一梅·韦兰是一个典型的“家中天使”。她美丽纯洁，富有活力。华顿夫人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将地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身穿银白色服装。头上戴着银白色花朵的花环，那位身材高挑的姑娘（梅）看起来就像刚狩猎归来的狄安娜女神。”在纽兰的眼中，梅就是纽约上流社会训练出来的完美淑女的典范：“作为他归同并信奉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令人惊叹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都全然不知，却又期待着得到一切。”和纽兰的结合得到了双方家庭的祝福和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的赞美，真正可以称为“金玉良缘”，注定有一个童话般的完美结局。
除了纯洁优雅，梅似乎乏善可陈，至少纽兰是这样认为的：“假如优雅，到了最高境界竟变成其反面，帷幕后面竟是空洞无物，那将怎么办呢？”带着智力上的优越感，他将梅归类为肤浅狭隘的旧时代女性。直至梅提前告诉埃伦她怀孕的消息而成功将埃伦放逐，她更被贴上了“工于心计”的标签。
事实上，梅在整个故事里是处于一种失语状态的。在接受了传统家庭的教养和上流社会的熏陶之后，梅已然成为一个完美的“他者”，永远生活在一个被观察、被要求、被评判的氛围里。梅纯真但绝不无知，优雅但绝不缺少勇气。在纽兰恳求她将结婚日期提前时，梅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焦虑不安。她意识到可能纽兰正为另一份情感困扰，因此说出了这段让他惊异非常的话：“我一直想告诉你，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他们的做法会违背公众舆论，那也可能是对的。”连纽兰都承认“这种置传统全然不顾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东西”，只可惜他没有深究罢了。
梅纯良友善的天性不允许她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因此她支持纽兰摆脱社会习俗的羁绊去寻求真爱，即使这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她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梅确实像她所酷似的那位女神，充满勇气和高贵。
埃伦·奥兰斯卡
与梅的天真单纯相比，埃伦·奥兰斯卡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她美丽自信、成熟坦率，有着更多的经历和阅历。她充满艺术气质和异国情调，正如纽兰深切感知的那样，她更像黄玫瑰，太绚丽太浓烈。这样一个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上流社会很明显是一个“异类”。仿佛一个外来世界的“入侵者”，她介入了人们如一潭止水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话题。
埃伦的父母是欧洲大陆的漫游客，在经历了幼年的漂泊之后，她失去了双亲，被具有吉普赛气质的姑妈收养。她从小接受了昂贵但很不连贯的教育，包括艺术和音乐方面。后来她与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波兰贵族结了婚，而这位伯爵，据说“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而且他对两者都不借任何代价”。在对自己的婚姻彻底失望之后，埃伦回到了纽约，寻求离婚。
在纽兰的眼里，埃伦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她身上散发着美的神秘力量，在她毫无做作的举目顾盼之间有一种自信。”而且，不幸的经历给她留下了烙印，“她异常地沉静——她的动作、声音、低声细气的语调都异常沉静。”甚至在范相卢顿夫妇举行的宴会上，尽管她是唯一一个年轻女子，但她的眼神却似乎比纽约那些高贵的老年人还要成熟。而造就这种成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
埃伦回归纽约是追寻自由而来的。她渴望在纽约这个她服里“像第五大街那样直来直去…一切都贴着诚实的大标签”的美好世界里重新出发，摆脱残忍霸道地囚禁她的丈夫，忘却所有难以言说的苦难，在家人温暖的怀抱里，重新变成一个彻底的美国人。但是她没有料到的是，“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她显然对它的仁爱抱了过高的期望——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埃伦的回来在她的家族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她所诉请的离婚更是一个不能提及的字眼，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丑闻。为了家族的名誉，他们情愿牺牲埃伦的个人幸福。
伊迪丝·华顿精确描绘了纽约那个时代的社会和习俗。人物在绝对的禁锢中呆滞、做作而虚伪的标准、例行琐碎事物的单调枯操、热诚的逐渐僵化、感情的麻木，生命的活力丧失——这些都有丝丝入扣的出色刻画。她形象地将之称为“一种用符号表示的天地，在那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直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示。”
华顿对于她所在的上流社会的矛盾在《纯真年代》中得到充分的阐释，既是否定，又有肯定。《纯真年代》的主题非常耐人寻味，华顿无情地嘲讽了她自小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及其保守可笑的道德观念，但华顿又肯定了这样社会中的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包括体面、诚实和责任等等。华顿对于现实社会的这种肯定，实际上是个人对于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的一种屈服，一种无奈，无力解决，无处冲破。因此，在这样矛盾的社会中个人的命运注定是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华顿从无奈的现实世界延伸到了理想精神世界，现实世界充满了限定与矛盾，她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却有着无限的可能，而在她的精神世界——《纯真年代》中，一切又都归于虚浮。
