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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祠(LePanthéon)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它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1814年到1830年间，它又归还教会。先贤祠中的艺术装饰非常美观，其穹顶上的大型壁画是名画家安托万·格罗特创作的。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绘画的主题改变，先贤祠具有了“纯粹的爱国与民族”特性。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安德烈·马尔罗、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截至2018年六月，共有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其中仅有11位政治家。
先贤祠，巴黎的Pantheon自然是年幼了许多，但若说到声誉，却是一点都不逊色。它始建于1744年，曾名为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当初是法王路易十五感主恩所设。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注定，建成之日教堂恰逢如火如荼的法兰西大革命。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世俗与宗教的影响皆消失殆尽。于是圣日内维耶大教堂抛弃了上帝，摇身变为“祖国和自由的祭坛”，并更名为“先贤祠”。之后几年间，革命家米拉波、启蒙思想巨人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灵柩，相继迁徙于此。这些启蒙与革命的子民，宣告了巴黎Pantheon作为世俗祠堂的开始。最初的感觉，有些许的失落。谈不上宏伟的先贤祠，淡灰色的身躯孤零零的栖身于一个狭小的广场里。在周围稀稀落落的行人、及古老的巴黎大学衬托下，空气中弥漫着一缕静穆的气氛。先贤祠正殿的门廊，是一排巨型的石柱；石柱之上，镌刻着一行铭文：“Auxgrandshommes,laPatriereconnaissante”（伟人们，祖国感念你们）。先贤祠的正厅与普通的教堂在结构上并无多大分别：不熄的烛火、空旷的大厅、还有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只是少了一排排的桌椅。巨型的墙画悬于四壁，其内容之于我还是颇为陌生。但有那么几幅，应是圣女贞德的故事。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手艺，把这明眸皓齿的少女在牧羊时期的恬静可爱、战争时期的庄严肃穆、临刑时的坚定决然表现得淋漓尽致。颇堪玩味的是那个仍在徐徐转动的福科（Foucault）钟摆。相传约一个半世纪前，正是在这前宗教圣殿、福科证明了地球的自传，若是上厅下的地宫，幽暗且无声息，若有若无的凉风使得我有些不能自抑的紧张。待到发现四周皆是游人、才慢慢归于平静。其实这儿的墓室、棺柩一点也不可怖。介绍里的名人照片、熟悉得仿如老朋友，让人不由自主地亲近。
栖身于先贤祠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条件非常苛刻。许多享誉世界的伟人，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笛卡尔，仍不得门路进入。即便是有幸入室的伟人、通常也很难觅到一个宽敞的位置。所以卢梭与伏尔泰堪称是备极哀荣。这两位思想家葬于显要的位置，并各自享有一个偌大的墓室。卢梭棺木上镌刻的“自然与真理之人”的谥语，伏尔泰的悼词也很简洁：“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法兰西人对启蒙思想巨匠的尊崇无以复加，因此两人的殊荣并不具有太多的奇怪。但卢梭恰巧与伏尔泰面对面，倒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两个生前的对头，死后却不得不长相厮守。置身于这般的场景，想象着左翼、平等、革命与右翼、自由、渐进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面面相对，仿佛触摸到了法兰西民族深处矛盾又谐和的灵魂。当然、这般神圣的地方、科学家也理当有一席之地。例如居里夫妇，以及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俭朴的墓室、简单的介绍、一如他们平实无华的品质。