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纪念自卫反击战的歌。原唱者徐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有宣传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他所在班全体战士壮烈牺牲,他孤军作战,出生入死,腿部重伤。中央电视台的军民联欢晚会上,与温柔美丽的王虹共同高歌一曲《血染的风采》。
1985年,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各高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徐良被选中。
“部队马上要换防到云南中越前线,我们去演出,我第一次感受到战前的肃杀气氛——团长一声令下,全团2000多名官兵齐刷刷脱掉军帽,全是光头,誓师上战场!”这是充满理想主义的1985年。还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徐良想参军了。
经部队和学校的层层审查,徐良终于成为一名军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开拔到越战前线,接着就是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
“每天1万米。战训的1万米和平时操场上的1万米不一样,跑的全是山地,根本没路。还得背着背包跑,你知道背包里是什么?砖头!一边8块,总共16块。最怕下雨,一块砖就能有3块重。下来抬腿过门槛,腿哆哆嗦嗦就是过不去。别管你多累,第二天摸爬滚打照样1万米。”按照规定,徐良是大学生直接入伍,专业又是音乐,领导想让他留在团部。他不干,坚决要求上前线。那时候,大学生直接入伍的士兵比较少,徐良是典型。“上前线打过仗,这兵才不算白当。不然我参军就为穿这身军装晃荡么?”就这样,大学生徐良上了前线。
1986年5月2日晚——一个让徐良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越军偷袭部队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
徐良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正在向下方移动时,敌军开始了对上方哨位的偷袭。徐良和战友们分析,敌军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袭击上方哨位,佯攻下方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徐良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对于下方的三道黑影就是3枪,3名越军全部倒下。
毫无疑问,年轻的徐良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越军已被全部击毙,站了起来。“上前线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越南人,亲手击毙了几个,太激动了,太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了。”越军的枪响了,徐良倒在土坎上。子弹射中的是左腿,没有打中骨头,却射断了股动脉。徐良当年的自述形容那血“不是往外流,而是往外喷!”醒来后,徐良躺在医院里。事后得知,他那3枪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被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军只有他一人受伤。而他之所以能躺在医院里,是战友们轮番抬着才穿过封锁线。
失血过多,拖延时间过长,导致徐良左下肢缺血坏死,不得不截肢。两个半月之内,他接受了9次手术,前后共用血26000毫升,“血管里都是战友的血”。
“腿是连根锯掉的,要是能留个10公分,也能装个假肢。”20年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徐良比划着,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烟。
突然间一条腿没了,当时的徐良没感觉什么,“战地医院里都是伤兵,缺胳膊少腿、双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来晒太阳,拐杖扔了一地。”直到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势必被改变的生理和生活。
“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医院陪了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我家住3楼,以前都是我举着70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俩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我能住得下去吗?”“孩子我几乎没抱过。孩子喊着爸爸扑过来,要是正常人,准是一手就把孩子抱起来了,可我双手拄着杖。”徐良说自己很少带孩子出去玩,都是妻子带着出去的。
不过,20年前,25岁的徐良无法体会到更多。那时,他是“英雄”——负伤不久,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参军大学生徐良英勇负伤;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接着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良隆重登场。
这一年,《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两本书同时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风采》开播,他因此获得“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
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20年后,徐良说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
“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1980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徐良笑了。
上春节联欢晚会,徐良并没觉得什么。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路过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回头一看,自行车都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车奔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连闯几个红灯,被交警拦下,一问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车站,更是让出租车直接开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岁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权的人还有特权。”他说了几组数字: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最多时一天4场,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个记者在家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很多到现在也还没打开。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像个小丑”。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腿怎么啦?一般都回答是车祸撞的。”波折的生活,留给徐良的是什么呢?“20年前,是遗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实;而现在,我成熟了。”吐了一个烟圈,徐良说。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
文章矛头直逼徐良。
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官司一审、二审,最终,徐良胜诉。但是,“影响已难以挽回”。此后,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几位朋友到娱乐场所吃饭,徐良在外面打电话,“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便“喊来几个朋友”,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不曾想,这几个朋友也参与了打斗,致对方一人死亡。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称: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磨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自己连骂一句都没有”、法律后来也证明自己没任何过错,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在此期间,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屋内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徐良说,那段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在总政治部拘留所“绝食了六天六夜”。
经此一事,徐良彻底进入“霜冻期”,在公开媒体上销声匿迹。但非议并没有停止。
不知何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章开始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峭壁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没死!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徐良一脸气愤和无奈:“等我见到这个‘北明’,一定要问问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恶毒攻击我,难道就为我唱红了《血染的风采》?”“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战友们还能经常相聚?”徐良说他曾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20年怎么写呢?
被部队关禁闭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
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没有细讲,只是说干好了,想把小儿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离婚后,2000年徐良又结婚并有了孩子。“不干点别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说。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间房子,并请了位保姆,“算下来每个月没5000元过不下去”。
“我现在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钱。参军20多年,住房公积金累积下来也只有8万多,在北京挖个洞都不够!”怕记者不明白“腿钱”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释了一下:“就是伤残费,以前每年96元,逐渐涨到目前这个数。”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我生活不规律,经常成夜成夜不睡觉,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别多。”怕记者误解,他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战友,各行各业的都有。”几年前,徐良学会了上网,但也仅限于用QQ聊天、浏览网页,而且“打字速度特别慢,是‘一指禅’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气并不怎么热,发福的徐良没走几步已经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虚。记者想搀扶他一下,被拒绝了。“我自己能行。”语气里似乎有些不悦,“像男人一样活着”是他的常用语。
他是开着一辆POLO过来的,拐杖放在旁边。POLO是为老婆买的,他以前开过一辆听说是朋友送的宝马。
徐良喜欢车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线临战训练时,就曾偷开军车溜出去,为此,受过警告处分。负伤后,有一次,又驾车从北京开到甘肃酒泉,后来还曾独自把车从广州开到北京。”“有一次,我开着一辆没挂牌的车在西安市溜达,被交警查到了:没挂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这个当车,当轮椅了。看我是个残疾人,交警最后没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恶作剧,徐良又坏笑了,有些得意。
采访结束,记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断敲击路面,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5月的北京大街时有美女经过,徐良皱着眉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路。