小说中博福特一家人的命运浮沉，正是纽约社会新旧交替的缩影。小说开端博福特在以家世论尊卑、以门底排次序的老纽约是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没有高贵的血统，起初凭看雄厚的财力跻身上流社会。但他的地位并不巩固，一旦违反纽约社会既定的经商原则，就核无情地扫地出门。博福特个人命运的起伏代表了社会道德与门第观念对商业的约束。而在小说结局部分，博福特的私生女安妮重回组约，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作者在书中慨叹道：“在一个所有的社会微粒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的大万花筒里，某某人过去的历史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说结尾纽兰长子与安妮的联姻，代表着世纪之交新一代的生活方式，也表明了社会前进的步伐锐不可挡，在商业和门第的较量中前者已牢牢占据上风。商业的巨大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促进和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和裂变，也重新拟定了社会道德规范。
《纯真年代》中叙事节奏设置千变万化，充满了特色，让读者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华顿运用对比、预设、铺垫、强调、悬念等模糊修辞，成功地将两代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形成强烈地反差效果，使得整部小说张弛有度，节奏从容，使文章更有趣、可读性更强。
《纯真年代》主要情节发展是按照线性的叙事手法，在时距上交叉运用省略、停顿、概要等模糊修辞手法，常常延长或缩短叙事时间，模糊故事发展时间。这些叙事手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读者了解放事情节的前因后果和人物性格的变化特征，突出了小说的悲剧主题，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感染力，使一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引入入胜。
小说第一部结尾梅的电报是一个高潮。随着电报的来到，阿彻尔要作出最后选择，读者自然而然预想接下来应该写阿彻尔的矛盾。然而，华顿缩短了叙事时间，给读者一个大大的意外，第二部一开始直接跳到阿彻尔和梅的婚礼，省去了自收到电报至婚礼的日子，模糊中让读者去想象阿彻尔在抉择时的艰难、挣扎、犹豫、煎熬等等。而同样的模糊叙事手法在该部小说中频繁出现，再如小说最后，华顿刻意缩短叙事空间，在阿彻尔得知妻子梅怀孕之后，几乎直接跳到26年后，三个孩子已长大，阿彻尔已成鳏夫。省略了26年的婚姻生活点滴，模糊了26年的婚姻生活细节，让读者自己想象，让26年的漫长婚姻生活与埃伦相恋的短暂时光形成对比。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退想空间和悬念，预设出各种结尾。
除了延长或缩短叙事时间来安排情节的模糊修辞，停顿也是常用的模糊叙事时间的写作技巧。在这种模糊描写中，叙述在持续，叙事时间在流淌，而故事节奏停滞着，被模糊了。华顿在《纯真年代》中频繁使用停顿来描写或叙述故事情节、社会环境。例如，小说第一章中通过阿彻尔的内心独自，描写了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的埃伦。叙事中，发生在歌剧院里的故事被模糊了，几乎停顿了，而叙事时间在不断的流逝，埃伦的首次出场带给纽约上流社会的震动在发展。停顿中，给读者预设了埃伦与老纽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模糊停顿中为故事的悲剧主题做了铺垫。
小说结尾总是让人掩卷深思，难以忘怀，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和审美情趣，运用模糊修辞手法正好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小说虽然己结束，但读者的思维却没有中断，阿彻尔惆怅的想象调动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在强烈的思念驱使下，陷入虚幻想象的阿彻尔会否上前敲门？如果阿彻尔折身上前，又将受到怎样的对待、续写怎样的结局？这种模糊结尾法正是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省略中让读者凝望阿彻尔孤单的背影，对主人公寄高深挚的同情，虚幻中让读者对故事有着无边的想象、无尽的期待。
《纯真年代》（1920）是美国女性作家伊迪斯·华顿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短期内在欧美销售10万册以上，给其作者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和不凡的知名度。她还因此书获得1921年的普利策小说奖，成为第一位荣膺该奖项的女性。不过在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仅止于对老纽约精致浮华的社交圈的描绘和上流社会爱情故事的兜售，小说的畅销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商业的成功。
1920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书评》：“美国人可以写出《纯真年代》这样的书，值得举国同欢。”
伊迪丝·华顿（EdithWharton，1862-1937）是纽约一个名门望族琼斯家的女儿。和她的朋友亨利·詹姆斯一样，她在家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多次出国旅行。1885年她和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有钱的波士顿人爱德华·华顿结了婚。此人性格虽好，但他们却很少共同之处，几年以后，爱德华患了精神病，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离婚，从此以后，伊迪丝长住巴黎，直到1937年去世。
伊迪丝·华顿起初是为了排遣上流社会家庭生活的苦闷而开始写作的。她从1880年开始发表小说，1889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获得了意外的成功。1905年长篇小说《欢乐之家》出版，使她成了20世纪前二十年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1920年出版的《纯真年代》为她获得了普利策奖。她一共写了十九部中长篇小说，出版过十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大量的非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