祠里深处，多是二人一室、四人一室。卢、伏二人不远处便安息着维克多·雨果，十九世纪法兰西较负盛名的文人、一个曾因反抗专制而流落他乡的斗士。种种一切均像极了他的室友、恰巧也是一位作家、且曾为德雷福斯鸣冤而流亡英陆的左拉。不知这是否就是法兰西人眼中雨果、左拉与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不同。可以引为佐证的是，先贤祠中还镌刻着很多寂寂无名爱国者的名字，例如一战二战捐躯的烈士。倘佯许久、感触良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长眠于此的伟人，没有华丽的言词、无需传奇的经历、却因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赢得了世人的崇敬。而许多当时的权贵富豪、富则富矣、贵则贵矣，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无人听闻。尊重先贤、是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品质。法兰西人因这些先贤而光荣，而这些先贤又何尝不庆幸生于这片土地。这些传统、中华民族虽是早已有之，例如孔庙、岳庙，但正所谓“与时俱进”。
先贤祠建筑平面成希腊十字形，长100米，宽84米，高83米。设计非常大胆，柱细墙薄，加上上部巨大的采光窗和雕饰精美的柱头，室内空间显得非常轻快优雅。沿着正面的一道台阶可进入这座圣殿的门廊。廊前有22根立柱支撑着三角楣。1831年，大卫·当杰斯在这块三角楣上创作了浮雕《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下面是著名的铭文：“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巍峨的圆顶笼罩了整座建筑。围绕园顶的底座装饰着一条考林辛式柱廊。建筑的正面仿照罗马万神庙（Pantheon即“万神庙”之意，故而有人称先贤祠为巴黎万神庙），本堂与侧廊之间，用华丽的科林斯式柱廊分割。由22根柱子组成的巨大柱廊耸峙在台阶上，柱高19米，配置方式奇特。柱廊上立三角形山墙（即“山花”），这是古希腊神庙正面的顶部特征，这里对山花的使用在巴黎还是第一次。檐壁上刻有著名的题词：“献给伟大的人们，祖国感谢你们。”山墙壁面上有著名雕刻家P·J·大卫·当热的大型寓意浮雕：中央台上站着代表“祖国”的女神，正把花冠分赠给左右的伟人；“自由”和“历史”分坐两边。这件作于1831年的浮雕是大卫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堂与侧廊之间的上部设计一反传统基督教教堂的作法，不用拱顶，而用带帆拱的扁平穹顶。中央穹顶是立面突出的部分，直径达21米，有三重结构。内层穹顶上开圆洞，空间直达中层穹窿，其顶离地近70米。1849年，物理学家傅科利用从穹顶上悬下的摆锤，完成了著名的证明地球自转的实验。穹顶外包铅皮，由高大的鼓座承托。鼓座外部环绕科林斯柱廊，由于柱身比例纤细而且根根独立，因此显得秀美有余而雄浑不足。
十八世纪时，国王路易十五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针对人们的规劝，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1744年，路易十五生了一场重病，命在旦夕。他在病中祈求巴黎的保护神圣吉纳维夫保佑，并且许愿，如果活过来，一定建造一座更加宏伟的教堂供奉她，以感谢上帝、感谢她。真的出现了奇迹，他活过来了。经过长期的筹备，1764年，他亲自为这座教堂奠基。可是他终于没有万寿无疆，而滔天的洪水也终于澎湃而来。1790年教堂竣工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路易十六全家很快就要被杀头，到处都在杀教士、毁教堂，圣吉纳维夫的骨灰也被抛进了塞纳河。幸运的是，这座还没有成为教堂的教堂没有被狂热的革命群众捣毁。革命权力机构“国民公会”决定把它改做纪念堂，安葬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革命先贤伟人，以鼓舞民众，集聚民气。欧洲的教堂本来就建有地下室以安葬圣人，这一部分是现成的。只要在地面部分稍加改造就可以让它还俗，就可以把这座封建帝王的宗教建筑变成为新时代的革命圣地。于是，就有了现代所见的先贤祠：大门正面，门楣上镌刻着几个大字，“伟大人物，祖国感恩”；下面的柱廊是表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浮雕；进入厅内，墙壁上和穹顶的油画不再完全是宗教内容，而主要描绘的是法兰西历史事件；正中本该是供奉耶稣的位置矗立着一组“国民公会”大型群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